在中國，凡識得幾個漢字的人，無不知道唐代崔顥那首題名《黃鶴樓》的詩。也許全詩記不下來，但打頭的這兩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總是能掛在嘴邊的。
正因為這首寫黃鶴樓的詩，實在太家喻戶曉，太膾炙人口，結果，反賓為主，主次顛倒，倒不是這首詩，因樓而名，而成了這座樓，因詩而存。
想到這裡，也很為文人手中的那支筆，能起到這麼大作用而感到驕傲。在中國歷史上的文人，地位很不高，「九儒十丐」，與討飯花子名列排行榜之尾，讓人很不提氣。可詩人崔顥的這首詩，卻能夠使黃鶴樓屹立於武漢三鎮。雖然這中間，幾度滄桑，多次興廢，還休要看不起文人，正是這詩，才使黃鶴樓千年不倒。
詩只八句，其實好讀好記，「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清人沈德潛編《唐詩別裁》，對這首詩評價極高：「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則譽之曰：「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千古傳誦，深入人心，以致人們能夠習慣鶴去樓空的悵惘，而絕不能承受詩存樓無的遺憾。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修建武漢長江第一橋的時候，嫌蛇山的原黃鶴樓礙事，拆了。在很長的一段歲月中，武漢有黃鶴樓之名，而無黃鶴樓之實。拆樓以後，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並沒有動手重建，一直拖著，沒有說修，但也從來沒有人敢說一聲從此不修黃鶴樓。
最後，到底將樓修了起來，而且修得更堂皇。現在這座巍峨的仿古建築，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建起來的，成為武漢三鎮一個亮麗的景點，一個標誌性建築物。
在促成這座名樓再現武漢三鎮的諸多因素當中，應該看到，崔顥的詩，是起到了定盤星的作用。詩在，則樓必存。
文學，雖說是很小兒科的東西，但有時候，秤砣雖小，力撥千斤。
這首詩，即使在唐代，崔顥剛一落筆，不脛而走，很快就遐邇聞名，廣為人知。據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寫過「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的大詩人李白，登黃鶴樓後，突然湧上來賦詩一首的慾望，但見了崔先生的這篇作品之後，馬上打消了這個念頭。這就是李白的清醒了。他不像時下某些文人，儘管寫得十分狗屎，長篇不能卒讀，短篇令人反胃，散文味同嚼蠟，評論滿紙胡言，文集厚如城磚，都是隻堪墊腳、不配枕頭的垃圾書籍。
但這些名流大佬，自我感覺之良好，大言不慚之厚顏，也真是聰明過了頭以後，剩下的只有糊塗了。李大詩人雖是一個狂得「天子呼來不上船」的主，但他承認人家寫得好，嘆了口氣，說道：「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顥題詩在上頭。」然後向後轉，退出這場競賽。
但是，崔顥的詩，讓李白十分讚賞的同時，也啟發了他的詩興，當然也不排除有一點較勁的意思，這位唐代第一詩人，先後套崔先生的詩路，寫過兩首詩。第一首為約作於西元748年（天寶七載）的《登金陵鳳凰臺》：「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意猶未盡的李白，西元760年（上元元年），滯留江夏期間，又作了一首《鸚鵡洲》：「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大家巨匠不害怕重複別人，即使仿作，摹描的痕跡仍在，但卻因自己的才氣，而能寫出與崔作功力相敵、未易甲乙的佳構。儘管如此，李白的這兩首力作，終究壓不倒崔顥之絕唱。由此可見，崔顥的《黃鶴樓》，無論在當世，還是在後代，那在文學史上的不朽價值，是不由分說的，是毋庸置疑的，這才叫真正的傳世。
要沒有崔顥的詩，對不起，這座樓恐怕早就完了。
我們記得，在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的年代裡，曾經是世界古城中保留最完好的北京城牆，說拆不就拆了嘛！然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決定拆掉這座樓來修大橋的時候，許諾過，規劃過，說好了將來要修的，表明了這座樓的非同小可。之所以如此重要，我想，不在於它的建築學上的價值，說到底，是與崔顥這首詩有著莫大關聯的。
一首不朽的詩，使一座建築物安然無恙地流傳千古，哪怕拆了還得再建，證明了文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同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找到，八十年代的江西南昌，終於把燒燬了數百年的滕王閣重新建造了起來，那還不是因為初唐四傑之一王勃的文章嗎？如果不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滕王閣序》，我想南昌人不會興致勃勃地在舊址蕩平夷滅、歷史湮沒無考的情況下，重建一座滕王閣的。其實，滕王閣與滕王已無任何瓜葛，滕王何許人也，很少有人說得上來，不過借其名而已。
這個新建的滕王閣，不過是王勃閣罷了。他寫過的「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曾經唱遍中華大地。他的《滕王閣序》，能朗朗地背誦出來者，至今不在少數。文人在歷代統治者的眼中，確實是無足輕重的螻蟻之輩，但他們的筆墨，卻具有歷代統治者所無法撼動的永恆價值。文人的生命力，大多數時間內，都是很不經摺騰的，你不讓他死，只消你把刀舉得高高的，還未落到他的脖子上，他可能就先嚇死了。可文學的生命力，卻是白居易那首詩裡所寫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因此，黃鶴樓，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崔顥的詩而名。滕王閣，由於王勃的美文而耳熟能詳。岳陽樓，因為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岳陽樓記》而聞名遐邇。醉翁亭，經歐陽修的「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記》一文鼓吹，成為著名景點。「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的古戰場也因蘇東坡的詞與文，而被賦予了令人陶醉的色彩。至於杭州西湖裡的翠堤春曉一景，只是經做過太守的蘇東坡和白居易二位詩人所建築，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韻味。「東坡原是西湖長」，他生活過的潁州西湖、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如今都是遊覽勝地。所以說，文人筆下的山水，其實倒是對文人最好的紀念。他們的筆墨，一旦與風光糅合到一起，成為名勝佳跡，便是永遠也抹殺不掉的存在。
由此想到，對於文化名人的最好紀念，倒是應該在他們與山水的關係上做做文章的。
近年來，故居熱十分流行，將死去的名人和活著的名人，曾經居住過的房屋保留起來，曾經使用過的器物收集起來，曾經書寫過的原稿珍藏起來，其好意當然值得肯定。但一旦熱情過度，缺乏節制，不加遴選，標準不一的話，將名人擴大化，擴大到阿貓阿狗，便有氾濫成災的可能。令人深感不安的是，一些當代文人，包括活著的和死去的，也熱衷斯道，自己張羅，別人張羅，單位張羅，後代張羅，也教人大搖其頭。
如果因儲存一處現在被認為是名人，若干年後也許並不一定還是名人的房屋，對住房相對緊張的中國老百姓來說，成為不勝其煩的負擔的話，後人會不禁要問，有這個必要嗎？而反觀湊這份熱鬧的中國文人，才死了幾天啊，屍骨未寒，他們的尊姓大名，已經被人忘得乾乾淨淨，他們寫的東西，早就成了明日黃花。就算留他的故居在，留他的手稿在，留他寫作時用的鋼筆、鉛筆、圓珠筆在，留他那些早就該化成紙漿的作品在，可紀念館門可羅雀，展覽室蛛網扃戶，豈非莫大的諷刺？
我們知道，王維的應在陝西藍田的輞川別墅群，白居易在洛陽履道里的大宅子，司空圖在中條山王官谷隱居的休休亭，用今天的觀點看，絕對算得上是貨真價實的名人故居。但時光無情，千年以後，除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尚能附會存在外，其他的早已夷為平地，一點遺蹟都找不到了。
其實，宋代著名女詩人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早看透了這一點。他在《書洛陽名園記後》，從戰亂這個角度論說故居之未可長久：「唐貞觀、開元年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離亂，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
即或不發生類似狀況，建築物的存世期限，總是有限的。說到底，還是山水風光更長久些。對於名人來說，死者已矣，健在的若是想留名，還是學一學崔顥，寫出一首《黃鶴樓》來，那才是真正的永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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