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生於西元1711年，逝於西元1799年；
袁枚，生於西元1716年，逝於西元1798年。
這位皇帝比他早生五年，比他晚死一年，袁枚一輩子為乾隆的臣民，而乾隆酷愛收拾文人，對於前面提到的敢抗膀子、敢昂脖子的第一型別文人和不聽調教、不聽招呼的第二型別文人，有一種時不時要收緊骨頭，動不動要開刀問斬的特別嗜好，很可怕，很恐怖。所以，便可理解他寧可談吃談喝，不敢憂國憂民的緣由了。因為他只有一個腦袋，要是玩掉了的話，吃什麼也不香了。這大概就是袁枚為什麼好吃喝女色，好蓋房造園，好收藏古玩，好交友遠遊，非要做第三類文人的原因了。
《清史稿》對他的這些「好」，也有微詞，說他「喜聲色，其所作亦頗以滑易獲世譏」。
在中國的飲食文化之中，很少有像點樣子的典籍拿得出手，因為中國人吃得不講究，不光是「忙時吃幹，閒時吃稀，不忙不閒時幹稀搭配」的湊合對付，而是中國小農經濟的基本貧窮狀況，決定了溫飽問題之難以解決。家無隔宿之糧，一飽難求，如何侈談美食，人家會以為你是神經病的。除了曹雪芹那樣昨天的富家子弟，窮到「舉家食粥酒常賒」，尚有薄粥餬口，才耐不住在筆底下重溫昔日的美食，來一次精神會餐的。而對赤地千里的饑民來講，對枵腹絕粒的餓殍來講，想到的只能是如何造反，因為只有豁出一身剮，才不會餓死，只有當流寇，哪怕人食人，也強似倒斃在地頭上。餓肚子的人革命性最堅決，飽肚子的人才想到美食，而整個中國歷史，餓肚子的時候多，飽肚子的時候少。所以，魯迅先生很感嘆古籍中資料之匱乏，是與這樣大背景分不開的，飽且匪易，何從美食？
我於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裡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裡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且介亭雜文二集·馬上支日記》）
袁枚此人，生前身後，頗多訾議。獨他這本食譜，倒一直被視為食界指南，傳佈甚廣。據說，此書有過日文譯本，譯者為青木正兒。清人梁章鉅在其《浪跡叢談》裡，凡談及飲食，無不推介袁枚的《隨園食單》，認為他「所講求烹調之法，率皆常味蔬菜，並無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看來這本雖薄薄一冊，但極具文采的《隨園食單》，總算填補了中國飲食文化史上的空白。
唐朝沒有袁枚，我們不知道唐朝人吃什麼和怎麼吃；唐以前的朝代也沒有袁枚，我們更不知道那些朝代的人吃些什麼和怎樣吃。近人尚達先生專攻唐史，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對於唐代吃食，也只是轉抄前人記載而已。我們如今在古籍中看到的，諸如「餺飥」「」「焦」「餶餔」「不託」「胡餅」等唐代食物，當時在長安街頭，大概是可以隨便買到的小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很難有行家說出個子午卯酉了。再如宋代蘇軾，這也是個美食家，東坡肉，就是他的發明。當他流放海南儋州後，思念中原飲食，遂有那段「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面，作槐芽溫淘，滲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鬥品茶」的佳話，這道頗近似西方人聖誕節火雞大餐的菜式，若是能像曹雪芹那樣寫他的「蓮葉羹」「茄鯗」，比較仔細地交代選用之材料，製作之過程；何以「溫淘」而須「槐芽」？何以「抹豬」必用「襄邑」？因何「炊香粳」而「薦子鵝」？因何「灌杏酪」而「蒸羊羔」？這些細節部分，如果留給後人更多的參照系數，也可以弄出賺食客鈔票的，如同紅樓大宴一樣的東坡大餐呀！
但袁枚能寫這本《隨園食單》，這真得感謝乾隆皇帝，要不是他一個勁地壓迫文人，那麼狠，那麼毒，到了趕盡殺絕的程度，弄成萬馬俱喑的局面，也許袁枚不會花四十年工夫，念茲在茲地寫他這本飲食大全了。袁枚生於「盛世」而未殺頭，是其幸，但碰上乾隆，他只好風花雪月，大談飲食之道，是其不幸。
據《清史稿》，袁枚「幼有異稟。年十二，補縣學生。弱冠，省叔父廣西撫幕，巡撫金見而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遂疏薦之。時海內舉者二百餘人，枚年最少，試報罷。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知縣江南，歷溧水、江浦、沭陽，調劇江寧。時尹繼善為總督，知枚才，枚亦遇事盡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
於是，西元1748年（乾隆十三年），才三十出頭的他，遞上一紙辭呈，棄官不幹了。
仕，就是為官。學而優者謀官，學而不優者也要謀官。職位小者要謀大官，級別低者要謀高官，待遇差的要謀肥官，官聲微者要謀名官。於是，文人基本上就這樣三種心態：一、想方設法做官；二、做上了官的要固官、保官；三、做久了官者還要防著罷官、丟官、免官。至少在封建社會里，官是中國文人的命根子。
哪怕當個小組長，領導三五小卒，也能從那高高在上的感覺中，獲得精神上的最大享受。因此，文人之謀官求官，都到了病態的程度。像袁子才這七品官做得正來勁的時候，自己炒了魷魚，這是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難以做到的一種割捨。
第一，他做了官；第二，他官做得不錯；第三，他為官的這些地方，都是江南富庶縣份；第四，應該說不是無關緊要的一點，兩江總督對他相當賞識器重。這個尹繼善，就是《隨園食單》裡提到的，「自誇治鱘鰉魚最佳，然煨之太熟，頗嫌重濁」的尹文端公。看來，一個縣長能跟一個省長同桌吃飯，也許不以為奇，但是這兩個官員，能夠坐在一張桌子上，切磋廚藝，顯然關係非同一般。儘管如此，袁枚急流勇退了。
袁枚為官9年，32歲時辭職回家當老百姓了。由此可以看到乾隆年間那嚴酷的文化統治，對詩人所產生的噤若寒蟬的效應。所以唐之出現李白，宋之出現蘇軾，因為那樣的時間和空間的外部條件下，尚留給天才生存和發展的一線生機，而嗣後的元、明、清，即使李白轉世，蘇軾再生，也恐怕如袁枚，振作作詩，唯恐惹禍，老死牖下，心又不甘，既沒有勇氣反抗，也沒有膽量造反，只能做一個從生理到心理、從精神到肉體被閹割的文人，苟且而已。儘管頂頭上司是如此賞識他的兩江總督，他也感到「煨之太熟，頗嫌重濁」的官場，不是久待之地，於是，「引疾家居」。
大概稍晚半個世紀，俄國的普希金（1799—1837）、萊蒙托夫（1814—1841），德國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國的拜倫（1788—1824）、雪萊（1792—1822）這樣偉大的詩人，即將走上世界文學的舞臺，產生出世界級的影響；而才華天分不弱於這班大師巨匠的袁枚，一生被這位文字獄皇帝罩著命門，只有沉淪一道。他終生在乾隆淫威的陰影下，用本該寫出石破天驚作品的力量，來搞這樣一本聊勝於無的吃喝之書。你說，在文字獄大門敞開著，像張開的吃人虎口前面，他還能幹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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