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強弱，以宋為分界線，趙宋王朝的理學禁錮、禮教桎梏、人性壓抑、思想束縛，種種意識形態的整肅，將中國人的生氣、活力、創造性、想象力、開放心態、寬容胸懷，統統鉗制得往木乃伊的方向發展；將漢、唐以來那種萬物皆備於我的主人公姿態，敢於擁抱整個世界的大志氣、大雄心，敢於追求精神和物質上的大豐富、大滿足，敢於昂首於天下、囂張於宇內的大氣魄、大手筆，統統壓榨進死氣沉沉的棺材板中。木乃伊與瀟灑是不共戴天的死敵，而無論什麼人，在棺材板中也絕對瀟灑不起來。所以，宋以後，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瀟灑者，便很稀見了。因此，詞典解釋「瀟灑」一詞，通常舉唐代李白《王右軍》詩「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為例，這一個唐人，一個晉人，才是令人嚮往的瀟灑風範。而隨後經歷了宋之閹割，元之去勢，明之幽闢，清之自宮，中國文人連「雄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還有什麼瀟灑可言？
於是乎，像張岱這樣一位名士，文學史上最後一位真正的瀟灑人物，便值得刮目相看了。
西元1644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不知該朝誰磕頭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動亂年月。在北京城，首善之區，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著小雪，朱由檢吊死景山，四月三十日，玉蘭花開得正歡，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陰霾的天氣裡，福臨登基。大約在半年的時間內，死了一個皇帝，跑了一個皇帝，來了一個皇帝。生活在衚衕裡的老百姓，對這走馬燈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夠用了。
磕頭，並非中國人的嗜好，而是數千年封建統治的結果。國人這種必須要用磕頭的方式，向登上龍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實的毛病，也是多少年無數經驗總結出來的結晶。因為，老百姓有他的算盤，國不可一日無主，如果無主，勢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對老百姓所帶來的災難，要比沒有主更禍害，更痛苦。因此，有一個哪怕不是東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強。所以，京城百姓，在這半年多時間裡，不管三位皇帝，誰先來，誰後到，誰是東西，誰不是東西，都乖乖地山呼萬歲，磕頭連連。
文人，有點麻煩，麻煩在於他們是這個社會里有文化的一群。因為有文化，就有思想，因為有思想，就有看法，因為有看法，就有選擇。那麼，他必然自問：第一，磕不磕？第二，向誰磕？所以，在這改朝換代的日子裡，文人們比無知百姓多了一層煩惱，頭是要磕的，可怎麼磕，成了問題。
即使一家雜貨鋪，半年之中，接連換了三位東家，店裡的夥計能無動於衷嗎？雖然說，誰來都是老闆，雖然說，不管誰來你也是夥計。但是，老東家朱由檢，新東家福臨，半路上插一腿的過渡東家李自成，對當夥計的來說，就產生了疑難，一是感情上的取捨，一是認知上的異同。可想而知，對於匆匆而去、匆匆而來的三位皇帝，衚衕裡的老百姓，只消磕頭就行了。而文人，有的磕得下這個頭，有的磕不下這個頭；還有的，也不說磕，也不說不磕，給你一個背脊，介乎磕和不磕之間。所以說，這一年的北京，做老闆難，做夥計又何嘗不難呢？到了該籠火生爐子的季節，中國文人面對著磕不磕頭的這張試卷，再不做出答案，恐怕日子就不好過了。
政權就是老闆，文人就是夥計，任何社會都是這樣的一種契約關係。雖然，大家羞於承認這一點，但大家也不否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事實就是如此，中國文人，不過是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間接地從統治階級那裡討生活罷了。包括那些口頭革命派，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派，也包括那些不拿人民幣而拿美元和歐元的西化鼓吹派，說到底，都是給人打工的夥計。老闆開腔了，現在我是掌櫃的，你要服我的管，聽我的話，如此，你就可以留下來；否則，對不起，我就炒你的魷魚，讓你捲鋪蓋走人。如果真是一家雜貨鋪的老闆，這樣的狠話，也許不必放在心上，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可大清江山，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你到哪裡去？明末清初，有多少中國文人，想徹底逃脫必須交卷的命運，也就僅有一個朱舜水，浮海去了日本，免除磕頭的煩惱，絕大多數文人無一例外地皆要面對這道難題。
俗語「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不知典出何處，但卻是中國舊時知識分子奉為圭臬的箴言。加上北宋時期的《神童詩》「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再加上宋真宗的《勸學詩》，這就像孫悟空腦袋上的緊箍兒一樣，使得封建社會里的中國人，從啟蒙識字那天開始，就將自己將來給誰打工、為誰效力、看誰臉色、朝誰磕頭，都基本定向。而且，也像「俺老孫」一樣，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輩子在怪圈中打轉。
中國文人，在宋以前，還能保持一點自己，在宋以後，基本上就沒有了自己。當然，也有的人不那麼甘心，想有一點自己，那麼被打屁股、被砍腦袋，便是註定的命運了。
可憐啊，當時的中國文人，就只好一分為三：第一種人，磕頭的順服者；第二種人，不磕頭的抵抗者；第三種人，讓他磕，不得不磕，能不磕，絕對不磕的既不順服也不抵抗者。
我們知道，大明王朝第一個剃髮磕頭的武人，為吳三桂，準確日期為1644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時分，準確的地點為山海關老龍頭軍前。而大明王朝第一個剃髮磕頭的文人是誰呢？好像應該是錢謙益，然而不是。這位領袖文壇的扛鼎人物，這位有頭有臉的大明官員，是在吳三桂剃頭後一年，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清軍過江，進入南京城時，將自己頭上的白髮剪掉，以示順服。這位前朝的東林黨人，首輔候選，晚明第一號種子作家，其實是一個不大耐得住寂寞的文人。不過話說回來，又有幾多文人能耐得住寂寞呢？牧齋先生認為自己，既然胡服左衽地降清了，還不如索性豁出去為新朝大幹一場，也算有失有得吧！隨後，順治三年，來到北京，給福臨磕頭來了。立授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著實的滋潤。他這一帶頭，一示範，不打緊，如吳梅村，如龔鼎孳，前有車，後有轍，也一一剃了發，排在後面向新朝磕頭。這樣，凡有奶便是孃的中國文人，凡光棍不吃眼前虧的中國文人，凡在前朝不得煙兒抽的中國文人，都走錢謙益這條路。這第一種人，佔了文人的大多數。
中國文人在非要你買賬、不買賬就要你好看的老闆手下，通常都將磕頭，列為首選的生存方式，這絕對是中國文人的聰明了。這聰明來得不易，是以千百年來紛紛落地的人頭為代價而得來的。儘管這是一份苟且的聰明，難堪的聰明，你可以鄙視，你可以看不起，但大多數文人站在老闆面前，這其中包括你、我，想到腦袋沒了，其他一切也跟著完蛋時，會選擇這一份聰明的。
不過，大多數文人聰明了，不等於所有中國文人都採取這種聰明的活法；還是有不聰明的文人，偏要做不買賬的第二種人。一般情況下，不買賬，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卻難。因為，得罪老闆，至多將你開革；得罪皇帝，那是要砍你腦袋的。但即便如此，如張煌言，如陳子龍，如夏完淳……這班不怕死的硬骨頭，刀橫在脖子上，也絕不下跪。膝蓋不彎，當然也就磕不了頭。他們不但不剃髮留辮，不但不磕頭效忠，還要糾集人馬，舉刀執矛，進行反清復明的抵抗運動，堅決抗爭，決不投降。這第二種人，在中國文人總數中，只佔極小比例，但卻是應該得到格外的敬重，要沒有這些脊樑骨支撐著，中國文人豈不全是軟殼雞蛋了嗎？
接下來，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間的第三種人了，如黃宗羲，如顧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隱姓埋名，匿跡銷聲，乾脆遠走他鄉，遁逃山林，在那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一方面，自食其力，種田餬口；一方面，苦心研讀，潛心著述。統治者的網羅再密，也有鞭長莫及的死角，於是，也就不用朝誰磕頭。在這個佇列中間，排在第一名者，非張岱莫屬，首先，他年事高於黃、顧、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亞於錢、吳、龔等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的風流倜儻，他的奇情壯採，確是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夢憶》一書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老人輒自喜。」由此可知張岱盛時，不但山陰裝不下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聲名，羨其華腴，慕其文采，效其瀟灑而從者如雲的。那時，資訊極不發達，訊息相當閉塞，這位大名士卻有如此眾多粉絲捧場，可見其聞名遐邇。他在《閏中秋》一文中說到他的一次聚會：「崇禎七年閏中秋，仿虎丘故事，會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攜斗酒、五簋、十蔬果、紅氈一床，席地鱗次坐。緣山七十餘床，衰童塌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為雷動。」從他舉辦的這次「嘉年華」會來看，這位大名士之大手筆，之號召力，之能折騰，之出風頭，可想而知。
做名士，是風光的，可到了老闆更迭、皇帝輪換之際，名士腦袋大，更是明顯的目標。黃宗羲屢戰屢敗，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去了，顧炎武舉事不成，到鄉野間覓室苦讀去了，王夫之知事不可為，隱遁湘西潛心著述去了。而這位江左名士，走又走不了，躲又躲不成，他只有採取這種與新朝既不合作，也不反抗；與當局既不妥協，也不頂牛的龜縮政策。實在無法背過臉去，必須面對這個絕不心悅誠服的皇帝，怎麼辦？或假做磕頭狀，儘量敷衍；或磕下頭去，卻不認賬。這樣，第一種人覺得他不省時務，不知大勢所趨；第二種人覺得他同流合汙，缺乏革命氣節，他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他比第一種人，要活得艱難，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臉面，不能太無恥；他比第二種人，要活得艱險，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頭顱，別撞到槍口上。於是，閃躲、避讓，免遭沒頂之災，游離、迴旋，終成漏網之魚。三十多年下來，活得是多麼不易。然而，他居然活下來了，那就更不易。而他是一位眾所周知的名士，則是尤其的不易。
話說回來，也不是隨便一個阿貓阿狗、張龍趙虎之流，就可以稱得起名士的。《世說新語·任誕》載王恭的一句名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看來，名士在中國，有著長遠的歷史。也許魏晉時的名士，只需有點酒量，背得出幾句《離騷》即可。經過南北朝，經過唐宋元明，名士，就不是隨便拎一個腦袋，可以充數的了。
真正的瀟灑，是文化、精神、學問、道德之長期積累的結果，是智慧、意趣、品味、見識之諸多素質的綜合，是學養、教養、素養、修養之潛移默化的積澱。所以，你有錢也好，你有權也好，可以附庸風雅，無妨逢場作戲，但一定要善於藏拙，勿露馬腳。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隊，全然叫絕，說你酷斃了，秀透了，你也千萬別當真。以為自己就是真瀟灑，大瀟灑，而忘乎所以，那可要讓人笑掉大牙的。
第一，你得有真學問；第二，你得有真才情；第三，你得有真名望。有真學問，世人打心眼裡佩服；有真才情，同行不得不心服；有真名望，官府輕易不願拿你是問。
張岱《又與毅儒八弟》信中說：「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盡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心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這封信說明一個道理，一個活在他人影子下面，一個失去自我的文人，也是無從瀟灑得起來的。
這就是在精神上不羈於凡俗的名士風度，這就是在文學上不追隨風氣的獨立人格，這就是「胸中自有百萬兵」的篤定和自信，這就是在烏天黑地、伸手不見五指的混沌矇昧中，不至於找不著北的清醒和鎮定。只是可惜，時不我與，具有如此大家風範的張岱，也唯有於淹蹇中埋沒終身。
西元1644年，按天干地支排，為甲申年，中華大地慘遭一劫，先是李闖王進城稱帝，後是順治帝正式登基，遂徹底改變了社會秩序，打亂了生活節奏。這年，張岱47歲，行將半百，是他一生的轉捩點。「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一個從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鼎盛巔峰，跌入冰天雪地、四視皆空的萬丈深坑的人，居然沒自殺，沒上吊，憑一絲弱息而能堅持過來，生存下去，我們便不能不為這位從未吃過苦頭卻吃了大苦頭的張岱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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