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貞元十八年（802）五月，時值仲夏，風光明媚，初露頭角的韓愈，作華山遊。
那年，他35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好年紀，何況剛剛拿到太學裡的四門博士委任狀，情致當然很好。雖然四門博士，約相當於今天的研究員，在冠蓋滿京華的長安，屬較低職位，不為人待見。正如時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標出「一級作家」字樣，會有人因此將他或她當作一盤菜嗎？不過，京師官員的身份，對一個苦熬多年的文士來說，也算討到一個正果。做一名公務員，唐時和現時差不多，在有保障這一點上，總是值得欣慰的事。
他從唐貞元二年（786），來到京師應試。那是當時的全國統考，要比當下的高考難上十倍，他用六年工夫，一連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孫山告終。直到唐貞元八年（792）第四次應試，老天保佑，得中進士。隨後，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謀官，因為中了進士，不等於就可以到衙門做事，還要參加遴選官員的考試，考上以後，成為公務員，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舉，一方面要有學問，一方面要靠關係，後者比前者甚至更重要些。韓愈是個弱勢考生，一無門第背景，二無要人薦舉，不過他有性格倔強的一面，相信自己的本事，三次參加吏部博學鴻詞科會試，結果三次撲空。不認輸的韓愈接著上書宰相，陳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還是信未送達，寫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來命也運也，難以強求，失望之餘，退而求其次，便設法到地方上，謀一份餬口的差使。
正好，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觀察推官。後來，董晉病故，他又轉到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屬下任節度推官，不久，張建封也病故了，不走運的韓愈連一個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幹不成，只好回到洛陽賦閒。總而言之，從貞元二年到貞元十八年，他有一首《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的詩，其中一句「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讀來十分辛酸。不過，文學講誇張，詩歌講比興，難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韓愈的日子不算好過，確是事實。所以，韓愈這一生，怕窮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窮文》，大談窮鬼之道。金代王若虛諷刺過他：「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還奇怪他：「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韓愈發達以後，很會摟錢，漸漸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劉禹錫這樣形容：「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稿酬之高，駭人聽聞，但有了錢的他，為人也好，為文也好，仍舊哭窮不止。
現在，已查不到他怎麼謀到四門博士這位置的，但可以查到「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欲率其徒伏闕下，請愈為博士」（見《年譜》）這樣一條花邊新聞。看來，他有群眾，他有聲勢，甚至還有輿論支援，說明他頗具能量，挺能折騰。竟然蠱惑國子監的師生一眾，聚集紫禁城下，伏闕示威，要挾最高行政當局，必讓德高望重的韓先生來教誨我們，不然我們就罷課罷教。學運從來是讓領導人頭疼的事，也許因此，韓愈得以到太學裡任四門博士一職。這說明十六年他漂在長安，混得不錯。窮歸窮，詩歸詩，苦歸苦，文歸文，聲望日高，人氣頗盛，否則，眾多太學生也不會成為他的鐵桿粉絲。
一個有才華的文人，不使勁折騰是出不了頭的，韓愈的一生，證明這是條真理。話說回來，你沒有什麼才華，或者有點子才華也不大，還是不宜大折騰，因為要折騰出笑話來的。同樣，你確有才華，確有本事，你要不折騰，對不起，你就窩囊一輩子吧！在整部文學史中，所謂的文壇或文學界，無論過去、現在、將來，總是一塊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充滿矛盾和進行鬥爭的地盤。凡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失去，無不保守求穩，循規蹈矩；努力壓住後來者的腦袋，不讓他們出頭；凡未得利益者，因為沒有什麼好失去的，無不劍走偏鋒，創新出奇，想盡辦法，使出吃奶的勁，踢開擋道者，搬開絆腳石。看來韓愈成功的「葵花寶典」，奧秘就在於他始終以先鋒、新潮、鬥士的姿態出現。
應該說，要想在文壇立定腳跟，要想在文學界發揚光大，第一領先，走前一步；第二創新，與人不同；第三折騰，敢想敢幹，這是生死攸關的說不上是秘訣的秘訣。哪怕用膝蓋思索，用腳後跟思索，也該明白，延續前人的衣缽，前人的影子會永遠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沒準能夠開闢自己的蹊徑。一個人，即使對自己的親生父母，也不會甘心一輩子扮演乖寶寶的角色，何況有頭腦、有思想、有天賦，因此不安於位的文人呢？所以，一個青年作家，若總唯唯諾諾於文學大師，點頭哈腰於資深前輩，鞠躬如儀於理論權威，燒香拜佛於文學官員，是絕對不會有出息的。不敢說不，不敢逆反，跟著一幫文學木乃伊走下去，結果成一具文學殭屍，那是必然死定了的事情。
在韓愈之前，有一個叫陳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職，頗受武則天賞識，授麟臺正字（相當於國務秘書）。因他見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為獨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關過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遺，也曾一抹到底解職歸鄉，將他拋棄，最終，詩人竟遭到一個小小縣令構陷，瘐斃獄中。死時只有四十多歲，實在令人惋惜。當初，他從四川射洪來到長安為官，這個慷慨任俠、風流倜儻的文人，很快成為那些活躍的、時代的、風頭的、逆反的、非殭屍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長安很大，比現在的西安大十倍，沒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實行戒嚴，這一夥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廝混在他身邊。陳子昂不甚有錢，但敢花錢，這與韓愈有錢還哭窮正好相反，經常邀朋聚友，高談闊論，文學派對，座無虛席，或評彈文壇，或刻薄權威，或笑話同行，或索性罵娘。因為，初唐文人仍舊宗奉「梁陳宮掖之風」，駢文統治文壇，而為唐高宗文膽的上官儀，以宮廷詩人的身份，所寫的輕靡藻麗的詩篇，竟成為時人競相仿效的「上官體」，流行一時。陳子昂相當惱火，什麼東西，老爺子這種「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玩意兒怎麼能夠大行其道呢？於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熱之餘，拍案亂噴狂言，對主持文學領導層面的要員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薊北臺，朔風呼嘯，山海蒼茫，天高地闊，心胸豁朗，這是陳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絕對欣賞不到的大氣派、大場面。他馬上想到當時那種很不提氣、很不給力的花裡胡哨、空洞無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頹的文字，馬上想到承繼著六朝以來，駢偶浮豔、華而不實、毫無生氣可言的文風，馬上想到這一切與盛世王朝絕對相悖的文學狀況，馬上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結論。在這樣的大時代裡，讀不到震撼靈魂、振奮人心的大塊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於是，脫口而出，寫下這四句名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首詩幾乎無人不知，解釋者也其說不一，其實，陳的這首弔古傷今的《登幽州臺》，並無悲天憫人之意，而是充滿著詩人對於當時文學走入絕境的憂慮。這四句詩，是領風氣之先的文學呼喚，具石破天驚的警醒意義，從此揭開唐代文學運動的序幕。
韓愈有一首《薦士》詩，其中一句「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認為陳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學改革的先鋒。從陳子昂到韓愈，約一百年間，嘗試文學改革的人士，絡繹不絕。包括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閣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駢文啊，即使這樣一位大手筆，他也認為唐代文風，沒有什麼起色，「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讓他感到沮喪。同期還有蕭穎士、李華、顏真卿、元結諸人，用散文寫作，推動改革。但改駢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氣候，有什麼辦法呢？文學老爺的厲害，就在於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動他，比撼山還難。上官婉兒的祖父，除了武后能收拾他，一幫文學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韓愈打出復古旗幟，加之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翱、皇甫湜等志同道合，才終結了宋齊梁陳以來的軟文學。
軟文學並非絕對不好，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總是要與時代的發展同步，它倆是命運共同體，兩者有時吻合一點，有時疏離一點，但背道而馳是絕不可能的。時代變了，文學也得變，辛亥革命以後的五四運動，取白話文，去文言文，這一場僅僅是書面語言的改變，竟比民國後剪掉辮子，更讓國人震動，這也是時代變了，上層建築勢所必然得去適應；同樣的道理，當下中國讀者為了期待與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相匹配的偉大作品，而恨鐵不成鋼地鞭策當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學癟三，製造出無數的文學垃圾，如陳子昂一樣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地大放厥詞，話也許不甚中聽，但催促我們這個民族的壯麗史詩產生，期待我們這個國家的鴻篇鉅製出現，熱忱之心，情急之意，是應該得到理解的。
現在來說攀登華山的韓愈本人，他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8），逝於長慶四年（824），享年五十七歲，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後遷孟津（今河南焦作孟州市）。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諡文，又稱韓文公。他還有一個不見諸典籍的響亮頭銜，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唐宋兩朝，乃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文人如滿天星斗，璀璨奪目，作品如大海湧濤，波瀾壯闊。就在這成百上千的傑出人士中，選了韓愈、柳宗元、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八位為大家，這是何等崇高的褒譽？我們知道，諾獎每年一個，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選了這八位，平均下來，每一百年才有一位，這就意味著八大家的每一位，等於得了一百個諾貝爾文學獎。首席韓愈，成為「百代文宗」，也就順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國人的記憶裡。
如果你問任何一箇中國人，你讀過古文嗎？如果他點頭，這就意味著他知道韓愈，知道唐宋八大家，這是稍通文化的中國人最起碼的文學常識。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外國人，你知道諾貝爾獎嗎？如果他點頭，你要是讓他一口氣，不查資料，不點谷歌，能說出八位獲獎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計張口結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始自明代，有一個叫茅坤的選家，編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鈔》，將韓愈名列領銜位置，一直為世人所首肯，延續至今，無人異議，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來，追求不朽，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一些還健在的、有點子成就的作家，一些剛逝世的、有點子名望的作家，便來不及地在家鄉蓋廟建祠，樹碑立傳，香燭紙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其實，文學史這把尺子，以數年計，以數十年計，而不是數百年來測量不朽，往往是不準的。新時期文學三十多年以來，從轟轟烈烈，到一蹶不振，從光芒四射，到了無聲息，一串一串的大師，一齣一齣的鬧劇，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們大家躬逢其盛、親眼看見過的。
如今，已成為廣東潮州的一個景點的韓祠，又稱韓文公廟，卻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學大師的廟，到隔朝宋代才修，說明古人對不朽一詞的慎重。這座宋真宗鹹平二年（999）興建的廟，離韓愈逝世的唐代長慶四年（824），已有175年的時間跨度。是真金白銀，是廢銅爛鐵，是騾子，是馬，經過近二百年的過濾沉澱，朽或不朽，自有公論，板上釘釘，毋庸置疑。由此來看，肉眼凡胎的我們，對於同時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斷，難免有藕斷絲連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鬨、鼓吹、抬轎，雲山霧罩，撲朔迷離，薰蕕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讀者無所適從，莫衷一是，遠不如時間老人那樣看得準、看得透的。所以，在跟班和跑腿的馬屁簇擁下，在虛榮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紀念館以求不朽的同行，自封不朽，貽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話。再說，不朽又不是小籠包子，需要趁熱吃，至於那麼急著加冕嗎？！該不朽，誰也擋不住你不朽，不該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忠賢蓋三千生祠，最後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韓愈這個名字，之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其來有自，因他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蓋文學小廟者，可曾有創新、領先、走在時代前面，令文學面貌一變的努力，並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嗎？如果回答為否，這種一廂情願，以為樹一個牌位，掛兩張舊照，放幾本著作，存數冊手稿，就會永遠被後人記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運動，說到底，是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所以又稱之復古。不過，韓愈並非全盤照搬地復古，而是在繼承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散文文體。雖然他主張「破駢為散」，恢復兩漢以來司馬遷、揚雄的自然質樸的文體，但他更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辭」「言貴獨到」「能自樹立」「辭必己出」「文從字順」「惟陳言之務去」。然而，去陳出新，談何容易。所以，他在《答李翊書》裡說，創新是「戛戛乎其難哉」的事情，問題還在於新生事物，不但不會得到習慣勢力、保守思想的接納，更會被抵制、被非難，甚至受嘲笑、受打擊。但他堅信，只要能夠「處心有道，行己有方」，頂住壓力，衝鋒陷陣，古文運動的這場改革，在他看來，只要「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地堅守陣地，倒下再起，總是能夠盪滌浮華、掃盡豔麗，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韓祠建成以後，又數十年，對韓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蘇東坡，撰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現在，在潮州韓文公祠裡，還儲存著這塊碑石。其中贊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以及「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宋人司馬光在其《答陳司法師仲書》說到韓愈，有「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憊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於極致的讚美。
錢鍾書在《談藝錄》裡，對宋代高抬韓愈的現象，有過一番諷刺：「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
其實，北宋追捧韓愈，是一種必然，北宋立國以後，到真宗、仁宗之際，適與陳子昂《登幽州臺》問世時的唐代，從貞觀之治，到武后臨朝，同處於盛世光景的輝煌中。因此，對於前朝文學遺產的揚棄，對於當代新興文學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務。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學，除了綿軟無骨的花間詞，便是空泛無物的西昆體，可謂烏煙瘴氣，不成氣候，與前朝的「梁陳宮掖之風」，浮豔駢偶之文有得一拼。於是，以韓愈為樣板，歐陽修、尹師魯奮起撥亂反正，加之司馬光、王安石、三蘇、兩曾等的創作實踐，使文學重歸於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證明宋代散文的發展，要進步於唐。
北宋的詩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礙重重的程式中前行。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選了蘇軾、曾鞏一批務實的、不作花哨文字的新秀，而將時望所歸的好浮豔、尚華麗、講形式、乏內容的考生除外，因為他們的文章繡腿花拳，華而不實。歐陽修本意，希望通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來促進一代文風的改變。結果，事與願違，開封城裡，竟引發了一場落榜考生鬧事的風潮。在官道上包圍住主考大人，興師問罪，幸虧當時不興扔臭雞蛋、摔西紅杮，否則，歐陽修真的吃不了兜著走。「及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囂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宋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許因為惺惺相惜的心理，深感唐代韓愈進行古文運動之艱難，出於同志式的知心、戰友式的敬意，筆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宋史·歐陽修傳》也將韓、歐一體而論：「文章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不過，即使在北宋，韓愈成為搶手的績優股，溢美誇飾，不絕於口的同時，也有清醒者，既認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馬光在《顏樂亭頌》中說：「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慼慼於貧賤如此。」譬如歐陽修在《與尹師魯第一書》中說：「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這就是歷史的視覺差距了，歷史看一個人，總是聚焦於忠奸賢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電子學上的柵極作用，年代愈久，光輝的部分愈被燭照，愈被強調；時間愈長，無關緊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虛無。
於是，後人只記住「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的韓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論」的其實「無異庸人」的韓昌黎。
韓愈一生，最有影響、最為風光的一件事，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復興古文運動；最為英雄、最為知名的一件事，為「忠犯人主之怒」的諫迎佛骨事件。唐元和十四年（819），佞佛的憲宗李純要將法門寺的佛骨，迎至長安，供人敬奉。出於捍衛道統，出於尊儒排異，或出於自我感覺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請，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為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見《年譜》），韓愈上《諫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李純閱後大怒，批示付以極刑。幸虧丞相裴度為之緩頰，保住了一條命，流放廣東潮州。
從此，人們記住了上書「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錚錚鐵骨，記住了那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悲壯詩篇，然而，並不在意他反佛闢佛的同時，卻與和尚們交往頻密。令人不可理解的，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裡，老衲出入門庭，小僧趨前奔後，而且據宋人朱熹說，那都是些酒肉無賴之輩，就不知這位非佛主義者韓愈所為何來了。到了潮州以後，又與一位名叫大顛的法師，結為莫逆之交，書來信往，甚為投契。欽慕之，服膺之，連蘇軾也認為韓愈的拒佛，「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所以，東坡先生為了他心目中一個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韓愈，斷然聲言韓的《與大顛書》，為偽作，「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
其實，人有長短，物有好壞，君子心裡有小人的因素，偉人身上有痞子的影子，高尚的人未必不卑鄙，而王八蛋也許並非一無是處，這才是一個真實的複雜世界。雖然，儒學原教旨主義者將復古重儒的韓愈，在孔廟配享的排位，列於孟軻之後，等同於聖人。但聖人並非完人，他被髮配到潮州以後，巴結，甚至馬屁大顛法師，是否期待這位大德高僧，影響那位佞佛的唐憲宗，而對他被貶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呢？按他當年「三書抵宰相求官」的臉皮厚度，未必會不存此心。
韓愈終於登上華山，在其《答張徹》詩中，有「洛邑得休告，華山絕窮陘」句，用他最害怕的這個「窮」字來形容他那次華山之行的路陘，可見對這次旅遊中想起來後怕膽戰的場面猶耿耿於心。那天，到達華山最高峰後，定睛環視，千峰壁立，萬丈深淵，立刻，頭暈目眩，魂飛魄散，整個人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顫抖不已，驚嚇得不成個兒。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山時，只看到腳前方寸之地，尚可勉為其難地行走，下山時，那腳下卻是命懸一線的生死之途，往下看，深不可測，往遠看，雲霧縹緲。稍一不慎，滑跌下去，連屍首都找不著。想到這裡，腿肚抽筋、渾身涼透的四門博士，哪敢再走一步。精神崩潰的他，完全失控，賴在山頂，竟放聲大哭起來。據唐人李肇的《唐國史補》：「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現在傳世的韓愈肖像，很是莊嚴肅穆，據五代陶谷說，弄錯了，那是南唐韓熙載的畫像。因為兩人都姓韓，都官至吏部，是真是假，姑置勿論。不過，如此一位準聖人，我還真是想象不出來，那一臉的眼淚鼻涕，該是一個什麼德行？
世界複雜，人更復雜，從出生到死去，自始至終，處於矛盾當中。因此，這個矛盾的組合體，有其長，必有其短，有其優，必有其劣。文人，只是多一點掩飾裝扮的功夫而已。所以，看人，要懂一點兩分法，而看文人的話，尤其那些大師，則必須一分為二，千萬別被他們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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