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的《在懸崖上》發表後，接到在電影學院要畢業還沒畢業的董克娜的電話，約我去談談。意思是要我把它改為電影劇本，他們作為畢業論文來拍片，後來桑夫同志又來約，說北影會拍得更好。但我對電影把握不大，興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時結婚不久，住在西單大院衚衕。我去時他正享受天倫之樂，就揹著小女兒，拉著大女兒跟我談話。聽說丹娣如今也做了媽媽了。我不知二小姐長大後的性格如何，小時給我的印象是十分可愛卻頗欠文靜。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斷地笑和叫，有時還加上跳！我們倆在她震耳的歡笑聲中費勁地談了一晚上。宗江聽她的叫聲像聽交響樂，精神更能集中，思維更加敏捷，聽完我訴說後極力鼓勵我寫，還在二小姐的伴奏下為我出點子，指出小說中哪些細節閱讀起來雖有趣味，但無法用視覺藝術表現，並教給我如何改成可視形象。就這樣我也還下不了決心，過了好久都沒動手。

1957年4月30日這天大清早，接到黃宗江一通急電：「喂，小鄧，你上我這來一趟好嗎？」

「什麼事？」

「來了再說。」

「多咱去？」

「吃了點心就來，越早越好。」

我當時正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築公司深入生活，連住也住在南禮士路的公司裡。這時，宗江住在雙柵欄。騎車到了西單，看看時間尚早，我先去同春園吃早點，然後又故意在報攤上磨蹭了一會才去雙柵欄的黃公館，我進屋時他正坐在床邊發愣，不光還沒洗臉，連襪子也還沒穿。我說：「看樣你才起來，那剛才的電話是……」他說是早上想起這事給我打了電話，打完電話他又回來躺下了。

他一邊忙活一邊神聊，話卻不談到正題上：「趙青從舞蹈學校畢業了，想替她找個師父學點傳統舞蹈，你說找誰好？」我說：「當然是韓世昌。你看看他的《學舌》《鬧學》《遊園》那身段，那臺步，那……」他說：「我們也想到他了，可滿城爭說《十五貫》之後，崑曲的行情見長，韓先生正籌建北方崑曲劇院，怕是沒工夫教徒弟。我們想找小翠花，你以為如何？」我說：「那也好，《紅梅閣》的魂步是一絕呀。於先生最近倒是總閒著。」他說：「對，趙丹正在北京，今天他們就決定這件事。」我問：「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他喝了口牛奶說：「沒關係，找你來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請客。」

祖光我倒是認識，他常騎著英國飛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這兒來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對門，總碰見祖光上廁所，他總不會為這個請我吃飯。

我就問：「祖光請誰？」

他說：「請趙丹他們。」

我說：「那我去幹什麼？」

他說：「趙丹想拍你的‘懸崖’，要跟你談談。他明天就回上海，沒工夫單獨約你了，咱就湊一塊去談，他們談趙青拜師的事，咱們談劇本的事，各行其是，兩不耽誤。」

「人家不是要吃飯嗎？」

「咱跟著吃唄，反正祖光花錢。」

「晚上吃飯現在就去？」

等他漱口，淨面，剃鬚，熱奶，沏茶，著裝，登履，升冠……這套忙完，就將近中午，天安門前已經人山人海。我倆在人堆中鑽空子前進，走到新華門對面就再也走不動。只見畫家彭彬擠在人群中翹首相望，眼睛盯著天安門方向。我們就湊過去閒聊。過了半個多小時，從那邊傳來歡呼聲，又過15分鐘，近處人頭開始轉動，前邊的人往後退，後邊的人往前湧，隨後就看到毛澤東跟伏羅希洛夫兩位站在一輛敞篷車上緩緩而來，車經過處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歡迎……」但並不整齊——那時距「文化大革命」還有好些年，還沒定出歡呼致敬的儀式和規格。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場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主席萬歲！」，還把腳踮得更高些瞻仰領袖的風采。誰知離我們還有數丈遠時兩位卻坐了下來，車子也加快速度，拐彎進了新華門。儘管兩位都是巨人，坐下後人們也還是看不清楚。我跳起來看了一眼二位領導的後背，就退到後邊去休息。人散開後我們繼續前進，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點鐘，宗江說：「中午咱們省了一頓，這晚飯還不知什麼時候吃上，咱先吃點什麼墊補墊補吧。」就到東單三條口，吃了頓奶油炸糕，到帥府園吳府時離吃晚飯時間不遠了。

祖光家裡好熱鬧，一進門就聽見滿是上海閒話，吳依軟語。黃宗英、上官雲珠、趙丹……足有七八個人，擠滿了東廂房一屋子。還有幾位生臉：一個漂亮小夥，說是趙青的全權代表，趙青有事不能來，他替她來談拜師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參，剛從香港回到內地，正準備拍一部戲曲片。當時我還沒經過當右派的磨鍊，麵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點自慚形穢。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鳳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師的聯絡人，正和趙丹、宗英、趙青的代表商量有關細節；鳳霞是女主人，要忙著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菸。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謹寂寞，就拉過上官說：「小鄧有點認生，你來照顧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並不熟悉。她卻認真地照顧起我來，拿過一盤鳳霞母親做的炒紅果說：「他們講話咱們就吃，談談你最近又在寫什麼。」隨後又把香港演員送她的一把尼龍傘開啟給我看——那時我們市面上還沒有尼龍製品。她想叫我看個新鮮，我從這裡卻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師事務談完后王雁和趙青的代表就告辭而去了，祖光就領著大家步行上新開路康樂飯館。我跟趙丹在路上就進行談判。講好3個月之後交稿，在這期間我要請創作假，創作假期間我是不領工資的，趙丹答應簽訂合同後就先預支一筆稿費給我做生活費，走到康樂時我們已達成協議了。

那時的康樂還是家庭飯館，住房改的營業廳只能擺下一張圓桌。白天賣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兩桌，所以要提前訂座。我們來時前邊那一桌還沒吃完，掌櫃的說：「多包涵您哪，屋裡沒地方，先在這門道里站會兒吧您哪。」這幾位大明星、名導演就都站在那兒扎堆嚥唾沫。正等得不耐煩，不知外邊走路的哪個人認出了趙丹，就伸過頭來看。北京人有從善如流的好習慣，只要有一個人伸頭看一會後邊就站上一幫。還有人自來熟，湊過來問：「早來了？開會了是吧？」大家就提議進裡邊站著，寧可叫裡邊人討厭也別惹外邊人圍觀。祖光帶頭進了屋，一進去就響起一片寒暄聲。原來梅蘭芳先生在請客，蕭長華、姜妙香都在座，請的是老明星徐來夫婦。大家既都認識，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別的幾位也舉著筷子讓座，亂了一陣他們匆匆吃完把桌子讓給我們。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櫻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於職守，吃飯時仍拉我坐她身邊，見我愛吃什麼總是為我多布些。結果我吃得最實惠。

幾杯酒下肚，談話海闊天空起來，有兩個話題我最感興趣，一是宗江談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請鳳霞演女主角；一是鳳霞講起評劇演員王度芳一件往事。舊中國時王度芳在臺上唱戲，一抬腳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飛到臺下正砸在一個特務的頭上，那特務跑到後臺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頓嘴巴。王度芳有氣沒地方出，當晚就請自己吃了一頓紅燒肉。上官建議我把這個細節寫進將來的小說裡。因為她問近來在寫什麼時，我說想要寫一個反映戲曲藝人生活的小說。

我想大家看到這兒準煩了，吃頓飯用得著這麼囉唆嗎？別急，你往下看，下邊還有文章。

過後不久趙丹寄來300元預支稿費，我請創作假回到北京文聯寫劇本，劇本沒寫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勞動改造後，有天放假，溜到西單劇場去聽崑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覺得沒處躲沒處藏，宗江卻依然如故，親切地問我身體如何工作怎樣，既不提我當右派的事也不問我劇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筆賬一定要還，可眼淚直轉怎麼也說不出口，這股欠債難還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來了兩位外調人員，轉彎抹角地啟發我證明趙丹、吳祖光等開黑會的問題。我沒的可說，那兩人就火了：「不開會你怎麼能拿到趙丹300元？怎麼就按計劃炮製‘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鬥爭會，會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對我說：「你小子直到如今沒跟我們露過參加黑會的事，就以為我們不知道嗎？連日期地點我們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別想散會！」

雖然丟人，我也不想塗改歷史，說我「跟造反派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照實說我是低頭哈腰，老實承認了接受300元炮製「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問我還策劃了什麼大陰謀。我說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青年靈魂這陰謀已不小了，還要怎麼大法兒。

造反派賞了我一頓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簡直想哭，因為我捱了頓嘴巴連吃碗燉肉出出氣都辦不到。

此事我和誰都沒提過。我為我的認罪瞧不起自己，覺得對趙丹、祖光和宗江都欠著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