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女兵帶一個男兵，有些預料不到的麻煩。冬天地上鋪個長草鋪，既不脫衣又要蓋被，我睡緊靠牆一頭，茹志鵑睡我身邊做隔離帶，別人全在她的另一側。夏天不大方便，有時把我寄存在別的班去。茹志鵑向人家宣告：「表現不好你們就批評，別留情面。」又要對我囑咐：「燒洗腳水，打掃衛生，上門板還鋪草這些要搶著幹啊，不要跟人家犯貧吵嘴……」
我嫌麻煩，就找個磨房、草屋或門洞等處，自己單獨住。住草屋點油燈，茹志鵑不放心，就來跟我做伴兒。她有記日記的習慣，我一個人佔著一盞燈比跟大家擠在一個燈下方便。她記日記時要抽菸，我就坐在旁邊給她卷大炮。
志鵑21歲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樣，我15歲個兒又矮人又渾。她寫日記我坐一邊替她捲菸，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天房東大娘到我們住的地方抱柴燒，笑著問志鵑：「參軍還帶著你弟？」茹志鵑一本正經地說：「不，還有我哥呢，我們弟兄都在部隊。」
大嫂點頭說：「這也好，有個照顧。一來我就看出來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沒跟她商量，當著房東面叫了聲「阿姐」。
她開心地笑了。房東走後她說：「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關係，說是姐弟她才懂。」
從此我有時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給隊裡了：「這小鄧舊意識還挺強，他管茹志鵑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稱呼就是‘同志’二字呀！」
隊長丁世賢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這反映告訴志鵑姐，她說：「別理他們。」
五
老戰友郭卓在《哭志鵑》一文中寫道：「越是受氣的娃子你越要護著，鄧友梅就是一個。你總算把他幫帶出來了。」
確實是她幫帶我走上了讀寫之路。
我只讀過4年小學，沒養成讀書的習慣。在文工團我擔當過「提詞」重任。提一次詞念一遍劇本，連提幾場就背下來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蘆畫瓢「搞創作」。1946年蔣先生撕毀「雙十協定」，召開所謂「國民代表大會」，引起解放區軍民憤怒。我編了個化裝相聲《國大代表》，演出後張拓同志覺得不錯，給我在新四軍內部刊物《歌與劇》上印了出來，還發給我一斤花生幾個柿子作稿費，成為我首次印成鉛字的「處女作」。此後我就常寫個快板唱詞供即興演出，但既沒讀書也沒想寫文章，只想當個好演員。不料十六七歲到了變聲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戲裡小孩角色本來也不多，我只能點汽燈打鑼管小道具，很有點苦悶。這時我到了茹志鵑班裡。
不論行軍多累，茹志鵑都要寫完日記再睡覺。女同志集中住，她點著燈影響別人休息。我一個人住磨道里單獨有盞燈，湊到我這兒寫正好。嘴上也說：「我寫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菸寫字我沒法睡，就坐在一旁給她捲菸，於是她又說：「你少睡點也可以，越睡越懶，利用這時間讀點書吧。」便找出本書扔給我。由半強制漸漸變成自願，終於有一天沒書可讀我感到手足無措了。茹志鵑總揹著書。突圍前下令輕裝，她把軍裝被單都扔了，就沒扔日記本和書。
我讀完一本書，茹志鵑會向我提問或跟我討論。我讀完魯迅的《野草》，她就問：「什麼地方給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書中一段話：「在我的後園，可以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外一株也是棗樹……」
她笑道：「明白意思嗎？」
我說：「就是有兩棵棗樹。」
「那為什麼不說‘兩棵棗樹’，而要說‘一棵是棗樹，另外一棵也是棗樹’？」
這一下把我問傻了，原來只覺得很有趣，沒想到為什麼。
「這叫強調。」她講解說，「‘有兩棵棗樹’，給人印象不深。這樣一強調，讀者才會記住這兩棵都是棗樹。」
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學課。
那時候，我覺得茹志鵑講話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觀點，不管對不對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響我一生，哪怕後來從理性上我已發現不妥，感情已難改變。我讀半本《紅樓夢》時，她說她不喜歡林黛玉，又嬌氣又是非，小性子，群眾關係極差。倒是薛寶釵說話有分寸，做事顧大體。要說性格坦誠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後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正趕上研討《紅樓夢》高潮。認真學習後我當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對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擺脫不了志鵑給我的影響。我不知志鵑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來的看法。
學著寫日記，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時我們沒有「體驗生活」這個詞。上前線，下部隊，參加戰鬥，進行採訪，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問她：「你每天記日記，都記些什麼呀？是不是下部隊收集的材料？」她說：「不是，是每天看到聽到的新事，有些以後創作會用上，不記下來怕忘了，用不上練筆也好。你也應當學著記。」
我說：「天天行軍，我沒看到有什麼材料。」
她說：「天天記，你就會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發生在我們眼前，不經心也看不出意義來。」
我聽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東戰役」，我們繳獲了些白報紙，她縫了個小本給我說：「你拿去學著記。你編快板，寫唱詞蠻有靈氣，以後可以往創作上發展。」我說：「我不知道要記什麼。」她說：「什麼感興趣就記什麼好了，就算練習寫作。」
在她督促下，我終於養成了每日必記的習慣。新中國成立後我在全國性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戰場日記》，只是《文藝報》在發表時把題目改成《文工團員在淮海前線》了。「編者按」說這篇作品是「用日記的體裁，樸素地卻是生動地報道了戰場上文藝工作者的活動，實在是一篇值得推薦的文章」。
六
殘留的1948年日記，使我想起那個戰鬥頻繁、工作多彩的年頭。年初我們被騎兵從豫、皖、蘇邊區找回部隊，不久就打響豫東戰役，一口氣解放了許昌、漯河、駐馬店等城市。陳、粟首長為防驕傲情緒，命令文工團排演話劇《李闖王》。在本部隊演完，又帶著此戲去慰問從大別山回來的劉鄧大軍。
解放戰爭中，茹志鵑只在這一年上臺演過戲，《李闖王》中扮演「長屏公主」。我認為演得蠻好。別的不說，用一口浙江腔的「國語」把不太口語化的臺詞念下來就很不容易。可顯然別人有不同看法，此後排戲就沒她的角色了。數年後我從一本書中看到對茹志鵑演戲的評論：「演公主的女演員高舉著兩隻手走上臺來，好像繳槍投降……」我才知道為什麼再沒見她上臺演戲。此書作者就是茹志鵑的丈夫，我們的業務教員、導演兼作家王嘯平！
本來我想做演員，她分析了我的長處與不足，認為還是往寫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覺得她說得有理，便在本職工作之餘學習寫作。通訊、散文、鼓詞、故事，什麼都寫。寫得多了發表的也多些，終於引起有關領導的注意，剛慶祝完開國大典，就給了我到首都北京接受培養的機會。
初到北京時，我每星期都給志鵑寫信。看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出了一種筆記本，每一頁都有一幅作家藝術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語錄，我拿出一個月的零用錢買了一本寄給她。她來信誇獎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我高興極了，以至捨不得用它。」我還想給她買個銅獅子式的圖章，但因為沒錢沒買成，特別記在日記本上，以防有錢後忘記。這些東西當時在我眼中都是高貴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買給阿姐，盡一點孝敬之心。
由於在部隊時打下點生活底兒，到北京後受到些文學薰陶，在「文學講習所」又受到較正規的文學教育，此後幾年我連續發了點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志鵑非常高興，不斷來信誇我讚我，甚至說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過她，她由衷的高興，比她自己寫出好作品還高興！其實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只拿進城頭幾年說：1949年《南京文藝》創刊就發表了她的劇本《800列車出動了》；1950年上海《文匯報》刊載了她的小說《何棟樑與金鳳》；過了兩年她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得了軍區的二等獎。她就是在這期間結的婚。解放戰爭中她就和王嘯平要好，所以那時我就認為王嘯平是我們團最有修養的藝術家，最有風度的學者，最出色的男人！進城不久王嘯平就出版一本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藝術的書，我特意向於是之等朋友推薦。於是之笑著問：「作者跟你有什麼關係吧？」我說：「按理我應叫他姐夫。」於是之還真在團小組會上向人推薦說：「這本書可以買來看看，是鄧友梅的姐夫寫的。」嘯平和志鵑的感情是經過長期考驗的。當然也鬧過矛盾，還在他們「搞物件」時期，有一次茹志鵑生氣地說要斷絕關係。我很擔心，又不敢勸阻，我一張嘴她就說：「大人的事你不要發言！」茹志鵑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勸志鵑不要跟嘯平告吹。魏峨聽了笑道：「你還挺操心呢，放心好了，他們不會斷的。」作品得了獎，跟戀人結了婚，好事連連，剛進城這兩年應該說是志鵑最順當的日子。
以前我總認為茹志鵑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年、1952年她給我的信上，談家務談孩子的內容就多了。大女兒安諾滿月時，她寄來一張小孩照片和一封長信，照片後邊還寫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
1955年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到南方旅行，專門到南京看望她。在「馬標」他們家裡沒見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卻見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著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來，志鵑說：「小心她會尿你一身。她叫安憶！」
志鵑雖然很愛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會兒她就和嘯平兩人陪我去遊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們拍了一張合影，相約以後每年見一次，沒想到從此一別20多年。
我被劃入另冊後，看到志鵑姐一步步向文壇高處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見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對其評論同時在《人民文學》發表，儘管我正處在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時候，還是厚著臉皮給她寫了祝賀信。她回信沒多說自己，除了說對茅盾先生的評論感激與驚喜外，更多的是談我。她責備我不給她寫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斷書信，說明你喪失了自信！」
儘管如此，我仍然沒再給她寫信。後來見到丁嶠，他說茹志鵑出國路經北京時再三打聽我的下落。有的說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說到延慶開荒種地，沒人知道準訊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調往東北。郭卓去東北組稿聽說我在當地，找到了我，一見面就說茹志鵑一直掛念我，要我給她寫信。這時我才知道王嘯平也被錯劃，只因是歸僑，沒離開上海就是了。不久就開始「文化大革命」了。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我終於熬到了鄧小平同志出來扭轉乾坤！1978年5月，我接到傳呼電話紙條，按紙條上的號碼一撥電話，聽到個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聲音：「喂，你是小鄧嗎？」
我已不記得是怎樣跑到那個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鵑、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時，我弄不清是真是夢，也意識不到自己該做什麼和該說什麼。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鵑》一文中寫到那次見面說：「死裡逃生出來的姐弟倆，緊緊擁抱，貼臉……戰火中血肉凝結起來的感情，深不可測……」
志鵑要到我家裡看看。當我領她走進孤零零亂糟糟的住所時，她把眉頭皺成了一團。不等坐下就打聽我的境況。聽說我已妻離子散，並已被迫「自願退休」，她什麼都不再問了，用手支著頭仰首看天，半天沒說話。
為緩和氣氛，我說：「阿姐，我們多年沒在一起吃飯了，今天我要給你做頓飯吃。」
她說：「好的！」
我買了肉和黃醬給她做炸醬麵。我做飯她站在旁邊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斷髮出疑問：醬不是這樣炸法吧？這菜煮熟了嗎？面怎麼這麼粗呀？我發現她有些女人氣了。
我想辦法叫她安心坐下。從床下找出一沓我寫的文字：「你坐在這裡看看這個好了。」
她問：「這是什麼？」
我說：「有天我上街，聽到商店裡收音機廣播陳毅軍長去世了，心裡非常難過，回到家一肚子話找不到人訴說，就寫在了紙上。只為宣洩自己的感情，沒打算給人看的，所以沒頭沒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沒出聲。等我把飯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來吃飯時，她用手按住稿子說：「喂，你把它改成小說！」我奇怪地說：「沒人會發表我的作品，改小說做什麼？」她沉穩地說：「你改出來我拿去試一試。不說我們認識，爭取先發出來。萬一發表後有人反對，就承認情況調查不細，疏忽大意……」
我考慮有沒有必要叫她為我冒險。她拉住我的手說：「你才40多歲，既沒工作單位又沒事可做，這怎麼行呀，試一試，也許能開啟一條路呢！我是來開文聯理事會的，會上一致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據說大有來頭。局勢會往好裡轉，我們能見面就是好兆頭……」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說，叫她帶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彙報和認罪書，別的沒寫過，已不會寫小說，改得不成樣子，她看後很失望，立即退回來叫我再改寫一遍。信中寫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鵑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寫了小說，把稿寄給了她。
1978年7月號的《上海文藝》又出現了失蹤多年的「鄧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說《我們的軍長》！我拿著這本刊物止不住熱淚滾滾，對著南方放聲說：「阿姐！我謝謝你了！我該怎麼報答你！」空喊聽不見，我急急把這幾個字寫下來，寄往上海。
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來信責備說：「每來信必感謝，實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寫的又不是我寫的，何謝之理？而且竟然說出報答的話，豈有此理！簡直有點‘四人幫’的幫風！」發過脾氣，她又轉回來督促我的寫作：「我認為你現在需要準備一些寫得像這一篇那樣的好小說，你需要放一個排槍，《上海文藝》、《北京文藝》、《人民文學》連發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強烈的反響。9月份準備發表評論你的作品的文章。現在我有一個矛盾，就是你手裡那個《女兵》，從你的角度考慮，是給《人民文學》發表有利，但從我們刊物看呢，當然很歡迎。只要我一開口，你是不會拒絕的。我怎麼辦呢……我考慮再三，我還是不開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後是編輯。不過你快點吧。在我們9月號評論你的同時，就在《人民文學》發表吧！」
不久，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我們的軍長》榮獲了一等獎，成為我獲得文學第二次生命的象徵。是志鵑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學天地中來的。
隨後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個和睦溫馨幸福的後方。
在半個多世紀裡，不論是我的事業還是我的生活，志鵑阿姐一直在默默地關照著。
進入新時期，她邊做編輯邊搞創作，在不斷發現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時，她寫出了《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別人也不重複自己的好小說。正當看到一個茹志鵑新文風越來越鮮明之時，她卻心甘情願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協領導工作上去了。
其實，志鵑自己何嘗不知道這對她是極大的損失和磨難呢？我曾問過她：「你幹嘛要擔任這工作，這會影響寫作的。」
她說：「我想為年輕人創造點條件，叫他們早點出頭。他們有才能但缺少經驗，要有人幫助解決困難才能闖出一條路來。我願意為他們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