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江山一草堂

醉裡挑燈看劍 熊召政 第1頁,共1頁

一

春來惆悵浣花鄉,無限江山一草堂。

細雨酥泥紅滿路,竹籬楠影綠盈窗。

每因戰亂傷襟抱,歷盡滄桑壯酒腸。

流寓錦城聽杜宇,詩人獨自話淒涼。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館裡,我寫下這首詩。數年來藉助銀翼,頻到成都,也曾抽暇三訪杜甫草堂。詩人出身的我,一直想為這草堂寫點什麼,但不知為何,總找不到感覺。此番從峨嵋山歸來,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還航行在盛唐的煙雨裡。再來到這成都的杜甫草堂,細細瀏覽柴門花徑,穿過一叢叢凝煙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樹把四月的煙雨中的春光,撐了一個滿庭,心中便突然生起無盡的惆悵。於是,就有了上面這首詩。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詩人是繞舌的一群。中國以詩國著稱,詩歌在中國,如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一種生存狀態。在古代,中國的為官者,幾乎沒有誰不會寫詩,他們中產生了許多大詩人,像屈原、宋玉、鮑照、庾信等等。這情形在唐宋兩代猶為突出。在唐有張九齡、王維、柳宗元、元禛、白居易、韓愈、杜牧、李商隱等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歐陽修、范仲淹、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等等,都是詩壇中雄視千古的人物,同時又都是高官。同以上這些人相比,杜甫官職卑微,所謂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個處長級別。但論詩不論官,何足掛齒的小官並不妨礙他獲得「詩聖」的地位。

中華民族勤勞、智慧,十分優秀,但同時又極盡虛榮之能事,凡事都要誇張。譬於聖人,全世界獲此封號的,加起來恐怕也沒有咱中國多。周公旦是中國政治家中的第一位聖人,孔夫子是中國文化的第一位聖人,有「萬世宗師」之美譽。另外,諸如書聖、草聖、詩聖、棋聖、藝聖、畫聖、歌聖等等,不一而足。發展到當世,愈演愈烈。這種現象的產生,實乃是遠古生民圖騰崇拜的餘緒。聖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輩仰望,竊竊慚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這杜甫草堂中,馬上就想到一個問題:為何這草堂,從來沒人稱它為「詩聖草堂」而要直稱為「工部草堂」?連道聖人的頭銜,還敵不過一個級別卑下的工部員外郎?

西元758年冬,從華州司功參軍任上棄官流浪的杜甫,攜家帶口來到成都,借寓於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資助下,在浣花溪上游選了一塊地,蓋起了幾間茅屋。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這裡住了三年零九個月,寫下了兩百四十多首詩,在他死後,草堂數度易主終成廢墟。直到一百多年後,來成都做官的晚唐詩人韋莊,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遺址,緬懷先賢,他在遺址上頭蓋了一間茅屋,這是後人紀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築。又一百七十年過去,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有一位名叫呂大防的進士仕宦錦城,在再度傾圯的韋莊版的草堂遺址上又一次重建,這一次規模略大,其壁間繪有杜甫遺像,供人瞻拜。半個世紀後,已是南宋初年,時任成都知府的張燾來到浣花溪邊,面對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詩一千四百多首,歷時四月而成。經過這次修葺,草堂漸有氣勢,大殊於從前。元明改朝換代之際,草堂毀於戰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這次規模更為宏大。自此,終明一朝,草堂修葺擴建了七次,亭館祠堂,曲水園囿,草堂已成勝景。明末,張獻忠入蜀,殺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總督蔡毓榮履任成都,聯絡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應熊倡儀重修。清代累朝擴建五次。民國期間,地方人士籌款對草堂中的工部祠與詩史堂進行了重建。新中國成立後,草堂成了杜甫紀念館,成立了管理處,向遊人開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我們所見的草堂建築群,為清嘉慶十六年重修所留下。這穿逗式的居居建築,典型的川西風格。層軒累閣,華堂麗廡,清流散綺,雨浥紅蕖。此般景象,華貴有如王府,與詩人的故居相去甚遠。

唐代詩人中,最窮的有兩個,一個是杜甫,另一個是杜荀鶇。如果給他們劃成份,都是貧農。在新中國,他們可算是無產階級詩人。宋代,曾主持過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礪,為這草堂寫了十二首詩,第一首頭兩句「燦燦詩翁錦城西,只緣詩好合窮棲。」開宗明義就點明瞭杜甫的身份,這個「燦燦詩翁」窮棲於人世。同時表述了一個觀點:唯其窮棲,才能寫出好詩。杜甫自己也說過「文章憎命達」。這無異於告訴人們:文學是窮人的事業,這觀點與孔夫子的「倉廩實然後知禮節」顯然違背。文學與財富的關係,也就是說杜甫的立論是否正確,值得另寫一篇文章探討,這裡略下不表。在這裡,我想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的詩聖,一個瘦骨嶙嶙的窮老頭子,生前顛泊流離,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強抑嗽齒的窮愁,在達貴官人面前強顏歡笑的這位在大熱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詩人,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麗?在這草堂裡,杜甫寫下了那首呼天愴地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這般氣象,杜甫會如此痛哉惜哉,稍帶著還把搶走茅草的鄰家的孩子咒罵一番?

答案只有一個:這座草堂是後人蓋的。從第二節裡列舉的歷代重修情況來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為。這樣就引出了第二個有趣的問題:我們的官府,為什麼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嗇,任其窮愁潦倒。但在他死後,又要如此大費財力,不厭其煩的修繕、擴建這一座已沒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窮愁死後榮耀都達到了極致,這究竟是荒誕的黑色幽默呢,還是原汁原味的中國特色?

前面已經講過,詩在中國,首先是一種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藝術。且不說官場的附庸風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龍種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兒,同樣也要往詩人堆中湊。漢高祖劉邦與明太祖朱元璋,幾乎是兩個文盲,然而都有詩傳世,劉邦的《大風歌》寫得還不賴。御製詩應算是中國詩歌中特殊的一種。乾隆皇帝御製詩一萬多首,這數量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位大詩人。儘管中國的統治階級愛好詩歌,但愛詩與愛詩人是兩碼事。歷史上,愛詩人的皇帝不多,但給詩人制造苦難的皇帝卻枚不勝舉。遠的不說,就說開創新中國的毛澤東,他自己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可是,這並不妨礙他無情打擊胡風、艾青等數以萬計的詩人、作家。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政權而殘酷迫害手無寸鐵的文人,從來都不會有道德上的障礙。

基於以上考慮,漫步在這杜甫草堂中,我的確產生了「詩人獨自話淒涼」的感覺。

僅就園林而言,杜甫草堂堪稱西南勝景。鄧小平以八十高齡來遊草堂時,說:「來成都沒到杜甫草堂,就等於沒來成都。」我不知道這句話確切的含義是什麼。既可以理解成對杜甫的推崇,提示國人不可丟掉了憂患意識。又可理解為對這一片園林建築的讚美。是的,田舍農居風格的草堂,如含蓄淡遠的水墨畫,有著閒逸的韻致。特別是1996年動工興建的茅屋景區,曲水林塘,莫不充滿杜詩的意境。在洞庭湖上客死孤舟的杜甫,絕對想不到,他靠友人贊助而建起的流寓蝸居,竟然被改造成錦城佳構,從而吸引了八方權貴,萬國衣冠。僅從這一點看,詩人的榮幸,此地可稱為「海內孤本」。

我在草堂中時,正值暮春,煙雨濛濛,園中游人熙攘。我細心觀察,遊人最少的地方,是杜詩碑林。啊,他們並不為尋詩而來,像游魚唼喋浮萍,他們需要的是這裡春光的溪流,娛情的小徑。細心一想可以理解,在中國歷史中,詩人是一種時尚。而在當今,在利益追逐成為社會首選的今天,詩人早已變成了社會中的邊緣人物。再沒有人願意欣賞鏗鏘的音韻,更沒有閒人來傾聽詩人的訴求。儘管這訴求發自心靈,注滿憂患,也不借助於語言暴力。但是,仍不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因為,產生於情感的詩,畢竟離銅臭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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