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官場比作樊籠，可見陶先生對權門利竇的痛恨。在離職歸家的途中，他寫下了《歸去來辭》，說自己在官場是「心為形役」，並表示「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在未來的日子裡，他要追求什麼呢？無非是對月飲酒，臨流賦詩的山林生活，以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那一份曠達與閒情。
三
中國計程車大夫，為什麼對山林情有獨鍾呢？這關係到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生存狀態及價值取向。明弘治年間，狀元出身的羅倫在翰林院修撰任上，因反對當時的內閣首輔奪情而遭革職，回四川省永豐縣家中閒住。事過境遷後，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交章呈奏皇上，要起復他。而且，的確有詔書到縣，要他赴京履新。但這位羅狀元偏不領聖恩，作了一首詩回答皇上：
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漼漼。
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煙花無盡杯。
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
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灩澦堆。
仿效陶淵明歸隱山林，穿上三閭大夫屈原所喜愛的芰荷衣，扶犁南畝，柱杖東山。飲酒飲茶在春秋序裡，觀人觀物在竹梅之間。比起在京為官時「午門待漏寒威逼」的窘態，再看今日的「睡覺東窗日已紅」的閒適，有琴書自娛而無冠裳之拘，這是多麼大的樂趣。年輕時的羅狀元，才華橫溢心雄萬夫，將一種匡扶社稷的釣鰲之志攜到京師，很想在官場裡幹出一番偉業。恃才傲俗，這是中國文人的通病。既然傲俗，自然要對官場的種種齷齪發表意見。如此一來，豈能不忤怒權貴？於是，煙雲飄渺的謫官之路上，一代一代，一程一程，走過了多少簫劍相隨的才子？羅狀元便是其中一個。陶淵明把官場比作「樊籠」，羅倫更是把官場比作長江瞿塘峽中的灩澦堆。這灩澦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炸掉。如今三峽大壩建成，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可是，在此之前，所有長江上的船伕，都將灩澦堆視為鬼門關。這江心的幾堆亂石，吞澨了多少過往的船旅。從某種意義說，灩澦堆是死亡的訊號。羅倫把灩澦堆比作官場，這不能說是一個文人的變態心理，而是一個遭受挫折的官員的豁然醒悟。熱衷於事功者，會認為這是逃避現實而施予冷眼，甚或譏為庸人。對此類誚語，另一位謫官，比羅倫稍後的江西吉水縣的羅念庵，歸田後屢召不赴，也寫了一首詩：
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
而今始解閒非偶，到得能閒幾丈夫。
一般的中國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頂天立地的偉岸男子，若不是「孤臣白髮三千丈」，便是「把欄干拍遍，無人會，英雄意」。但這位羅念庵，卻認為大丈夫須得具備賦閒的膽識。坐在團蒲上享受春風秋雨，作為常人，是不難做到的事情，但作為經綸滿腹的智者，的確需要道德上的勇氣。不思鐘鳴鼎食，也不當龍袖驕民，這要拒絕多少誘惑啊！
官場上的失意者，大都選擇山林以頤養天年。這似乎已成規律。其實，即便是顯官，又何嘗不把終老林下作為上善的選擇。戰國時的范蠡，辭去越國丞相之職，帶著絕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這是多麼美麗的結局。我總覺得，李商隱的千古名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是因范蠡的啟示而吟出。茲後，急流勇退的顯官多得枚不勝舉。還有一種為官者，既不顯也不貶，只是覺得自己的學識與性格不合在官場久呆，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詩人王維，便屬於這一類，他有一首《酬張少府》的五律，單道這事：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王維返回山林的理由，是因為他心中無治國馭民之長策。這也許是一句真話，唐史上雖然有他的列傳，卻並不記載他的政績。儘管有這些佐證，我仍然覺得王維的話有「遁詞」之嫌。他的問題不是沒有長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當官上頭。古人有言：「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可見，中國士大夫有蔑視富貴的傳統。一味追求富貴，會遭到清流們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卻是一般讀書人的熱衷。如果把讀書人分為三類，則可以說是下等求富貴，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計程車子，以下等與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則鳳毛麟角。「君問窮道理，漁歌入浦深」，這已是求道德的表現了。在何種樣的境界中來思考道德的真諦呢？「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寥寥十個字，為我們勾劃出寧靜到極致閒適到極致的山林之美。
四
如上所言，也許會給人一種錯覺，所有為官者都喜歡山林。其實不是這樣。唐人詩：「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這巨大的反諷道出一個現實，為官之人雖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願意離開官場的人卻是少之又少。
中國古代的官員，其主體都是讀書人。中國古代計程車大夫，其主體也是讀書人。前些年，當「知識就是生產力」見諸報端並被驚為是一種歷史觀的進步時，我曾戲言，這觀點古人早就提出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金錢美色，盡在書中。讀書人作為人類文明建設的支柱，似應視為一個整體。但若究其人品操守與價值取向，分岐卻是無法彌合的。岳飛與秦檜，這種勢同水火的極端例子，在歷史中並非個案。卑鄙扼殺高貴，終於在文化革命達到全盛。每遇人妖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士大夫作為社會良心的體現，都會站出來主持正義，維護道德。明晚期東林黨人的出現，便足以說明問題。權力滋生腐敗，權力更滋生醜惡，何況是不受監督與無法制約的權力。所以，在皇權統治下計程車大夫，一方面有忠君報國的思想；另一方面，為了潔身自好，他們只能退隱山林。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真不愧為聖人言。但這句話卻是不能演譯的，既然寬厚仁慈與充滿智慧的人樂山樂水，那麼樂於官場的人又算哪回事呢？這隻能說，士大夫即便為官，不能過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滿，哪裡還會有丘壑呢？
中國文人喜歡講一句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應該說，這是一種可貴的品格，所謂憂患意識是也。身在權力之中，常告誡自己要權力為民所用；身在江湖裡，則擔心統馭萬民的帝王決策不慎而招民怨。有這種想法的人，屬於「慨然以天下為已任者」。治國事者，應重仁輕術。過於苛嚴，也許能提升國力，但終究還是會國運衰敗。怎樣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個，就是「法自然」。生長萬物的大地是最寬厚無私的。《易經》講大地「厚德載物」，這厚德即是仁。所以說，中國士大夫嚮往山林，是在精神上追求「仁」的表現，是一種崇高的價值取向。
廟堂與江湖，城市與山林，這都是絕然不同的兩種生活場景，反映到具體的某一個人，亦是兩種絕然相反的生活狀態。有志於事功者，無不想在宏大的權力廟堂裡覓到一個位置。另一部份士大夫，則躲避廟堂與城市而置身雜樹交花的山林。這些人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廟堂中吃到了苦頭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淵明、羅倫等當屬此類，另一種是天生的厭世派，如莊子。隱居山林便成了他們逃避紅塵的最佳選擇。後者，常被人視為隱士。在中國計程車大夫中，隱士是大家尊崇的物件。最著名的隱士，除了莊子，莫過於僦居柴桑的陶淵明和住在富春江釣臺上的嚴子陵了。歷代詩文中，極贊山林之美的，多不勝數。但也有個別的例外，如傳為西漢淮南王劉安門客的淮南小山，就寫過一篇《招隱士》的小賦，把山林描畫成「虎豹鬥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獄，乃至發出了「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號。由此可見，作者不是那種深自謙抑的道德修養者，他願意步入廟堂，在那裡，尋求與君王風雲際會的機遇。與《招隱士》迥然相異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罵的是那種假隱士，這兩篇文章收在《古文觀止》中，這裡不再贅述。
廟堂與事功，山林與道德，允為形式內容的統一。一個人，可以先廟堂而後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後廟堂。既可以身在廟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廟堂。每個人的境遇與學養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優孰劣，因事而論。當今之世，士大夫作為一個階層，已不復存在，但熱愛山林的讀書人，卻仍不在少數。現代生活，決定了他們對山林只能是嚮往或者短暫的親近，長久隱居在那裡，已成為不可能的事。結束本文時，我忍不住還要引用王維的《竹裡館》一詩：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王維這首詩，寫自他的輞川別墅。這輞川，離當時的都城長安不遠。長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數次，卻是無法找到這個比之陶淵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沒有輞川這個地名，而是光禿禿的黃土地上，再沒有可供詩人流連的茂林修竹。輞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詩歌裡，對於我們後來者，這簡直是一種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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