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雨果：他1802出生，1885年逝世，活了八十三歲。從1823年二十一歲第一本小說《冰島魔王》，1824年二十二歲第一本詩集《新頌歌集》開始他的文學生涯，到1874年七十二歲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九三年》，投入寫作的年頭，粗略算來，不低於51個年頭。
其主要作品為：
1831年二十九歲《巴黎聖母院》。
1834年三十二歲《窮漢克洛德》。
1845年四十三歲《悲慘世界》。
1866年六十四歲《海上勞工》。
1869年六十七歲《笑面人》。
1874年七十三歲《九三年》。
1875年至1885年近十年間再無重要作品。
再看托爾斯泰：他1828年出生，1910年逝世，活了八十二歲。從1852年二十四歲時最早一部作品《童年》，到1901年七十三歲時的最後一部作品《哈澤·穆拉特》，他一生中的創作週期，大概應該有四十九個年頭。
其主要作品為：
1856年二十八歲《兩個驃騎兵》。
1857年二十九歲《琉森》。
1859年三十一歲《三死》。
1863年三十五歲《哥薩克》。
1867年三十九歲《戰爭與和平》（第一卷）。
1872年四十四歲《高加索的俘虜》。
1876年四十八歲《安娜·卡列尼娜》。
1889年六十一歲《克萊採奏鳴曲》。
1899年七十一歲《復活》。
1901年七十三歲《哈澤·穆拉特》。
1902年至1910年近十年間基本上沒寫出什麼作品。
雖然，以創作生命力的「花期」論，這兩位大師都持續了半個世紀。雖然，他們作品的成就，可以說是步步登高。雖然，或許是巧合，這兩位最後的扛鼎之作，《九三年》和《哈澤·穆拉特》，都是在七十三歲時寫出來的，都達到了前所未及的高峰。但是，也似乎是不謀而合，從此，就基本擱筆，再無力作。
這就是大師的明智和從容了。
不能寫，寫不出，即使能寫，寫得出，可再也寫不好的話，與其如此，不如擱筆。任何一個作家，不可能始終保持著井噴狀態。我到過東北大慶油田，在那裡待過一陣。早先，從地底噴出來的油，是百分之百的原油，而採集了數十年後，地下儲量減少，就得通過大量注水將殘存的油擠出來，這樣，原油中的含水量必然就高。原油的水分是可以脫除出去的，而文學作品中的水分，就只有留給讀者以嚼蠟的感覺了。
無論是寫得好的作家，還是寫得不好不壞的作家，在他一生中，總是有他創作的「花期」，也就是所謂井噴的日子，花兒綻放的「爆發期」。這種從數量到質量的躍變，往往因人因時因地而異，「花期」的長短，從上面所列舉的例證來看，也各各不一。像巴爾扎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寫了一輩子，爆發了一輩子的大師；像雨果，像托爾斯泰，基本上也是寫了一輩子，爆發了一輩子，而且，愈來愈佳，然後就打住。
在我國有專業作家編制，有評一二三四等作家職稱的光榮傳統和優越條件下，寫一輩子，寫大半輩子，倒是不難做到，但絕大多數人，都談不上什麼爆發期的，弄好了，三五年，弄不好，虛晃一槍，更差的，花都沒有開放，哪裡還有結果的可能，就更談不上爆發了。於是，就不由得對於像巴、陀、雨、託這樣的文學大師，而且越寫越好的始終處於爆發狀態的文學天才，從心底裡湧上來那句「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讚歎。
所以，我對目前時不時出現的天才啊，大師哪，持一種懷疑的態度。至少在近二十年間，文壇上大師之多，幾乎超過城市裡任何一個物種，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我相信，如果有上帝，他肯定是一位挺吝嗇、挺小氣的老先生，絕不是那麼大方得很，隨手就把文學大師和文學天才這兩頂桂冠，像烙燒餅撒芝麻似的大把撒。
我記得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開著吉普車的美國大兵，和《讀者文摘》及簡裝廉價的暢銷原版書，一齊出現在上海的馬路上。那年，我十五歲，在家長的逼迫下，硬著頭皮到夜校或什麼補習班讀那些廉價讀物，以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至今我還能記起念過的薩羅揚（williamsaroyan）的一本小說《雞蛋與我》（theeggandme）。只留下書名的印象，書中寫了些什麼，腦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薩羅揚這個美國作家的名字，還可以從文學辭典中找到，而他這部《雞蛋與我》，卻一絲也想不起來了。同樣，前面提到過的西德作家伯爾，也是曾經名噪一時，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但是，他的作品，如《火車正點到達》，如《九點半鐘的檯球》，如《小丑之見》，如《失去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等等，在21世紀的中國讀者群中，究竟還有多少人在捧讀，是要打個問號的了。不是他的小說不具有經典價值，也不是他的小說對於今天已毫無意義。但讀者，腦海中的資訊處理，如同早期的pc機一樣，硬碟是很小很小的，只有一兆或四兆的字元儲存量，存這個，就存不了那個，一定要存這個，就得先格式掉那個。這種限制是很無情的，是一個不停地除去廢品、俗品、贗品、次品，保留正品、佳品、珍品、極品的篩選淘汰過程。
讀者自發的揚棄，是所有作家最難逾越的一道很高的門檻。
所謂「名著」，所謂「經典」，不是評論家說了算的，更不是作家自己貼上的標籤，只有時間，無限有時間，便是歷史，這才是最嚴峻的審判者。薩羅揚、伯爾，他們的作品至今還未超過五十年，而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超過一百年，所以，對後者的認定，要比對前者的認定，更為準確。
那麼我們時下那些未超過十年二十年的作品，就「名著」，就「經典」，就「大師」，就「天才」，等於半夜過墳場，吹口哨給自己壯膽一樣，純屬自我精神鼓勵一族，也就不必當真的了。
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就寫了南宋時期那些自我精神鼓勵一族。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藏於家」，是絕大多數作家所寫的作品一個必然的去處，這是你悽婉、哀怨、悲憤、恨絕、跺腳、跳牆、上吊、尋死，也無法改變的事實。真正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文學作品，一代一代傳下去，被許多人閱讀，那一定是少之又少的。否則，就我們中國的一部文學史，也會比《二十四史》還厚了，那就太痛苦，太負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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