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同志來看望我，還帶來一盆蝴蝶蘭。
送花，是時尚，近年才流行起來的，而一盆價格不菲的蝴蝶蘭，這人情就顯得更為盛重。
頓時，蓬蓽生輝。
由此想起早年間西德作家伯爾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可惜忘記題名了，但留下的印象仍很深刻。故事的主人公，大概是一個女孩子，因閱讀時間相隔久遠，記憶未必準確了。她叔叔從戰場上回來了，為了謀生，堅持在這個被盟軍炸成廢墟的城市裡，要開設一家出售鮮花的商店。當時，大家連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尚不具備，覺得他的想法，實在有點兒荒唐。但是，他頗固執，因陋就簡還是開張起來。想不到的是，鮮花帶給人們的慰藉，所寄託著的對於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在這個飽受戰爭創傷的城市裡，所起到的滋潤心靈的作用，正是大家所需要的。結果，這家小花店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
生活也許就是這樣，一個人，稍微有點閒情逸致，能「今日得寬餘」地小憩一刻，就會產生對於美的欲求。美麗的花，給人們帶來觀感上的愉悅，和文學作品，給人們帶來心靈上的審美享受，是同樣的。當然，無論是欣賞鮮花，還是閱讀文學作品，正如伯爾的小說所提示的，前提必須要有適宜的時間和空間。假如那位堅持開花店的老闆，頭頂上盟軍的飛機扔炸彈，眼前是黨衛軍那黑洞洞的槍口，我估計他就會取消這種念頭了。審美，是一個人的情趣所致，一朵小花，可能給這一個人帶來希望，而一座花團錦簇的花園，沒準倒是那一個人的心獄。
這盆蝴蝶蘭，給我許多感觸，我到中國作協工作，也有年頭了，這還是第一次有第一把手光臨寒舍，這是以前所沒有的事，頗感意外，因此而口拙，對著如此漂亮的禮物，一時竟想不起來讚美鮮花的語言。
整個正月裡，屋子裡總有令眼睛一亮的色彩，尤其，陽光投射進來，奼紫嫣紅，絢爛奪目，嬌美豔麗，欣欣向榮，給陋室增添了不少節日氣氛。花分三本，色彩不一，每本枝頭，花有數朵，正是盛開時刻，悉皆亭亭玉立，朵朵綽約不凡。像小姑娘在照相機前那樣，擺出個個不同的上鏡姿態，努力表現出自己的風采。我馬上聯想起電影插曲中的一句歌詞，「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想到這個「紅」，並不是指顏色的「紅」，而是指花期中間最輝煌、最出彩、最「紅火」的那個「紅」。草木在它生命週期中，花期，是最能展現自身魅力的階段。而花期中，開得格外燦爛的幾天，又是其最具爆發力的時節。
有的花，花期長些，如牡丹；有的花，花期短些，如櫻花；有的花，只一現，如曇花。無論長短，都有它「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最佳階段，賞花，就應該挑選這一刻。春節過後，那嬌嫩欲滴的鵝黃色一本，先萎謝了；然後，那原本就弱不禁風的淺白色的一本，也蔫落了；最後，頗為富貴大氣的紫色一本，倒堅持著熬出正月，但沒想到，一次偶然的花盆移動，花瓣也就輕輕地飄落下來。
想想，這也正常。花有開的日子，也就有謝的日子。沒有永遠只開不謝的花，即使在開花的日子裡，也不會永遠處於全盛的「爆發」狀態。於是，這盆蝴蝶蘭就從視線中消失了。
「最是無情花落去」，果然。
其實，作家的創作生命也是這樣，也是有花開花謝的這樣一個過程，對任何作家來講，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沒有永遠的花期。作者生命還會延續下去，但靈感會凝滯，想象會枯澀，智慧會逐步衰竭，對於生活的敏感度會一天天地淡漠下去直到喪失，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理、心理衰老的過程。我在作協工作，有機會見識很多前輩作家，當那些老同志眼光中的神采，日益暗淡，風燭殘年的感覺，日益明顯，不用隔很久，一紙訃告便出現在案頭。
其實，這些從延安來的，從東北文抗來的老同志，甚至在未老之前，就退出了文壇的競技場。我請教過一位三十年代出足風頭，魯迅死時抬過棺材的老人家，何以後來便一蹶不振？他說，而且很正經地說，連對漂亮女人都不感興趣的人，還能有小說嗎？性情性情，有性才有情，沒有了性，還會有情嗎？沒有了情，還會有文嗎？這是他的話，我覺得很真理。
有心理的老，有生理的老，不管如何的老，老，是一種必然，失去創作力，也是一種必然。所以，從古至今，從中到外，沒有一個作家，像一朵盛開而不敗的花，永遠處於出佳作、出力作的巔峰狀態之中。
問題在於有些還談不上老的，時下也就四五十歲的作家們，寫了一兩部像點樣子的大作以後，一下子就老得不行了，使出吃奶的勁，也再寫不出讓人眼睛一亮的東西，拉著大師架子，在寫小師作品，包裝得金玉其外，剝開來敗絮其中。我想，或許是老天的調侃了，安排的花期太過短促，來得匆匆，去得匆匆，屬於文學史上的過眼煙雲了。
活到老，寫到老，是有的，就看你怎麼寫和寫什麼了，日放一屁，不香不臭，不也照樣騙得幾文稿費嗎？但活到老，寫到老，寫出來都是頂尖之作者，還是不大多見的。法國的巴爾扎克，是少數幾位一直寫到死的作家。他1799年出生，1829年三十歲時，寫出他《人間喜劇》的第一部《舒昂黨人》，以及隨後的《婚姻生理學》。接下來，便不停筆地寫下去：
1831年三十二歲《驢皮記》。
1832年三十三歲《夏倍上校》。
1833年三十四歲《歐也妮·葛朗臺》。
1834年三十五歲《高老頭》。
1836年三十七歲《幽蘭百合》。
1841年四十二歲《攪水女人》。
1843年四十四歲《幻滅》。
1846年四十七歲《貝姨》。
1847年四十八歲《邦斯舅舅》。
身體健壯得像做廚師長的這個胖嘟嘟的法國人，在上帝給他的十七年創作生命中，寫出了近九十部小說，還不影響他談了好幾次戀愛，打了好幾次官司，闊佬似的大把大把花錢，買了無數有用和無用的物品，喝下不計其數的咖啡，這種高強度的玩命似的消耗，終於搞得他精疲力竭，身心兩衰，1850年，他五十一歲時病倒便不起，新討的老婆正好過門，給他送終。我們可以非議他的生活方式，但他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至今還是很多作家奉為圭臬的祖宗之法。作家，短命者不少，但短命，寫出這麼多不朽之作者，他是很少幾位中的一位。
另外一位寫到死，寫出來的都是傑作的短命作家，就是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生於1821年，開始寫作的年紀，比巴爾扎克要早，但他卻是從這個法國人開始他的文學生涯的。1844年，他就翻譯了《歐也妮·葛朗臺》。1846年，二十五歲時，才華洋溢的他創作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窮人》。然後，他將手稿寄給別林斯基，未存什麼奢望，只是想聽聽這位批評家的意見，誰知收到了一封令他欣喜若狂的回信。信中，這位一言九鼎的評論家斷言：「真理已經展現在您的面前，並宣告您是一位有天賦的藝術家。」
儘管後來這位批評家並不贊同他的心理小說，而他也不苟同別林斯基的「使命觀」，兩人有了深刻的分歧，但事實證明別林斯基慧眼識人，這的確是一位天才，是開創現代派文學的鼻祖。如果，不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觸犯了沙皇當局，使他有了西伯利亞的五年流放生涯，成名應該更早一些。這樣一耽誤，他的《死屋手記》，直到1861年他已經四十歲的時候，才得以問世。書一齣版，便奠定了他在文學界的地位。隨後，他的佳作，如泉湧出：
1862年四十一歲《被欺凌與被侮辱的》。
1864年四十三歲《地下室手記》。
1866年四十五歲《罪與罰》。
1868年四十七歲《白痴》。
1979年至1880年，五十八至五十九歲《卡拉馬佐夫兄弟》。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六十歲時，逝世。
這兩位了不起的作家，各自開創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學世界，這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蹟。花從開放的那一刻起，就進入盛期，很快，又在雨疏風狂中，驀然凋謝。突兀而起，驟然而止，真像曇花一樣，花期雖短，卻綻放出生命的異彩。
這樣的特例，在文學史上是極少出現的。
這兩位，都是那種生命的極度揮霍者，如果巴爾扎克每天不喝十杯以上的濃咖啡，以支援他日以繼夜的寫作，不依賴咖啡因刺激他有足夠的興奮度，也許不至於短命；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西伯利亞的暴風雪，挫折到身心沮喪的程度，不至於終生處於悲觀和抑鬱的邊緣，說不定會延緩其死亡；如果巴爾扎克不是世界末日快要來臨似的瘋狂消費；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那麼耽迷於賭場；如果，這兩位大師沒有那麼多的債主逼門，也用不著拼命寫作用以還賬的話，是不是還會給文學史增添更多的傑作呢……
即使沒有以上這些「如果」，我想，老天爺寬限一下，再讓他們瘋狂若干年，也未必再能寫出震撼之作，花期過去以後，誰都有江郎才盡的那一天。對於重量級的文學天才而言，其能量應該是相差無幾的。法國的雨果，俄國的托爾斯泰，就是例證，雖然相比於巴氏和陀氏，這兩位長壽作家，多活了三分之一的年紀，創作生命力的花期，也幾乎延長了近一倍，但是，長壽者留給這個世界的不朽之作，並不是按比例地比短命者多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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