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享受到無比自由的莊周，物質世界非常貧瘠，精神世界卻非常宏富。於是，「心如泉湧，意如飄風」，發揮出無窮無盡的想象力。後來的中國，像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那些令人震驚的奇思妙想，卻不是很多見的了。屈原那時代，李白那時代，還能產生出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的光彩；20世紀以降，說句不好聽的話，作家的數量在增加，作家的想象力卻在下降，有些作家連本色也弄不好了，只剩下不三不四，這不能不感到詫異的。
為什麼，後來的中國文人，會變得如此拘束、拘謹、拘泥，漸漸失去先人們那張揚的想象力，那鮮活的生命力，那堅定的自信力，和那源自傳統精神的原動力呢？
第一，中國的重史輕文，史貴於文的文化性格，束縛了中國文人的想象力。
這就得先從「小說」這個詞彙，最早見於書面文字的這段《莊子》引文說起。「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莊周所說的這個小說，不完全是現在所謂的「小說」，只能說是具有後來小說的萌芽。在他看來，小說不過是淺薄的道理，瑣屑的言談，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無論怎樣加以修飾，也不可能求得高高的美名，而這種東西對於通曉宏大的道理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是差得很遠的。
在班固的《漢書》裡，我們又看到了在中國文字中初次出現的「小說家」這個詞彙。在他看來，「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那口氣相當蔑視，就像舊時官紳老爺看待剃頭的、修腳的、搓澡的、擦背的僕役傭工一樣。
所以，在中國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中，從官方到民間，文學是旁門，史傳才是正宗，甚至連文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演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愧。某孝廉作關帝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學耶？
（袁枚《隨園詩話》）
這時已是清代了，文學作品到了如此深入人心，如此家喻戶曉的地步，仍然是狗肉不上席，好像後孃生的，坐不到正位上去。小說家言，寫進詩裡，被人笑掉大牙，能不讓羅貫中、施耐庵寒心嗎？由於把史傳抬得很高，把文學壓得很低，史傳的寫實性、求真性，被置於尊位，文學的虛構性、演繹性，則視為不入流的東西，只有自慚形穢的份。這種史傳文體的發達，這種實錄文風的提倡，實話實說，事事有據，所錄所記，字字有本，不妄測一事，不枉增一言，長此以往，作家若要循著史官的路走下去，豈不成了法院庭審時的筆錄員嗎？
第二，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統治，閹割了中國文人的想象力。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文人的殘暴肆虐，動輒獲咎，言論致罪，文字獄的高壓政策，對一部分文人的傷害，成為絕大部分文人心頭的陰影。清人龔自珍有詩，「避席畏聞文字獄」的這個「畏」字，正是這種恐怖統治，對中國文人想象力起到戕害作用的寫實，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考察，文人被閹割的想象力，應該是從南宋以後逐漸鈍化，逐漸弱化，逐漸像曬乾了茄子那樣蔫化下來的。
在中國大歷史的框架中，基本可分為兩截，自漢至唐，中國人的基本主張，為放，是睜開眼睛向外看。漢以這份氣度，做大事業；唐以這份氣度，有大格局。一個民族，有這份氣度，顯得寬容；一個國家，有這份氣度，顯得發達。在這樣的寬容、發達、氣象萬千的氣度下，一部文學史，自然顯得氣象萬千，中國文人的想象力，自然也無邊無沿，無垠無限，顯得大手筆、大文章的華彩萬狀。
然而，自宋至清，中國人的大政方針，是收，是堵住雙耳轉身向內。向內，必保守，必收斂，必自閉，必封鎖，雖然，元曾地跨歐亞，明曾屢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絕無漢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懷的盛世氣度。在這種龜縮政策下，拒絕變化，抵制改革，害怕革命，敵視自由，對一切外來事物，堅決阻隔，唯恐民知民聞；對一切不同的想法，當作異己，必除之而後快。這樣下來，中國文人的想象力，還有什麼伸展的餘地？
所以，面對強敵入侵，侷限江南一隅，四面楚歌的弱宋衰世，虛假道學與偽善理學，在這種大背景和大形勢下，應運而生，成為那個衰朽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大凡一個苟延殘喘的政權，一個朝不保夕的統治者，必然要禁錮思想，桎梏自由，扼殺浪漫，剷除精英。而要達到窒息整個社會生氣的目標，就需要這些像煞有介事地坐在尊位上的腐儒，在思想領域裡為他們維護這份統治。
先讓你在精神上奄奄一息，還用著什麼想象力嗎？清初思想家顏元，有過一針見血的說法：
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
（《朱子語類評》）
本是一條活魚，被醃成鹹魚以後，魚還是那條魚，但已經是條死魚、臭魚，中國人都被封建禮教捆綁得了無生氣，中國文人的想象力，還有任何翕張的可能嗎？這也是明清以後，中國文人失去了靈活之氣、壯偉之氣、陽剛之氣、生龍活虎之氣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這麼多年以來，在中國文壇上，莊敬自強的大雅之音，振聾發聵的黃鐘大呂，典雅風流的璀璨文章，汪洋恣肆的壯麗史詩，成為可想而不可求的魯殿靈光的根本原因。
想象力成為曬乾了的茄子，文學也就到了終結的日子。
第三，中國這塊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思想，侷限了中國文人的想象力。
文學，某種程度上說來，是作家想象力的競賽。「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只用這一句，便把沸沸揚揚的漫天大雪，那種逼人狀態寫活了。白居易謫貶九江，聽到藝人彈奏琵琶，他用「大珠小珠落玉盤」來形容音樂的質感，每讀到此，常驚歎詩人想象力的豐富。如果，我們從唐宋八大家的官場跌宕，文學生涯，生活積累，學養成就來看，他們都是在跳出唯實主義，規範習性，本分思想，跳出拴在這塊土地上生於斯，死於斯的狹窄空間，才有可能生出驚世駭俗的想象力來。
這就是莊子在其名篇《逍遙遊》中所寫到的那兩個自得其樂的小動物了。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蜩，即蟬，學鳩，即灰雀，隔樹交談，高聲朗語，既快活，又歡暢。這一個說：「你飛到我這裡來，我飛到你那裡去，不過咫尺，一躍即至，幹嗎一飛就是九萬里呀？有毛病不是？」那一個說：「飛千里之遙，光糧就得準備三個月，累不累呀？」於是，在榆樹和枋樹之間的這兩位，奚落了鯤，嘲笑了鵬，滿足得不行，幸福得不行。其沾沾自喜，其得意萬分，也就明白為何有些作家想象力匱乏了。
既然把自己的全部想象功能，定格在榆樹和枋樹之間，能指望蜩和學鳩所寫出來的作品，那意象，那境界，那視野，那幅員，能拓展出多大的局面嗎？正如《淮南子》所說的：「井魚不可以語天，拘於隘也。其視也卑，其思也微，其見也下，其明也昧。」那想象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代中國作家，很難說其不努力，不敬業，很難說其以寫二等品，以當二等作家就滿足，很難說其不想五洋捉鱉，四海捕鰲，弄一條巨無霸上來。每個作家，都有一個大師之夢，都有一份不朽之望，然而，為什麼這些可敬的同志們宵衣旰食，廢寢忘餐，一網不撈魚，二網不撈魚，三網也才不過撈起一條小尾巴魚呢？
問題就在這個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哥斯拉」故事裡，莊子道出了隱衷。
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莊子·外物》）
「揭竿累」，拿著小魚竿，「趣灌瀆」，守著小河溝，「守鯢鮒」，志在小魚小蝦，「其於得大魚難矣」。
於是，想象力到哪裡去了，也就不言自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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