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去俄羅斯，處處是雪。城市裡的積雪，很快就變得像一塊髒抹布似的，汽車駛過，濺起邋遢不堪的泥濘，令人躲之不迭。那天，主人載我們來到離莫斯科不很遠的圖拉小城，然後走進密密森林和皚皚雪地中的波利亞納莊園。從雪地裡的行人足印判斷，在這個季節裡，大概少有什麼遊人光臨。於是，見識到了真正的俄羅斯的雪原，晶瑩、閃亮、平坦、遼闊。在雪原裡的托爾斯泰的故居，顯得格外寧靜，加以教堂的鐘聲，更多了一絲聖潔的氣氛。
20世紀的托爾斯泰，已經離我們很遠了，但現在，終於有機會走近這位大師。
在故居走了一遭以後，一位在二戰期間就管理故居的老人，領著我們瞻仰托爾斯泰長眠的地方。
「這裡休息著一位寫作了一生的人，他太累了，請輕輕地走過這裡，不要驚動了他！」
原文是否如此，我記不得了。但這意思，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俄羅斯人對於這位偉大作家勞動的尊重，令我感動了很久。
托爾斯泰是位爵爺，莊園佔地之廣闊，屋宇建築之宏大，室內裝潢之豪華，各式陳設之奢侈，算得上是相當富麗堂皇的貴族之家。但是，托爾斯泰的書齋，只能算是寫作間，相對來講，就顯得特別的狹窄擁擠了。我們幾個在這書房裡，很有一些擁塞的感覺。如果說，爵爺在那金碧輝煌的餐廳裡，是一位毫無疑義的剝削者的話，那麼，在這小書房裡，埋首疾書，寫出鴻篇鉅製的爵爺，則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勞動者。
托爾斯泰的書桌上，擺有一本老子《道德經》的俄文譯本，不是因為有中國人去才放在那裡，他直到死前，對於這部著作，仍存有濃厚的興趣，這當然使我們中國人感到親切，而更令我們產生出職業的尊敬之心，則是這位大師的數以萬頁計的原稿。到波利亞納去朝拜的人群，絡繹不絕。但若是瞻仰了那寧靜的墓地後，未能目睹這位文豪的手跡，那將是一件憾事。托爾斯泰這位文學巨人，不但用他的作品，也是用他的勞動，為後人作楷模。
俄羅斯畫家列賓筆下的他，那工匠般巨大的手，能寫出中國人稱作蠅頭小楷的筆畫，其清晰程度，其認真精神，真讓我們為之赧顏。僅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他就繕寫了好幾稿，那勞動量該是多麼巨大。看了大師的手稿以後，才懂得什麼叫作創作的艱辛。
大師的文學活動，且不說費心，僅就費力一項來說，或抄寫繕改，塗抹謄清，或前功盡棄，另起爐灶，或改來改去，反覆推敲，或不盡如人意，數易其稿……那純體力的消耗，這位剝削階級不比任何勞動階層的人少用力氣。由此可知，托爾斯泰一生寫出的，如《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鉅著，都是他付出艱辛勞動的成果。這些在藝術上一座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固然是天才的智慧結晶，但也是一種水滴石穿式體能消耗的豐碩果實。
也許我們寫不出來大師那些不可企及的永恆之作，但他從事創作時付出勞動的不惜力氣的精神，應該是我們的楷模。因此，從波利亞納莊園走出來，不禁得到這樣一個啟發，才華也許不是托爾斯泰式的，但對於創作的追求，勞動中的兢兢業業，卻是不應該稍遜於這位文豪的。
我想起一位文學同行的文章，說自己所遇到的一次不大愉快的經歷。這是很早以前發生的事了，已經忘記是誰寫的、發表在什麼地方，更記不得具體過程，只是文章的要點，印象頗深。好像是公眾場合，此人報了自己的所屬單位，某省「作協」，這個「協」被誤解為「鞋」，便被人申斥：「你一個做鞋的，跑來搗哪門子亂？」本是一位作家，成了一名鞋匠，弄得哭笑不得。其實，從勞動的角度來看，作家和街頭給人鞝鞋、修鞋的師傅，是差不多的。而且還都是個體勞動者。唯一不同的，也不過一個進行物質生產，一個從事精神生產罷了。對於以寫作為業的作家來講，重要的一條，要肯付出勞動，要有勞動成果。寫多也好，寫少也好，成就大也好，成就小也好，只要付出了汗水和心血，只要是認真的、辛勤的勞動，到了像托爾斯泰一樣躺在地底下那一刻，能夠為這種耕耘，付出我們的努力，我們貢獻了的那種自豪，無愧於良知，無負於時代，作為勞動者，也就坦然於懷了。
我們站在托爾斯泰長眠的地方，被他的這一份質樸無華，本色謙遜，淡泊清淨，平易近人所感動。沒有高聳的碑石，自然也就沒有鎏金的銘文，除了那塊木牌外，任何可資紀念的物事，在這裡是找不到的。甚至他那墓體，也與地面齊平，毫不突出。只有沉默的積雪，和積雪下沉默的枝葉，和灑在積雪和枝葉上的俄羅斯冬天的，那淡淡的冷冷的沉默陽光，於是想起了這位俄國作家所欽慕的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一句話，這裡的一切，正合著「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這八個字的意蘊了。
記不得這是不是他的話語了，成熟的穀穗便會彎下謙和的頭。
成熟，並非每一個作家，都能達到的境界，這些年來，文壇形勢大好，一派豐收景象，那是不消說的了，然而，江河滾滾向前的同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也是客觀世界難免之必然。於是，個別人中，浪得虛名，難耐寂寞，年紀一把，躁逐之心不死，生前就自封為蓋世英雄者有之；功未成，名未就，自我感覺良好，活著就給自己蓋廟紀念者有之；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光說不練，天橋把式者有之；不怕大風扇了舌頭，蟾宮折桂，認為諾貝爾獎唾手可得者有之；不刻苦勞動，卻頂著作家的名聲，這等人在我們的文學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最怕這種是作家而無作品，是名作家而無名作品的人了。大概就是魯迅先生的遺囑裡所說的，千萬不要做的空頭文學家了。當然，無論什麼家，空頭都不甚好，文學空頭，則尤其不好。在股市中，買空賣空，不失為一種手段，那本是一項投機行業。看書刊報紙出版社的炒作，真有中華文學已臻輝煌盛世之感，但細看這些鼓搗出來文學泡沫，甚為洩氣。尤其投機分子，一時可以藉助於地位、權力、財勢以及抬轎子吹喇叭的輿論，戴上了桂冠。不過，日子一長，那空空蕩蕩的本色，便遮掩不住了。我琢磨過，這種被魯迅先生不幸而言中的，不寫而當作家，不從事艱苦勞動而當大作家的現象，是不是我們這塊土地上的特產？因此，對於作家來講，寫作是他的職業，那麼最重要的一條，必須要勞動，有產量。寫多也好，寫少也好，一個作家，起碼的條件，是得有勞動的成果，有問世的作品。
相比之下，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一生辛勤勞動，埋頭寫作，讓人從心底裡尊敬。我看到過一個外國作家產量的小統計，法國雨果（1802—1885）共寫了十五萬首長詩和一大批長篇小說。法國大仲馬（1802—1870）共寫作二百五十七部書。法國的莫泊桑（1850—1893）創作短篇小說三百多篇，長篇小說六部。這數目字實在是驚人的，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的。莫泊桑的作品，大部分都由李青崖先生譯過來了，這自是可信的了。大仲馬的書，譯成中文的，恐怕只是他全部作品的零頭。雨果的數以萬計的詩，那介紹過來的就更少了。
真是不可思議啊！我都懷疑這份統計，是不是有誤？但無論如何在表明，作家是憑他的艱鉅勞動，體現他的存在價值的。官位高低，並不表明這個作家作品的好壞，雨果一輩子沒擔任什麼公職，巴黎一平民；托爾斯泰只當過幾天十四品文官，科級幹部，在部隊服過役，退伍時也才不過是個中尉。
可是他們的勞動成果，那大量的文學作品，使他們的名字與歷史並存。
一般說，數量是質量的基礎，沒有數量，又從何談到質量呢？不過在文學史上，也有寫得並不很多，而流傳千古的。如法國的梅里美（1803—1870），相比之他的同時代人雨果、大仲馬要少得多得多，但他的《卡爾曼》《高龍巴》在讀者心目中，也是不能抹殺的。所以一旦涉足文壇，便以作品較量。光靠自我吹噓，朋友幫忙，僱人抬轎，製造空氣，老實講，不會有人買賬的。作家用他的作品，來表明他自己。而時間是最嚴酷的評判家，我們見過多少自己宣佈，或別人宣佈不朽的作品，人還健在著，可作品卻早就壽終正寢了。更有一些作家，也在勞動，不過，勞動的功夫全使在了作品之外，上下奔走，到處聯絡，那他只能算是文學活動家，而非文學家了。他只忙於他的活動，對不起，自然也就無文學可言了。
作家的一生，和工人一樣，和農民一樣，也是勞動的一生。
我們來看看雨果，他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笑面人》等等一系列的長篇小說，無一不登峰造極。在中國，他的小說知名度更高。已翻譯成漢字的小說，差不多每部幾十萬字，該付出多少勞動啊！他的詩名之盛，不弱於他的小說。但如果再加上萬計的詩歌，即使以純字數而論，那也快是天文數字了。想到那時既沒有打字機，也沒有電腦，絕對的手工勞動，一個字一個字地用羽毛管筆寫下來，其艱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雨果應該算是一位高齡作家，活了八十多歲，即使這樣，他這一生的每一個工作日，平均下來，該寫多少字，也是很可觀的。如果，他把很多時間用於吃肥牛火鍋，熬上個什麼級別，混到一輛小汽車坐坐，給兒女弄上個美差，三天兩頭出個國。我想，他即使有倚馬可待的天才，也產生不出這許許多多的傳世之作了。
也許正因為寫不出來，又不肯下苦功夫，從事創作勞動，才有閒心閒空去成為一個文學活動家吧？
創作是艱苦的行業，「吟成一個字，捻斷數莖須」，「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嘔心瀝血四個字，對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講，是當之無愧的。回過頭來看中國古代作家吧，堪與雨果比美，寫上萬首詩歌的，大概要數南宋的陸游了。他的《劍南詩稿》存詩九千三百多首，是中國詩人中多產的冠軍。「細雨騎驢入劍門」，就是他眾多詩篇中千古傳誦的名句了。算一下細賬，假如平均每天寫一首的話，也要用去三十年工夫。這份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創作勞動，不也在提醒我們後代從事此項職業的人，應該怎樣的敬業嗎！寫多也好，寫少也好，寫得好也罷，寫得不那麼好也罷，你是一個作家，你就得孜孜不息地寫下去。否則，又何必在那兒招搖過市，自欺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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