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古，幽深靜麗，至欞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勝。
又云：
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那時候，老先生退隱在隨園裡，左擁佳人，右列美姝，談笑鴻儒，往來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會，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員慕名來訪，商紳絡繹於門，門牆桃李攀附，造請座無虛日；書商靠他掙錢，刻局賴他賜活，名流借他增光，詩壇由他主盟。他可以說是乾隆年間中國文人的風流魁首，引導時代潮流的浪漫先鋒，那時，既無文聯，更無作協，但他卻成為眾望所歸的不具領袖名位的實際文壇領袖。
他稱自己：
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
可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錢，好風雅，無一不需要大批銀兩來開銷打發。特別是那座園林，是要有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才能上規模，成氣候的。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曹雪芹《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以他的隨園為藍本的。我們都知道那榮、寧二府，為迎接元春省親，將「銀子花得像淌水似的」。由此，我們對於這位隨園老人，就像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一樣，活得磊落與行為的苟且，講得好聽與心裡的齷齪，想得達觀與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與慾望的強烈；乃至於文章道德與聲色犬馬，詩情畫意與庸俗無聊，正直不阿與低三下四，鐵骨錚錚與軟弱缺鈣，都可能合二而一，並行不悖。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那個封建專制社會里面一個文人，不準備拿雞蛋往石頭上碰，還想活得長久一點的處世哲學。心裡想的，嘴上說的，身體力行的，絕對不可能三點成一線，像小衚衕趕豬那樣直來直去的。在中國，有幾個文人，不多好幾個心眼兒呢？
對袁枚的評價，魯迅先生持苛刻的態度，認為他不過是位清客。清客，即幫閒，一幫閒文人而已。不過，他也認為，清客，還是要有清客的本錢的，雖然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字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閒都能做得出來的。而胡適先生的看法，則比較肯定得多，也能理解之所以這樣，乃性情之故，他統評乾隆朝三位才子，袁枚、趙翼都是絕對的天才，性情都很率真，忍不住那種矯揉的做法和法式的束縛，故多能成大家。蔣士銓以《臨川夢》為最佳——知道他是一個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其實，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線和一根曲線並行的軌跡。直線是本真的我，曲線是社會的我。社會的我隨客觀世界的變化而生出適應的曲曲彎彎，本真的我雖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線的影響。智者之智，在於曲線雖曲，不致太曲而扭曲，在於直線應直，不致太直而愚直。這位隨園老人，自是智者無疑，不過，他的這兩條平行不悖的線，為了他的愉悅，曲得有些過頭；同樣，也是為了他的愉悅，直得顯然不夠。歷史，大概就是這樣定位沒有被乾隆捉進文字獄的袁枚。
於是，無論在他健在，還是身後，他都是議論分歧、眾說紛紜的人物。
隨園生前，才名遍海內外，高麗琉球，爭購其詩。其實借名詩話，以結納公卿，招致權貴，頗有一種狡猾手段。當時同輩如趙甌北等，已多詆哄之。至其身後，詬之者猶眾。袁之門生某，嘗私刻印曰：「隨園門下士。」後受輿論攻擊，乃復刻曰：「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詩集曰《推袁集》。袁歿後，更名《船山詩抄》。
民國佚名《慧因室雜綴》
當然，生前追捧，死後唾棄，忽然覺悟，劃清界限，是無可厚非之事，也是這麼多年來，「城頭變幻大王旗」之後，那些聰明人事所難免之舉，已是大家司空見慣的花頭精了。袁枚終究是位智者，聰明就在於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歷史是一面篩子，一過性的閒言碎語，過眼煙雲，花花草草，汙泥濁水，會被淘汰出局，而有斤兩的，有價值的，抹殺不掉的，誅滅不了的東西，會長時期地傳承下來。
在他的《隨園詩話》卷一里，有這樣一則故事，表達出來他的這層意思：
予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唐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予詩冊。予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呵責，予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居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囅然。
我不大相信袁枚會如他所說的那樣，正言厲色地與一品尚書辯駁，但是，他所堅持用長遠的歷史角度觀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還是很有道理的。同樣，雖然袁枚這位江左才子，可詬病之言，之行，之詩，之文，很多很多；但他在乾隆年間，那高壓的政治氣氛，那低迷的文化環境，那恐怖的鎮壓手段，那無望的帝國統治之下，能發出一點來自性靈的心聲，並且靡然成風，將這位皇帝的四萬餘首詩，給擠到角落裡去，成為人們不聞不問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種消極抵抗嗎？
一個文人，赤手空拳，能對皇帝做些什麼？在嚴酷的、嚴密的、嚴厲的精神控制，文化鉗制，意識形態壓制下，存活下來，讓弘曆逮不著把柄，捉不住破綻，而且，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還相當程度的愉悅著，該是多麼不容易啊！
清人陳康祺在其《郎潛紀聞》裡，對他的評述，還是較為公允的。這是由他的一幅《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說起。此老時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猶在，找了一位畫師，定要將這些名媛仕女，畫在圖上，團團圍住這位恩師，衣釵裙帶，國色天香，他在奼紫嫣紅的女弟子中，享受著那一種只能算是柏拉圖式的滿足。這大概是當時許多正經人對他最不以為然的德行了，可他，這位愉悅主義者，堂而皇之，張而揚之，才不在乎別人說三道四。《郎潛紀聞》的作者，對此倒無異辭，而是說：
康祺以謂隨園風流放誕，充隱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唯駢體文差強人意，餘無足觀。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蔣苕生蠅營獺祭之詞，趙雲松虎帳蛾眉之檄，同時雋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唯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但是同為清人的劉聲木，在其《萇楚齋隨筆》的《論袁枚出遊》一文中，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其實並不完全愉悅，並不絕對愉悅的隨園先生。
袁簡齋明府枚，以詩文小慧，當乾嘉全盛之時，坐享山林之福者數十年，後人羨慕之者眾矣。實則隨園當日廣通聲氣，肆意逢迎高位，以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門，以為間接之光榮。隨園遂藉此為漁獵之資，收為點綴山林，放浪霰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觀其後半生，大半出門遨遊，在家時少，實為避難而起。不知者，以為真好山水也，殊為所愚。細審隨園之出遊，皆在劉文清公任江寧府時，欲實行按治驅逐之後。當時雖有人為之關說，未能實行，然隨園知不容於眾議，是以終年出遊，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實行案治者，終難漏網。隨園雖自言於詩集，明示不怍，實因其事早已道路喧騰，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計亦狡矣。予觀其詩集，檢其出遊之歲月而始知之。其出遊系出逼迫，非出心願，是以隨園心終不懌。臨終詩有云：「我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在他人方羨其遇，在隨園深知當日之行為，已苦其艱，但難為不知者道耳。不然，隨園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間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悅嗎，這位隨園先生？我不禁想問一聲。
所以愉悅對於文人來說，的的確確，是一種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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