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
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這首詩寫得含蓄朦朧，隱約從容，清愁淡怨，欲說還休，你很難說他有多大歡悅，但也忖度不出他有多大憂愁，高興嗎？顯然不，痛苦嗎？也未必。妙就妙在他似乎說了什麼，其實他什麼也沒有說，然而，字裡行間，你還是覺得他想表達出來什麼的，可是，究竟是什麼呢？他也不會明確告訴你，你還是自己去琢磨吧！如果你一定要探討什麼叫「神韻」的話，這種游移不定、模糊閃忽的境界，也許正是答案所在了。應該說，王士禎這組早期作品，還沒有完全漂白，因而也未完全具有他「神韻」說的風格。正是其中還能讀出一點「故國之思」「盛衰之感」，所以顧炎武、冒襄這樣的鐵桿兒明末遺民，也隨之唱和，而讓他名震海內，比得一個什麼大獎更為光彩。
於是，王士禎沿大運河奔赴揚州，儘管他不是很樂意來到揚州當一名「粗官」，但是卻對這座人文薈萃的東南重鎮，所能提供給他的人脈資源，有著極大興趣。第六感覺告訴他，這簡直是開挖不盡的富礦，你可不要錯失良機啊！因此，他迅速地判斷形勢，適應環境，改變策略，轉移重心，這就是他非同一般的高明和精明了。雖然他的「神韻」說的詩歌創作，漂白得毫無政治，但沒有政治的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政治。這位標榜不講政治的文人，卻做出極具政治性質的決定，從到揚州的第一天開始，要打造經營出一個屬於他的文學天下。所以，他從順治十七年（1660年）到揚州任推事起，到康熙四年（1665年）被調回京，返禮部任職，這五年時間內，全方位地，多層次地，與各界人士進行密集的交遊、往還、酬唱、飲宴，為自己打通人脈，積攢人氣。他以揚州為中心，以長江為紐帶，輻射蘇、浙、皖三省，凡斯文冠蓋，學者鴻儒，前朝遺老，當時俊秀，華族貴胄，陋巷窮儒，門生子弟，世家故舊，倡優樂工，藝人票友，無不在其高頻率的面對面的接觸之中。甚至那些北上京師的江南名流，那些京城南下的外放高官，因為都要乘船經大運河，而必在揚州碼頭暫歇，貽上先生也要一一酬應，交通聲氣，送往迎來，以示禮敬。第一，他沒有架子；第二，他真的慷慨；第三，學問雖大，但求教之心迫切；第四，他的文學漂白觀不具政治色彩，無所掛礙，倒也為他開啟各黨各派的門，提供方便。於是，大家無不為其磊落的風采、風雅的談吐而傾倒；為其博贍的學問、靈韻的詩篇而折服。一而十，十而百，口碑不脛而走，主人雅，客來勤，圈子越來越大，五年揚州，打下他一生受用不盡的人脈基礎。
在李斗的《揚州畫舫錄》中，記載著時人對他的評說。
吳偉業曰：
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
冒襄曰：
漁洋文章結納遍天下，客之訪平山堂、唐昌觀者，日以接踵，漁洋詩酒流連，曲盡款洽。客相對永日，亦終不忍幹以私。嘗有一莫逆臨別，公曰，愧官貧無以為長者壽，署有十鶴，敬贈其二，志素交也。
徐釚曰：
虹橋在平山堂法海寺側，貽上司理揚州，日與諸名士遊宴，於是，過廣陵者多問虹橋矣。
宋犖說：
阮亭謁選得揚州推官，遊刃行之。與諸士遊宴無虛日，如白、蘇之官杭，風流欲絕。
康熙三年（1664年），揚州任滿的他，得到總督、巡撫、河督的聯名保舉，入京供職。
文學圈，說到底，也是江湖。既然是江湖，並非總是風平浪靜，優哉遊哉的所在。能夠在驚濤拍岸、暗流洶湧、水深莫測、險象環生的江湖中，混出一點名堂的，都非等閒之輩。近三十年，或近半個世紀，我也頗見在江湖上出沒的老資格、暴發戶、小混混、沒腳蟹，自我感覺良好，視自己為浪裡白條，張牙舞爪，不可一世，誰知撲通狗刨兒兩下以後，便沒了身影，鬧出笑話；以為自己為時代先鋒，花拳繡腿，弄潮衝浪，誰知天橋把式，全是嘴上功夫，幾個浪頭下來，便淹得眼睛發直，貽人笑柄。江湖好混，混出名堂，不易，作家好當，當出水平，也難。所以，如王士禎者，有真功夫，有大學問，有理論依據，有創作實踐，加之信眾的鼎力支援，加之盟友的紮實奧援，這兩個「加之」，十分關鍵。只有如此前擁後護，才能在江湖中得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的從容。
從揚州開始，圍繞著他的人氣集團逐漸成形。從調回北京，任禮部主事、戶部郎中起，他的這個鼓吹、哄抬、忽悠，發力的後援團，更為壯觀，在製造輿論、拉高行情方面，很起作用。近人張舜徽分析：
士禎享名之盛，身後尤彰於生前，亦半由後學表章之力。
其實也不盡然，王士禎能夠進入康熙的視線當中，這幫啦啦隊的大合唱，陛下不可能無耳聞。就看當時，比他大二十歲的宋琬，要請王「定其詩筆」；比他大十五歲的施閏章，求王核定其詩集，還要「登堂再拜」。有幾個文人是傻子？再說鬍子一大把，豈是白活的，正是看到王的如日中天的聲勢，看到王背後有當今聖上的影子，才不得不對他降貴紆尊，曲意逢迎。而比他大一歲的徐乾學，雖為顧炎武之甥，但卻是一個與其舅絕對背道而馳的勢利小人，那就更為馬屁了。
往歲郃陽王黃湄、江都汪季，邀澤州陳說巖、新城王阮亭及餘五人，集於城南祝氏之園亭，為文酒之會。餘與諸公共稱新城之詩為國朝正宗，度越有唐。
顯然，這位康熙權相明珠的親信，明珠之子納蘭性德的門師，提前獲得內部訊息，王士禎即將大發達，這才搶先加冕他為一代宗師。
果然，人要走運，鬼神難擋，天上掉的餡兒餅，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他的頭上。據王士禎的《召對錄》《漁陽山人自撰年譜》，那故事還頗具一點今古奇觀的味道。
康熙丙辰（十五年），某再補戶部郎中，居京師。一日，杜肇餘臻閣學謂予曰：「昨隨諸相奏事，上忽問，今各衙門官讀書博學善詩文者，孰為最？」首揆高陽李公（霨）對曰：「以臣所知，戶部郎中王士禎其人也。」上頷之，曰：「朕亦知之。」
明年丁巳（十六年）六月，大暑，輟講一日。召桐城張讀學（英）入，上問如前。張公對：「郎中王某詩，為一時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舉士禎名至再三，又問：「王某詩可傳後世否？」張對曰：「一時之論，以為可傳。」上又頷之。七月初一日，上又問高陽李公、臨朐馮公（溥），再以士禎對，上頷之。又明年戊午（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遂蒙召對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讀。
從此，王士禎入值南書房。
要是知道康熙那幾年裡，由於強撤三藩，激使吳三桂反叛，雙方戰爭處於膠著狀態，勝負前景不明，因而覺得江山不穩。由於害怕人心敗亂，更害怕文人給他搗蛋，這個精明的政治家，需要一個文化戰線上的領軍人物，為他穩住陣腳，也就不詫異王士禎為什麼會鴻運當頭了。從康熙所說「朕亦知之」忖度，這個以「神韻」說，以漂白文學為創作主旨的王士禎，早就是陛下心目中的不二人選。所以，王士禎進入南書房的第一件事，就是選他漂得再白不過的三百首詩，送呈御覽。康熙閱後，大喜，因為正合孤意，賜名曰《御覽集》，並評語「作詩甚佳」。
從此，康熙恩典不絕，十七年，賜御書「存誠」「格物」二匾；三十九年，賜御書「帶經堂」匾額；四十一年，再賜御書「信古齋」匾額，「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筆題賜堂額，榮寵逾涯」。與此同時，他也由少詹事、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路升遷到刑部尚書，達到他人生得意的巔峰。然而，大清王朝的詩運，一路下坡，再無起色，直到晚清龔自珍出現前，無一震撼中國的詩人，也無一感動中國的詩篇，王士禎漂白文學的「神韻」說，當不能辭其咎矣！
儘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作為文人的這個群體，一無骨骾之性，二無陽剛之氣，三無黃鐘大呂之聲，四無批判現實主義之鋒芒。一個個油光水滑、甜嘴蜜舌，滋潤而且快活，坦然而且自得。長而久之，久而長之，總是將文學漂白，猶如蒸餾水中養魚，早晚會因缺氧，而肚皮朝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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