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順康年間，為江湖公認的文壇大腕王士禎，堪稱完人。
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條鐵律，一個被帝王寵信有加的文人，必然會被老百姓鄙棄摒絕；反過來，一個被廣大民眾接受容納的文人，必然會被當局視作異類，或者是將要剷除的異己分子。王士禎所以能成為完人，就在於他既能吃住統治者，還能吃住被統治者，甚至包括被統治者中的反統治者，也照吃不誤，這等正反通吃的全天候功夫，可謂絕活兒。康熙是何等精明人物，都被他玩得滴溜溜轉，最後，哪怕惹惱了陛下，也能全身而退。一直到康熙的孫子乾隆在位，已經死去多年的他，繼續得到恩典，正名賜諡，優渥垂青。這等超級吃功，你能不欽佩，你能不羨慕嗎？說不定還會生出一絲忌妒，因為無論你如何努力巴結上下左右，如何盡心周旋四面八方，下輩子，下下輩子，也達不到王世禎的這一分堪稱爐火純青的圓熟。
自明末清初的錢謙益過世以後，他就坐在錢謙益曾經坐過的文壇領袖位置上，這大概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的事情。王士禎年方而立，四首《秋柳》詩，拿了大獎，立馬當上大清王朝的文聯主席，或作協主席，那還得了，頓時牛得一塌糊塗。中國人喜歡一窩蜂，趕熱鬧，洑上水，隨大流，而中國人之中的中國文人，更容易受植物神經支配，屁顛兒屁顛兒，人云亦云，起鬨架秧子本領一等。遂有人提出「國朝之有士禎，亦如宋有蘇軾，元有虞集，明有高啟」，肉麻地吹捧他為大清文學的代表，鼎革時代的象徵。這當然屬於過譽之詞了。
他是了不起，不假，但也不曾了不起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有什麼辦法呢？中國自有文學評論這個行當以來，從古至今，執吹鼓手為業的這班英雄好漢，一直以抬轎子為己任。雖說這是胎裡帶的毛病，但卻是人家的啖飯之道。而中國文學的虛假繁榮，還真是得依賴他們的大嘴支撐市面。所以，他姑妄言之，你姑妄聽之。但評論家的廢話，從來是不收費的，所以，既不必當真，更不必介意。
王士禎的文學成就，在清朝算高的，拿到他朝去，遑論與宋之蘇軾比，存有天淵之別，就連與明之高啟比，也不能望其項背。開個玩笑，若王士禎放到宋朝，未必能與蘇東坡齊肩媲美，同樣，高啟要放到清朝，並讓他多活幾十年的話，恐怕就輪不到王士禎大出風頭了。但那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文學評論家，非要抬舉某位作家，非要鼓吹某部作品，嗜痂之癖，你也只有其奈他何了。說到底，每個時代的文學水平，很難用一把尺子度出長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可能有一個剛性標準，量出高低。某個時代，大師層出不窮，聯袂而來，傑作石破天驚，如潮湧現；某個時代，文人零星寥落，意興闌珊，作品浮光掠影，平庸一般。譬如，在文化繁榮方面，清代不如明代；譬如，在文學深度方面，當代弱於現代，差異肯定是存在著的。
因此，近人錢鍾書的《談藝錄》，對王士禎的八字評價，「一鱗半爪，不是真龍」，直指其弊，一針見血，還真是擊中要害。不過，要是錢先生早說四百年的話，可能招來極大不愉快。因為王士禎周圍，始終有一個無形而相當活躍的人氣集團，在烘雲托月般擁躉著他，重要是上有當今皇帝罩著，遂形成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不僅僅是在輿論方面，足以施加影響，恐怕在行政方面，也有不可小覷的左右能力。所以，在他盛時，不但沒有反對派，連偶爾反對的聲音也聽不到。他的姻親趙執信，著《談龍錄》，認為「詩之中，須有人在」，對他漂白文學持異議，也是到了王士禎的衰暮之年，才敢面世。當大家向王立正敬禮，眾口一聲「就是好，就是好」時，趙執信唯有閉嘴，不敢置一詞。
現在來看，王士禎的走紅，是清代初期那元氣大傷、總體趨弱的文學環境下的產物，這有點像晉人阮籍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那樣。斯其時也，名聲較響的大人物，都是明末遺民，經過鼎革的戰亂，經過文字獄的熬煉，雖然一部分人鎮壓了，一部分人緘默了，一部分人鑽進考據和小學的故紙堆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那些出生於明朝，成名於清朝的新生代，面對錢謙益、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孫奇逢、李顒、談遷、張岱、萬斯同、閻若璩等龐然大物，難免相對洩氣，自慚形穢。說得雅些，「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說得俗點，抱團取暖，自抬身價，便矬子裡拔大個兒，把同輩之佼佼者王士禎推到檯面上來罷了。
不過，無論如何，在清代文學史上，王士禎還是很重要的一頁。第一，他的詩寫得還算精彩；第二，他的詩理論符合當局的意識形態政策。第二點要比第一點更加奠定他在順康年間的文學地位。政治第一，意識形態上的潔癖，清朝統治者是一點也不含糊的。王士禎的「神韻」說，某種意義上的文學漂白論，對康熙來說，可謂適得朕心，討得龍顏大悅，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否則，他不會這樣走運。當然，王士禎此說，並非獨創，用來闡發此說的最具招牌性質的兩句話，一是唐人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一是宋人嚴羽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說明其來有自。版權雖不屬於王，但王能夠融會之，昇華之，系統之，實踐之，於是，漂白文學的「神韻」說應時出現，最重要的意義，對於那些不再視自己為明人，而是清人的文人們，提供了一個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間。
這樣，以錢謙益為代表的明末遺民一代，隨著他們的老化和死去，退出文學舞臺，國愁淡化了，家恨稀釋了；王士禎在康熙的給力下，成了順康年間的廣大教化主。
王之「神韻」說，所以能成為賣點，一方面是詩至明末，「因陳積習，膚廓纖仄」（紀昀語），偏弊株守，了無生意，已鑽進牛角尖，黯無前景，大家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自然期盼一個新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是「神韻」說的漂白作用，那空透明渺、沖和淡遠、風致清新、不落實處的境界，比較投合統治者的胃口。在中國，沒有一個皇帝，願意文人給他添亂的，因此，王士禎的「神韻」說，諱言現實，不碰前朝，無關族群，只在空靈，自然得獲當局青睞，遂獨樹一幟，率模天下。自都門而外省，士子無不競相效尤，由蒙童至皓首，寫詩無不追求空靈。儕輩同僚，以與其交往為榮；晚生後學，以得其指點而紅；詩界唱和，以得其佳作添彩；風景名勝，以得其題詞增光。文章出手，詩歌傳誦，常常產生轟動效應，足跡所至，流連忘返，總是傾倒萬千蒼生。所以，晚清史學家李元度感嘆道：
公以詩鳴海內垂五十年，士大夫識不識，皆尊之為泰山北斗。
著《揚州畫舫錄》的李鬥也說：
公以文學詩歌為當代稱，總持風雅數十年。
當時到北京來的騷人墨客，得到一謁漁洋先生的機會，才算不虛此行。但經常碰壁，不斷撞鎖，後來經人指點，捷徑就在慈仁寺，只消到了那裡，便可一睹尊顏。這就是清人陳康祺《郎潛紀聞》所寫：
相傳王文簡晚年，名益高，海內訪先生者，率不相值，唯於慈仁寺書攤訪之，則無不見。
明代的慈仁寺，清代的琉璃廠，當下的潘家園，都是北京城裡有名的舊書市場。因此，若想面見這位大師，就得先去慈仁寺等候著。在《古夫於亭雜錄》中，同樣的故事，王士禎又重複了一遍：
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謁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崑山徐尚書健庵（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每月三、五，於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賃僧廊地鬻故書小肆，皆曰攤也。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鑑賞者……士大夫言之，輒為絕倒。
有些親歷的事情，最好自己說，比較有現場感；但有些親歷的事情，最好別人講，更能具客觀性。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老先生未能把握住這種微妙的分寸感，對自己的造名術，不無得意地信手寫來，自詡自矜之情，溢於言表，反而產生負面效果。不過，慈仁寺攤的小故事，也足以說明王世禎享譽長達半個世紀的事實。在中國文人倒霉的全部歷史上，獲得如此褒讚，確屬難得的罕見現象。
中國文人也真是可憐見的。首先，彼此相掐，堪稱厲害；其次，上下相壓，尤為可怕。後者的殺傷力，大於前者十倍，怕也不止。所以，過去的一個文人，現在的一個作家，能夠持續紅上十年、二十年，不灰不黑，不倒不垮，不遍體鱗傷者，真是屈指可數。這位大佬，除了謝幕時稍受一點挫折，嚴格算起來，起碼有七十年，安然無恙，其詩，其文，其畫，其書法，居然沒有成為明日黃花，居然沒有被人完全忘卻。按照「五四」以來的文人盛衰史，按照新時期以來的作家興滅史，通常規律，差一點的，五年換茬兒，好一點的，十年輪迴，再熬下去，繼續掙扎者有之，苟延殘喘者有之，當然，頂風臭四十里者也有之，能夠如新城先生這樣老而自在，老而滋潤，老而優遊，老而風光，不背後被人戳手指頭，那就少之又少了。
雖然順康之際，離今天並不太遠，但歷史這東西，只記看得見的行為舉止，不記看不見的心路歷程，因而其中許多曖昧，遂成一片真空。所以，對於這位執順康文壇牛耳地位的大佬，現在已說不清是他的這種漂白洗淨、追求唯美、眼空一切、背對現實的詩歌理論與文學實踐，為統治階級所看中；還是這位活了七十七歲的長壽老人的主動逢迎，或有意配合。當然，也不無可能是王士禎在文字獄的恐怖氣氛下，看到莊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的血跡斑斑，而著意經營的一條安全係數相當高的文學道路，苟安自得；說不定康熙對文人實施大規模鎮壓，然而並不可能，也不打算予以全部屠滅的情況下，不得不放開的一條允許文學生存，但不允許文學造反的活路，於是，漂白文學，一拍即合。也許，以上的臆測並不存在，弄不好有「厚誣」之嫌。那麼，最合適的推斷，王士禎的美學觀點，比較吻合統治者的綏靖懷柔政策，第一，無害；第二，既然無害，必然有益；第三，無害而且有益，用來裝門面，何樂不為？第四，更何況，為了顯得海晏河清，國泰民安，有比文學更具力度的宣傳形式嗎？因此之故，一個，半推半就，一個，欲拒還迎，一個，高調要唱，一個，好處要給，這世界上，屬於政治層面的角力，所作所為，無用功是不存在的。於是他，官越做越大，名越來越高，位越來越重，文章詩歌漂白得越來越好，成為文學史上雙保險的一個奇蹟。
王士禎，或王士禛（1634—1711年），號阮亭、貽上，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淄博市桓臺縣）人。從王世禎的高祖起，新城王氏乃支脈繁衍，絡繹不絕的簪纓世族，自明代嘉靖以來，一直為官宦人家，而且一直為書香門第。據說這位高祖曾制子孫必遵的庭訓，「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要求看似簡單，做到卻頗不易，可見家教之嚴。而清人鈕琇的《觚剩》，則記載了新城王氏家族的內部制度，更顯家風之正：
新城王氏自參議公而後，累世顯秩。家法甚嚴，凡遇吉凶之事，與歲時伏臘祀廟祭墓，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子弟各入泮宮，其婦始易銀笄練裙，否則終身荊布而已。膺爵者纓紱輝華，伏牖者襜褕偃蹇，貴賤相形，慚惶交至。以是父誡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學以自奮於功名。故新城之文藻貽芳，衣冠接武，號為宇內名家。
在這樣不負名門望族的期待下，所形成的巨大壓力，有時也會成為巨大動力，本來稟賦優異，加之好學上進的王士禎，其表現出類拔萃，超越群倫，是預期中事。順治七年，十六歲的他，應童子試，然後歷經縣、府、道試，屢戰屢捷。順治十二年，應會試（類似全國統考），中試，但他沒有接著參加殿試。殿試，乃皇帝的面試，為士子登科的關鍵，最重要的臺階，從此登堂入室，成天子門生，任何考生都不會放棄的。但他戛然止步，退出競爭，據說主考政者排斥新城王氏，故而暫避鋒芒，這自是一種遁詞。實際上是他面臨人生道路的大轉折，煞費躊躇，一時間做不了決斷的結果。這位明日之星，是繼續做精神上不忘故國的明朝人，還是服膺新主做實實在在的清朝人？國仇家恨，他未必甘心棄舊迎新，胡服左衽；天下已定，反清復明純系痴人說夢，永無可能。這道選擇題擺在他面前，有點舉棋不定。最後，他決定了，在明朝時期只是一個孩提的他，有必要在意這種民族氣節嗎？現在，就連文學前輩錢謙益，也薙髮蓄辮，在明史局為大清王朝服務，而「浮生所欠只一死」的吳梅村，也興沖沖地到北京，在國子監任一名學官。那麼，他，還有什麼顧忌，還有什麼猶豫，不去參加順治十五年的殿試，以求發達呢？
結果，來到京城應試，榜中二甲第三十六名進士，循例，應該進入中央政府的職能部門，但很快，卻被外放為揚州府推官（相當於正科級的司法局長），他有點沮喪。
王士禎的一生，文名大於官聲。十五歲時就出版個人詩集《落箋堂初稿》，得到那時文壇盟主錢謙益的首肯。二十三歲時秋遊濟南，在大明湖畔舉辦過一次筆會，參加者不少，唱和者更多，因為他作的《秋柳》四首，語驚四座，詩傳八方。在《菜根堂詩集序》中，他說到這組詩的緣起時，小吹了一點牛：
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雲集名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又三年，予至廣陵，則四詩流傳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甚眾，於是《秋柳》詩為藝苑口實矣。
四首之一這樣寫的：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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