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門春仲送李生還長幹》
闌風伏雨暗江城，扶病將愁起送行。
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
夜烏啼斷門前柳，春鳥銜殘花外鶯。
尊酒前期君莫忘，藥囊吾欲傍餘生。
細雨、冷風、垂柳、驪亭，對晚境孤悽，扶病送行的老人而言，忘年之交的這一別，更不知何日得見？所以，幾天來，對特地從南京來看望他的年輕朋友，重敘契闊，不分宵旰，有多少的話要說，有多少的事要辦啊！燈火如豆，縱論傾情，不覺天之破曉；爐中炭燼，茶涼茗淡，依然談興不減。昔時的宦海沉浮，諸多的罣誤失落，曾經的錦繡年華，難堪的卑瑣回憶。只剩下往事如煙的感觸不已，浮生若夢的無限惆悵。此時此刻，陽關三疊的詩人，已無當年強求發達的政治抱負，更無馳騁官場的雄心壯志，所剩下的一點點精氣神，也就只有賦幾首閒詩了。
這首情深意切的七律，真是心緒闌珊，感慨萬千，欲言又止，欲罷不能啊！「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那命運跌宕，家國破碎的無望前程，那歲月如磐，滄桑黍離的不堪命運，將詩人一生的顛撲悲喜，跌宕熬煎，全部凝縮其中。這首詩寫得精工緻密，含蓄深沉，其陰霾氣氛，其惜別場景，令人彷彿置身其中，不由得也隨之怦然心動。
這首詩的作者，為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在那改朝換代的歲月裡，是時人公認的文壇巨擘。
你也許並不贊成他這個負面大於正面的詩人，然而你卻不能不欽服他的才氣、他的文采、他的學問，以及他在清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無論是當時的人，還是後來的人，論清詩，或論明清之際的文學，首先必然要談到他。所謂眾望所歸，所謂有口皆碑，錢謙益是當之無愧的。四百多年過去，讀其詩作，那些感人肺腑的傷逝名篇，那些動人情愫的思念佳什，仍令人難以釋懷。詩之好，在於動情，在於共鳴，但錢詩之好，更在於引導詩歌潮流，左右詩歌動向，具有楷模、榜樣作用。中國詩人很多，多若過江之鯽，但能啟一代先聲的詩人，也只屈原、謝靈運、李白、蘇軾等有限數人而已。錢謙益之所以重要，就在於他所發軔的嶄新詩路，主宰著大清王朝的詩歌格局。
《明史》認為他的詩歌革新，非同小可，評價為「至啟、禎時，準北宋之矩矱」，不可謂不高。這就是說，明詩到了天啟、崇禎年間，已經奄奄一息，是他重新連線起上至北宋的詩歌命脈。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長命百歲的文學，文學屬於時代，時代完蛋，文學也會跟著完蛋。明代詩歌的前七子、後七子，以及隨後的「復古派」「竟陵派」「公安派」，已經是每況愈下的式微局面。文學這東西，說來也怪，老是循著一條路走下去，不求新，不圖變，必然會走到不可延續，也無法延續的死衚衕裡。尤其詩歌，最能呼應其所處時代，而發出回聲反響的文體，不論詩人如何潔淨、高雅、脫俗，如何不食人間煙火，如何躲進象牙之塔，詩運與國運，文運與世運，有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內在聯絡。說得直白一點，國強詩盛，時衰文弊，這是誰也無法違背的客觀規律。
當朱由檢被李自成團團圍住，坐困愁城時，沒出路的明代詩歌，要比最後上吊的這位皇帝，死得更早。這也是錢謙益從唐宋詩歌的規章法度（即《明史》所說的「矩矱」一詞）中，開拓出一條新路的原因。
作為明末遺民，他從心底裡不會認同這個既野蠻又落後的王朝，然而它生氣勃勃、方興未艾地橫亙在他面前，躲不開也避不掉。如同20世紀30年代文學悄然退場時，明末清初的錢謙益，既不能如沈從文那樣放下筆桿兒，改行轉業；也不能如萬家寶那樣悔其初作，回爐重作；更不能如舒舍予那樣蔚然改觀，面目一新；尤其不能如郭沫若那樣昨非今是，脫胎換骨。因此他所開闢出來這個新時尚、新風格、新氣勢、新思路的詩歌體系，既沒有努爾哈赤的蠻夷色彩，也沒有明末詩壇的殭屍氣味，於是，一人倡之，萬人隨之，詩人追從，詩壇認可，竟然形成大清王朝的一代風流。
領風氣之先，就了不起，創時代潮流，那就更了不起。沒有大才華、大器度、大眼界、大成就，在文學界、詩歌界要想開天闢地，只是痴人說夢而已。這些年來，我就見識過許多已經上文學史，或即將上文學史的名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或即將創造出一個文學世界。其實，歷史之無情，他們的話還沒有落音，他們都一個個跌進歷史的垃圾桶，成為一去不復返的過眼浮雲。錢謙益的偉大就在於他相當不怎麼樣，仍在文學史上有其一席之地。
清人凌鳳翔在錢謙益《初學集》序中談到其詩歌之影響深遠，之風靡所及，極盡讚美之能事：
牧齋宗伯起而振之，而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於正。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包羅萬有，其詩清而綺，和而壯，感嘆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誹排，洵大雅母音，詩人之冠冕也！
凌為康熙時人，稍後於錢的出版家或編輯家，政治傾向顯然與錢謙益、屈大均等明末遺民心氣相通，這也是當時漢族知識分子對於異族統治下的反抗心態的必然共鳴。所以，凌對錢的學問文章，推崇備至。甚至抬高到「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不可測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的程度。雖然心儀過度，難免渲染，但事實上，文章國手之錢謙益，確也當之無愧。
不光他這樣高看，與錢同時代的那些響噹噹的名家，也無不折服其詩，尊崇其文。如陳子龍，譽他為「漢苑文章首」；如顧炎武，推其為一代「宗主」；如黃宗羲，認為他是王弇州（世貞）後文壇「最負盛名之人」，「主文章壇坫者五十年」。至少在清乾隆朝禁絕其著作前，他的詩篇，他的文字，一經脫手，不脛而走，天下翻刻，海內傳行，此前此後的中國文壇上，還少有這樣公認的領袖人物。
當然，這是要撇開他朝秦暮楚、首鼠兩端的人格，置而不論以後，方能得出的結論。
錢謙益（1582－1664年），江蘇常熟人，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老人。順、康年間，也有人抬捧之為「當代文章伯」者。依舊習，禮部主管稱宗伯，或大宗伯。因他在明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尚書，在清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侍郎，因而提及錢謙益必伯，必宗伯。如果他到此為止，做一個有名無實的伯，做一個拿乾薪，而不幹事的伯，那該多好啊！不蹚政治渾水，不涉官場是非，不用鞠躬敬禮，一心詩歌文章，也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完人。然而，中國文人心靈中的「學而優則仕」情結，不能說百分之百的都有，但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皆有，是絕對可以肯定的。牧齋先生自然屬於那百分百之中，其之熱衷官場，甚於熱衷文壇，「我本愛官人」是他自己情不自禁寫出來的心聲。
上帝卻跟這個文學智商很高、政治智商並不高的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文場上讓他極其成功，官場上讓他絕對碰壁。他的科舉應試，如探囊取物，求則必得。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錢謙益中進士，殿試一甲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他的仕途功名，則重重設障，寸步難行。先是父喪守制三年，除服後，賦閒將近十年。直到天啟年間典試浙江，放了一任學差，其間還牽涉科場舞弊案，差點沒命，幸好查清與他無礙。遂轉右春坊中允，為東宮屬官，以少詹事官銜編纂《實錄》。
在封建社會中，能得到一份史官的差使，也就很不錯的飯碗了，但錢謙益卻認為這是個坐冷板凳的閒職，很不開心。
出名快，成名早，成了他自負、自大、自戀、自矜的包袱，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學問文章，扛鼎文壇，是他不甘寂寞、一再折騰的本錢。天啟年間的錢謙益，可想而知，既無奈鬱悶，又心急如焚。其實，做一個單純的文人，最快活自在了。如果有情趣，畫兩筆山水，練一手書法，那是多麼風雅的行為啊！如果有力氣，唱兩口二簧，打四圈麻將，也是蠻瀟灑的勾當嘛！為官和為文，是兩條軌道上的火車，各走各的，萬不可腳踩兩條船。
其實，在中國，甚至在這個世界上，文人的最佳狀態，說到底，就是做文人。做不成大文人，可以做中文人，做不成中文人，可以做小文人，至不濟，做孔乙己，也比遺臭萬年，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強。但是，錢謙益羨慕為官者體面，眼饞有權者的威風，立志要在仕途上有所出息，做夢也想在名利上有所企圖。話說回來，文人為官，非不可為，偶一為之，當無不可。若做不到淺嘗輒止，見好就收，而是食髓知味，不能自拔，想在官場上呼風喚雨，取得為文人所得不到的一切，迷途而不知返，那就步入文學的歧路，非完蛋不可了。
錢謙益，就是這樣太在乎官、太在乎位、太在乎名、太在乎利，而成為失足者、失節者、失敗者的「三失」人物。
天啟年間，寂寞無援的他，真是到了「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地步。當時，以顧憲成為首的東林黨人，正處於強勢出擊的階段，左右朝政，影響時局，操縱人心，掌握輿論。顧憲成為無錫人，錢謙益為常熟人，兒時曾隨父拜晤過這位風雲人物，有這點因緣，加之他需要奧援，需要靠山，與東林人士走得越來越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東林黨是繼西漢之黨錮之禍，魏晉之清流誤國，中唐之二王八司馬事件、牛李黨爭，北宋熙寧黨爭以後，又一起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聚合。中國文人一旦抱團，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是其好的一面；爭權奪利，排斥異己，是其壞的一面。而且，文人團契的惡習，必門戶，必排他，必清教徒，也必原教旨。結果，統治者怕危及政權，老百姓怕輿論一律，非黨人怕徹底沒戲，旁觀者怕出頭無日，於是，必群起而攻之，因而，成事者少，壞事者多。東林黨以及隨後的復社之敗，就敗在樹敵過多上。
不過，時為東林主將的高攀龍、左光斗、楊漣等，對於錢謙益這位聲聞天下的才子，卻張開懷抱歡迎，恨不得立刻將其網羅於旗下。一般來說，政治上合作，基礎是觀點相同，立場一致，這才能同聲共氣，黨同伐異。實際上，東林擁抱錢謙益，在意的是他的明星效應，招牌價值，看到的是當下；錢謙益投入東林懷抱，注重的是這個集團的人氣，以及社會的人脈，很大程度是為了將來。所以，錢與東林的聯手，既有彼此借重的需要，也是互相利用的結果。
明熹宗朱由校繼位的天啟元年（1621年），正是東林黨人與閹黨決戰的關鍵時刻。現在看起來，四十出頭年紀的錢謙益，雖為東林一員，並沒有很賣力氣投入這場殊死戰中，這可以根據閹奸魏忠賢授意炮製的《東林點將錄》判斷出來。閹黨馬屁精以《水滸傳》碣石的天罡地罡排名，將東林人士編入黑名單，湊齊一百零八人予以整肅。排第一位的為「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排第二位的為「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錢謙益雖然名列其中，不過是天罡星三十六員的壓軸，為「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名次相當靠後。第一，說明閹黨未視錢謙益為東林骨幹分子；第二，說明閹黨對其處分，較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等繫獄酷刑而死，系屬從輕發落，只是削籍歸裡，回鄉為民，不曾要他的命。
據《東林始末》：
崇禎二年春正月，定逆案，上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手。
明思宗朱由檢並未再追究下去，因為連他自己被抬進宮來接位當皇帝，也是提心吊膽魏忠賢下毒手，最初幾天，粒米滴水，不敢沾牙，只靠皇嫂在他進宮前塞給他的幾張烙餅充飢。可想而知，魏為九千歲，生祠遍地，不可一世時，屈從於淫威的文人，寫兩首馬屁詩，也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溫體仁媚璫，絕有可能，但若以為錢謙益不媚璫，那倒也未必。一個在歧路上越走越遠的文人，有什麼不會做和做不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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