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晚明的這次「思想解放」，是一次連啟蒙都說不上的「運動」，它與差不多同時的歐洲文藝復興，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這種意識形態，恰恰是在明代嘉、隆、萬朝，經濟漸次發達、商業日益繁榮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曾煞有生氣過的。《金瓶梅》的問世，市井文學的興起，商品消費的繁榮，市場經濟的擴大，絕非偶然事件，而是時代在進步之中的必然。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失敗，但他的政策措施，確實使王朝增加了積累。這正是一次應該推進處於萌芽狀態下的資本主義，走向發展的難得機遇。可是，第一，王朝太過腐敗，什麼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過墮落，只想到自己怎麼快活，而坐失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良機。隨後，更為不幸的是，一個來自關外的，在文化上更加落後的民族，實行了完全倒退的野蠻統治，中國也就只有沉淪一途了。
不過，我們還是看到，即使這樣一個早產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反對傳統的禮教束縛上；在反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桎梏上；在被稱為「無恥之尤」的李贄所嘲「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非孔反儒上；在標榜慾望，提倡人性，主張本真，反對矯情，追求個性上，一系列文化批判，思想裂變，對當時文人而言，震動還是很大的。積極的一面，莫過於在張岱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離經叛道的革命精神，不隨俯仰的獨立人格，拒絕臣服的自我主義，和傲世嫉俗的內心世界。而消極的一面，也就是放浪形骸，縱情於感官之快，淫靡放蕩，沉湎於聲色之好。這也是張岱在新的老闆當政之後，不得不手忙腳亂，不得不狼狽應對的緣故。於是，性格決定命運，由於精神上的清高，做不了第一種人，由於物質上的誘惑，也做不成第二種人，遂只有成為第三種人，眾人眼中的另類。
張岱，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逝於清康熙十八年（1689年），字宗子，號陶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在明末清初的文壇上，他不但是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擅的文人，而且還是一個身體力行，將明中葉那種「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尚」（張瀚《松窗夢語》語）的風氣，推向極致的人物。名士之名，一是能作，一是能鬧，不作不鬧，如何能名？張岱就是這樣一位敢大浮華，敢大快活，敢大撒把，敢大癲狂的「敗家子」。
他的《自為墓誌銘》寫：
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
他的《陶庵夢憶》序文寫：
大江南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粳，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
其實，張岱還忘記自己一大好，好美食。第一，他出身於美食世家。「餘大父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為飲食社，講求正味。」第二，他認為，食物的本味才是感官享受的最高境界。第三，「割歸於正，味取其鮮，一切矯揉泡炙之制不存焉。」（張岱《老饕集序》）
每個人都長一張嘴，但並非每個人都懂得吃。填飽肚子，叫吃本能，品出美味，叫吃文化。這就是張岱與進得北京天天下餃子吃，便過年一般的大順軍農民兄弟的本質上的差異所在。
這位大名士，放浪至此，也許只能用「不可救藥」一詞可以恭維他了。他應該永遠生活在明朝，那裡才是他精神家園。然而，他又不能死殉，因為他說他怕殺頭時疼，只好活下來做清朝的人。可想而知，為什麼他始終留戀昨日的浪漫，始終懷念舊朝的風流，始終不肯臣服，始終不向新朝磕頭的原因。
張岱之不磕頭，固然是他的反潮流精神，但也是他自由的天性，使之然耳。一個人精神世界的種種一切，是由這個人上溯三代的「dna」所決定的，不會因時、因事、因人、因意識而改變，這也真是沒有辦法的宿命論。那個李自成手下的大將劉宗敏，大順軍的第二把手，也是甲申年進的北京。來自草根階層的他，進了德勝門後，第一件事，滿北京城找了個遍，要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第二件事，將搜刮來的黃金，鑄成大餅子用騾馬運回家。因為對劉宗敏而言，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最高境界。而他祖先的祖先，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許盡一生之力都奮鬥不到這個目標。現在，這位出息了的後代，跟著李自成鬧革命，居然左手摟著名妓，右手抱著金磚，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一般來說，家庭，決定教養，出身，體現素質，這是鐵的法則。同樣，從世代簪纓的豪門望族中走出來的張岱，就未必像這位農家子弟那樣下作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燕子飛來，不等於尋常百姓，就成為王謝人家。劉宗敏企羨的那些，張岱半拉眼睛都瞧不上。而張岱在意的一切，那位起義農民也根本無法理解。因此，像張岱這樣的名士，空前未必，絕後是可以肯定的了。在當今物質世界裡，一擲千金的豪富，比比皆是，可他們的精神世界，絕對是一個個小癟三。
更何況，從張岱更早的先輩開始，無不為通儒飽學，著作等身，家學之淵源，根基之紮實，自非等閒。就看他們這書香門第高臺階上，出出進進的人物，如徐渭、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王思任、陳章侯、祁彪佳兄弟等人，哪一個不是文章作手？哪一個不是思想先鋒？這些時賢先進，對張岱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文化這東西，不是饅頭，多吃即胖；學問這東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種緩慢的積累過程，一個漸進的成熟階段。在這樣一個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環境中成長，才分極高的張岱，自然要魚龍變化，而冠絕一時的。
尤其是這富貴世家，自其祖父那一代開始，即擁有私家戲班，自蓄聲伎小蹊，家境之豪富，門閥之通顯，不同一般。因此，張岱就在文學、在藝術、在歷史，乃至琴棋書畫、笙簫管笛、吹拉彈唱、吃喝玩樂等各個領域，全面覆蓋，達到無不精通熟諳，也無不得心應手的地步。當他早年過著精舍駿馬、鮮衣美食、鬥雞臂鷹、彈琴詠詩的貴公子生活時，凡人間所有的快活，他都由衷地去追求、去享受；凡世下所有的美麗，他都急切地去把握、去擁有。這樣一位得過大自在的文人，即使跌倒，即使趴下，也不會屈下膝來，像奴才似的朝新朝磕頭。
明中後期，是中國文人最為放肆，最為自我，也是最為追求本真，最為離經叛道的年代。李夢陽（1475－1581年）有言：
天地間唯聲色，人安能不溺之？
袁宏道則弘揚此說：
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談，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座，男女交舄，燭氣熏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閒數人，浮家泛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中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野狼狽，朝不謀夕，託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
張岱的一生，就是這種「五快活」的最地道的踐行，他性之所至的那些散文作品，也可讀得出來那溢位紙外的名士風流，和躍出筆墨的文人瀟灑。
浪漫的春天，屬於歌唱的詩人，嚴寒的冬日，適合做學問的學者。而明末清初的張岱，恰巧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的考驗，也造就了他在為文和治史的兩大領域中，獲得斐然的成功。
張岱之文，似粗疏而意境精緻，似膚淺而思想深刻，似不經意間而見其心胸擘畫，似率性揮灑而惜墨如金。晚明文人小品文極多，多著重個人感受，張岱作文只是在摹寫客觀的人、事、物、景，偶涉自己，也是閒中落筆，超然物我。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以他《湖心亭看雪》一文為例：
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餘舟一芥，舟上人兩三粒而已。
就其中一連串的「一」，活生生跳入眼簾，烘托出美不勝收的西湖。這些本來極無味，也極無趣的數字，卻起到點石成金的效果。讀他的書，其隨便的筆墨，其任意的文字，其雋短簡約的詞語，其明麗精俏的行文，其興之所至的感想，其情致盎然的興趣，比比皆是，處處可見，極耐玩味，百讀不厭。可以這樣評價，張岱的末世奇文，在他之前不曾有，在他之後不會有。
他的這兩部小品文集，一曰《陶庵夢憶》，一曰《西湖夢尋》，書名中的這兩個「夢」字，看得出來是他失去所有一切以後的反思。斯其時也，先生老矣，一瓢米，一把豆，必親自勞作，方得果腹，一畦菜，一圃苗，必跋涉田間，方得收穫；淪落困頓，無以為生，布衣蔬食，常至不繼。也就只有這殘存在記憶裡的夢，是他僅有的慰藉了。
從他《三世藏書》一文，約略知道他在這動亂年月裡，是怎樣走上人生末路的。
餘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攜數簏隨行，而所存者為方兵所據，日裂以炊煙，並舁至江干，籍甲內擋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誰尤？
然後就是他在《自為墓誌銘》中所寫的景況：
年過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
不過，他沒有頹喪，也沒有噤縮。清人溫睿臨撰《南疆逸史》，曾讚美其著史立說，晚年刻苦的成就。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忭曾孫也。長於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頹壁，終日兀坐，輯有明一代紀傳，既成，名曰《石匱藏書》。豐潤谷應泰督學浙江，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谷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讓，猶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
這部二百二十卷紀傳體明史，五易其稿，九正其訛。清人毛奇齡曰：
先生慷慨亮節，必不欲入仕，而寧窮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編者，發皇暢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靈爽在天，所幾經保而護之，式而憑之者也。
至於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是不是就是張岱的《石匱藏書》？說法不一。紀昀的《四庫總目提要》、陸以湉的《冷廬雜識》，均持此說。姑置智慧財產權的爭議不論，張岱以垂暮之年，以衰邁之力，以飢餒之逼，以孤難之境，給他夢中的故國立傳，說明這位大名士的真愛所在，衷情所繫，這才是讓我們肅然起敬的。
也許這就是中國文人最難得的一種精神了。精神在，志彌堅，享米壽，節不墜，名士末路，餘馨長存，足矣！
作者「李國文」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