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魯或魯胡，文學觀點不盡相同，政治立場也大為相左，但都在北京教書做事，無論怎樣悖背不一，並不妨礙他們聚在前門外厚德福飯莊吃鐵鍋蛋，無論怎樣分歧交惡，也不影響他們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品雨前茶。
尤其天寶年間，李白與王維第二次相集長安，李白被唐玄宗由布衣擢為待詔翰林，一朝得意，滿身朱紫。王維為從七品上的左補闕，相當於準部級的高幹，高軒華蓋，隨從驂乘。同在朝廷供職，同捧皇家飯碗，同是御用文人，同為詩界泰斗。但不知為什麼，仍是形若水火、動若參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謀一面。這就使人惶惑了。
唐代的長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無論怎麼大，在同一座城池裡，怎麼找理由，怎麼設法解釋，李白、王維，盛唐詩壇的領軍人物，不至於好幾年工夫，像捉迷藏似的互相躲著。
唐代長安，如果這兩位詩人，不那麼故意鬧彆扭的話，見面碰頭的機會，應是有的。大家知道，王維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很難想象這樣虔誠的佛教徒，會不去佛寺禱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風流，「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是個既離不開酒，也離不女人的聲色才子，會安穩地坐在家裡納福？當時長安外廓城裡，「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佈人煙稠密的裡坊間，而著名的聲色場所，如平康里的上、中、下三曲，也處於鬧市區，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鄰而居，乃長安開放社會的特色。
那時，王維的輞川別業，尚未完全修繕完畢，自然借住其弟王縉在城裡的宅子。據清人徐松所撰的《唐兩京城坊考》，屬於「長漂」一族的李白，並無在他名下的邸宅。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進奏院，相當於今天的外省市駐京辦，與王維、王縉所居的道政坊，只有一街之隔，相距不遠。因此，拈香禮佛的王維與尋花問柳的李白，狹路相逢，絕有可能。除非他們倆，刻意迴避，有心躲讓，否則，這種不照面、不往來、不相識、不過話的背後，不能不令人疑竇叢生。
何況，《李白集》中，有《贈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等詩，交情匪淺；而《王維集》中，則有《送孟六歸襄陽》《哭孟浩然》等詩，友誼頗深。由此判斷，孟浩然乃李白、王維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當無疑問。實際情況卻是：你的朋友，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為你的朋友，獨獨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為朋友。李白和王維，就這麼彆扭著，豈非咄咄怪事？
孟浩然怎麼對待這兩位朋友，估計也是很不自在的。難就難在與王在一起的時候，不能有李，而與李在一起的時候，又不能有王。這就成了一袋米、一隻雞和一個狐狸乘船過河的腦筋急轉彎的難題了。
孟浩然肯定做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共同之處。王維那首《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西出陽關無故人」，是盡人皆知的。在他詩集裡，這樣的「送別詩」，幾佔總量的五分之一，說明王維之情真意摯，很看重與友人的交往。具有如此平易近人、融洽處世的性格，應該有其樂意接近李白的可能性。而李白之重然諾、講義氣、任俠仗義、敢於承擔，王維估計諒不至於將朋友的朋友拒之門外吧？李白第一次東遊，在揚州，為救濟落魄公子，「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何等慷慨？同遊者死於中途，李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寢興攜持，行數千裡歸之故土」，何等忠忱？如此兩位看重友情的人，怎麼可能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長安街頭，見而佯作不識呢？
然而孟浩然的一片好心，落空了，這哥兒倆就是彆扭著。其實，作為這兩位詩人的共同朋友，他應該瞭解，李白也好，王維也好，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他們內心深處裡，存在著難以交聚的「瑜亮」情結。
唐開元十八年（730年）前後，李白第一次到長安，王維已是第三度來長安，兩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學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兩人心境卻不盡相同。李白乘興而來，一路風光，自我感覺異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維一再挫折，跌跌絆絆，吃過苦頭，心有餘悸。
歷朝歷代的文人，斷不了要吃歷朝歷代皇帝所恩賜的苦頭。於是，苦頭之先吃，還是後吃，對於文人的性格和命運，便產生若干不同的影響。
王維是先吃苦頭，李白是後吃苦頭。先吃苦頭的王維，明白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明白了天地之間的自己，應該擺在什麼位置上，故而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讓李白大概很看不起。後吃苦頭的李白，在掌聲中，在鮮花中，在酩酊的醉眼矇矓中，在胡姬的迷人回眸中，有點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天地之間，最可有可無的東西，就是文人。因此，他的行事方式，往往正面進攻，常常不計後果。這大概也是王維要同他拉開距離的一個原因。
李白到長安來，可能還是靠著妻子孃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時任右丞相張說的關節，肯於捨出臉來為之說項，這當然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他的詩名，也為張說的兒子張垍，一位駙馬爺所看重，願意幫他這個忙。這樣一來，更是勝券在握。在唐代，無論科舉，無論求仕，介紹人的舉薦，非常重要，十分關鍵。用今天的話說，走門子；用當時的話說，干謁，是一種正當的行為。李白所以十拿九穩，心性頗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維擺在眼裡。因為攀附上張說父子，門路不可謂不硬，後盾不可謂不強，大有靜候佳音，坐等捷報之勢。估計那些日子裡，我們這位高枕無憂的大師，小酒沒有少喝。
其實，李白有些輕忽王維，忘了他具有住地戶的優勢。正如今天的「北漂」一族，只能有臨時居住證而無北京戶口一樣，王維口袋裡有李白所沒有的這紙長安市民文書。這紙文書也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體現出王維在首都的根基、人脈、資源，以及可以調動起來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這方面只能瞠乎其後。
當李白覺察到這種差距，從而引起他對王維的警惕，從而發展到冰炭不容。他們相互扞格的隔膜，就是這兩位大師所選擇的干謁路徑，殊途同歸，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賞識，她首肯誰，誰就會一躍龍門，平步青雲。
王維二十三歲中試以後，就被任命為大樂丞。他在這個國家交響樂團的崗位上犯了錯誤，純因少不更事的過失。史載，他的屬下伶人因演只能供皇帝觀看的舞《黃獅子》，而被降職貶放。但李白顯然沒估計到，這個最高樂府的職務，正是王維的音樂天賦、表演才能，以及他詩歌、書畫方面的成就，得以體現出來的機會呀！
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尤為岐王所眷重。
《舊唐書》本傳
從《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王維作的詩看來，他與這位「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的岐王，有著過從甚密的關係。而據《集異記》，王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個人形象上佔了很大的優勢。在重要人物眼中，得到一個視覺上完美的影響分，作用匪淺，這也是李白不禁要自慚形穢之處了。再則，除寧王、岐王、薛王外，王維所交往密切的貴公子，也非等閒人物，如唐太祖景帝七世孫李遵，如武、中、睿三朝宰相韋安石之子韋陟、韋斌兄弟等，都是能在關鍵時刻起到奧援作用的中堅力量。
「長漂」一族李白，在京城沒有這種如魚得水的幸運。首先，高層社會，他缺乏根基；其次，權力中心，他難有依靠；再次，王維結交者，當權派、實力派、主流派、在朝派，都是一言九鼎之輩，無一不是有用之人。而李白結交者，文人墨客、酒徒醉鬼、胡女歌伎、普羅大眾，都是上不了檯盤、幫不了屁忙的平民百姓。所以雖經張說、張垍父子推介，得以住進玉真公主的別館等待接見，可遠在城外，離長安還有一段路程，加之公主很忙，一時來不了，也許說不定把他忘了。
有一首《玉真公主別館苦雨》的詩，便是李白待命時刻的心境寫照。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
空煙迷雨色，蕭颯望中來。
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詩思管樂，此人已成灰。
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
彈劍話公子，無魚良可哀。
這首詩寫得很悽清、很鬱悶，那點滴的簷頭細雨，那瑟瑟的山間冷風，那空茫的乏人問津，那寂寞的無望等待，是李白少有的低調作品。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所期盼的這位公主、那位李隆基的九姐，在很大程度上替她弟弟照管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務，負有發現人才、培養重點作家使命的人，正興致勃勃地觀看王維的琵琶獨奏，並大加賞識呢！
維，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工草隸，閒音律。岐王重之。維將應舉，岐王謂曰：「子詩清越者，可錄數篇，琵琶新聲，能度一曲，同詣九公主第。」維如其言。是日，諸伶擁維獨奏，主問何名，曰：「《鬱輪袍》。」因出詩卷。主曰：「皆我習諷，謂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於上座曰：「京兆得此生為解頭，榮哉！」力薦之，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
《唐才子傳》
雖然靠賣藝求榮，苟且仕進，王維一生以此為恥，但他從此春風得意，平步青雲；而李白儘管身孤心冷，儘管磊落光明，儘管不為富貴折腰，可始終沒見到公主的倩影，沒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歸。對爭勝好強的李白來講，這是多麼沒面子、多麼掃興、多麼無趣的結果啊！
我想，這可能就是兩位頂級大師之間產生隔閡的肇始緣由。而對雄性動物來講，再沒有比「鬥敗的鵪鶉、打敗的雞」，更為刻骨銘心，更為飲恨終身的痛苦了。
作為文人，自信是應該有的，自尊也是應該有的，但是，特別的自信，格外的自尊，那必然緊接著而來的便是令人討厭的自大了。李白這一次長安之行，是對他自信、自尊，乃至自大的一次打擊，他當然吞不下這枚苦果。因此，李白與王維，遂成為永無交結可能的兩條平行線。兩位大師在長安城裡的不通往來，這個唐代詩歌史的不解之謎，似乎也就大致瞭解底裡了。
我試著推斷，這當中肯定有一位有意約束自己，說不定是他們兩位決心迴避對方。一個強大的文人，不太容易與勢均力敵的對手在同一天空底下共存。也許覺得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後來人對於前賢，都有一種「為尊者諱」的諒解，都有一種「玉成其美」的願望，也就不甚細究，隨他去了。實際上，歷史的細胞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而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歷史中的角色地位。因此，一個太自信的李白和一個太自重的王維，形成這種旗鼓相當、互為芥蒂、彼此戒懼、壁壘森嚴的局面，本質上也是一種強之為強的勢所必然。
應該說，一流的文人，只能對二流、三流、不入流的文人起到磁吸作用。在京城地界上待久了，在文學聚會上混多了，你就會總結出來，什麼人跟什麼人坐在一起，什麼人和什麼人偏不坐在一起，什麼人簇擁著誰，什麼人背對著誰，你就大致瞭解所謂的「圈子」是怎麼構成的了。嗚呼！每個圈子都是一個小太陽系，眾星繞著太陽執行，太陽接受眾星擁戴。而若干個「圈子」組合到一起，便叫作「文壇」。
因此，一個太陽系裡，只能容納一個太陽。若是兩個不分上下的重磅文人，便只有相拒和相斥，無法尿到一個壺裡了。文壇的不安生，無不由此而來。
李白與王維，就是循著自己的軌跡執行而無法相交的星體。
也許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但如果這個斯芬克思之謎的謎底就是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誰不願意仰望那滿天繁星的夜空呢？每顆星星都在銀河系裡閃爍著自己的光芒，那宇宙才稱得上燦爛輝煌。
若是隻有一顆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許一顆星星在發光的文壇，那該多麼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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