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矇昧時代，或封建社會的早期，以及現在還處於野蠻狀態的未開化部落裡，用活人作為祭祀品，然後分而食之；或將擄掠俘獲的敵人，殺來吃掉的習俗，是屢見不鮮的。
這種食人惡俗，至今還流行於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島。據說，蘇門答臘的巴塔克人，在由荷蘭人完全控制以前，還在市場上出售人肉。而打了勝仗的毛利人，將戰鬥中死去的人的屍體切碎，擺出人肉宴席，也是常見的。但是，社會進入文明狀態以後，這種駭人行徑，已普遍被視為反人類的罪惡。
中國雖稱作文明古國，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卻一直有持續不斷的不文明的食人記錄。
《管子·小稱》載：「夫易牙以調和事（齊桓）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為了討君王的歡心，這位極善烹調，後來被視為中國廚師開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兒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宮殿上去。
暴虐的紂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個傢伙，曾經將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為了測試其忠誠度，將他的一個兒子宰了，剁成極細的醢（也就是肉糜），包在餅裡。而姬昌居然一點不動聲色地，將這人肉餡兒餅，全部吃了下去。
三國時劉備落難，逃到山村裡，一位老鄉聽說他是皇叔，沒有什麼好招待的，連忙把老婆殺了，割下肉來炒了一盤菜，讓劉備充飢。第二天離開時，才發現那個可憐的女人，像宰殺的豬那樣，還在廚房裡掛著呢！
想不到進入9世紀以後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輕肥》，竟出現了「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國人愈益文明發達的同時，將人食人的醜惡現象寫到了詩裡，那真是夠嚇人一跳的。
《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二寫安史之亂時，睢陽被圍，「（張）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餉，坐者皆泣。巡疆（強）令食之。（許）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無論有多麼正當理由，一座三萬人口的瞧陽城，吃到最後，只剩下四百來人，讀到這裡，那昏天黑日之感，壓迫得連血管裡的血液，都會凝滯住的。可在史官筆下，一聲「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們能以如此平靜的筆調，寫出這段慘絕人寰的悲劇，真讓人為之氣噎。張巡堅守瞧陽，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長存，其氣節青史流芳，那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於圍城的最後階段，這種大規模的自相殘殺，以人果腹的現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絕不能視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做法。
因為具有「正義」的堂皇理由，就可以為所欲為地作出反人類的罪行嗎？《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這說明當時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說，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的功績，「出顏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認為，「守孤城，絕外援，糧盡而餒，君子於此，唯一死而志事畢矣」，「過此者，則愆尤之府矣，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結論：「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讀通鑑論》卷二十三）王夫之發出這樣正義的呼聲。我對這位遠遁湘西四十年，築石室著書而不仕清的明遺民，更多了一分崇敬。堅貞不屈的他，似乎應該讚賞這種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而作出的犧牲。但他卻譴責了這種賊仁戕義的食人現象。如果連最起碼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話，人性泯滅，獸性張揚，這世界還有什麼希望呢？
但是，回顧歷史，唐以後的宋，宋以後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層出不窮，這實在是中華文明中極不光彩的一頁。
北宋末，「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鬥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老瘦男子之‘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為‘不羨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眾，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宋·莊綽《雞肋編》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雙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
明末，「蜀大飢，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乾涸，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飢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廝殺。」（清·彭遵泗《蜀碧》卷四）
一直到清末，食人風仍不絕如縷。20世紀初葉，辛亥革命前夕，與秋瑾同時起義的革命團體光復會人徐錫麟，行刺滿清政府安徽巡撫恩銘，率領學生軍，攻佔軍械局，彈盡被捕，最後，慘遭殺害。其心肝竟被恩銘衛隊的鷹犬們挖出炒食，慘不忍睹。
從以上的例證來看，不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封建王朝的全部歷史中，凡是標明為「末」的時期，都存在著農民起義和統治者不甘心退出舞臺而瘋狂鎮壓的對峙局面。無窮的戰亂，無盡的天災，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毀滅性瘋狂，就構成了中國人苦難的歲月。
雖然，總的來說，人類進步文明，社會發展成熟，是歷史的大趨勢，是不會倒退的。但是，在前進的過程之中，並不意味著不再出現倒退和逆轉的可能。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終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則就果如唐太宗時魏徵駁斥封德彝所言：「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薄，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
所以，長達四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這種人食人的惡本質，已經陰魂不散地潛藏在中國人遺傳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釋放出來的機會，餘毒尚存，又會產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飆弄得神州快要陸沉之際，被蠱惑起來的惡，壓倒良知，壓倒理智，壓倒最起碼的善以後，不也發生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的累累惡行嗎？
在中國人所經歷過的許許多多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於人食人。而所有發生在王朝末代的這類人間慘劇，莫過於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軍。
他在失敗前夕包圍陳州近一年時間裡，採用過機械化方式，將活人粉碎，以人肉作軍糧，供應他圍城部隊，以保證他起義軍的戰鬥力，創造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食人紀錄。
這一份駭人聽聞的食人紀錄，既是中國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歷史教科書，黃巢是農民革命領袖，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是推翻封建統治的行徑，那是具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是毫無疑問的。但若是以毛澤東提倡的兩分法的觀點看，不那麼以偏概全，不那麼一白遮百醜，而取實事求是精神，這位革命領袖在荼毒非統治階層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歷史上那些聲名狼藉的屠夫，比之於他，都望塵莫及，甘拜下風。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夠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殘殺方式。
據唐代張鷟的《朝野僉載》：「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賊。生靈殲於此矣。」
據《舊唐書》：「賊首（秦宗權部），皆慓銳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無論是黃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銅鐘煮人肉，還是黃巢以後的秦宗權醃人屍作隨軍糧糗，都比不上黃巢。
「（黃巢）賊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下）
到底黃巢這座食人工廠，一共吃掉多少人，史無記載。但據史書，他「圍陳州，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看來，他從長安城裡的龍椅上滾跌下來，意猶未盡，沒有過足皇帝的癮，乾脆在此再成立一個臨時朝廷，好「唯闢作威，唯闢作福」一番。中國封建社會能遷延數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這裡：農民革皇帝的命，不過是革掉了皇帝以後，他來做皇帝而已。
但是，這位皇帝要養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數萬名為他打陳州的起義將士，持續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計，至少得吃掉十倍於張巡守睢陽城時的被食人數。
「舂磨砦」的發明權，不是黃巢，應該屬於朱粲，名稱略不同，叫「搗磨寨」。黃巢圍陳州，他已預感到，自己的喪鐘快要敲響。一個知道死神即將來臨的賭徒，還有什麼籌碼不敢推到賭桌中央呢？於是，將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數百（一說三千）巨碓，同時開工，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流水作業，日夜不輟。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無論男女，不分老幼，悉數納入巨舂，頃刻磨成肉糜。陳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擴大原料供應來源，「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鹹被其毒。」這位革命領袖大規模吃人不吐骨頭的行徑，其野蠻、殘酷、恐怖，駭人聽聞。即使以唯物史觀判斷，也很難再冠以「革命」二字來美化他了。
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鐵與血的較量中，你不能將敵人消滅，對手也會將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歷代農民鋌而走險，反抗強大的統治者，起義軍的頭目，無不殘忍野蠻，無不殺人無算。但是，像黃巢以人肉為糧糗的惡行，絕非一般意義的戰場上的較量，而是人性滅絕的屠殺。
這位革命領袖從長安退出來以後，「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驅，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聯兵。」結果，他沒想到，碰到了陳州這個硬釘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陳州刺史）趙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趙「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資治通鑑》唐紀卷七十一）這裡所說的「怒」，表明這位革命領袖精神狀態，已經接近瘋狂。
讀中國史，農民造皇帝的反，確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動力。但在爭奪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領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於農民階層者，真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勞動者，是並不多的。通常，都產生自農村中好逸惡勞的躁狂一族，也就是農村流氓無產者。由於他們具有堅定的「革命」性、野蠻性，破壞意識，盲動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鬥爭中脫穎而出。
而黃巢，更屬於這類痞子中訓練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鋒。起義前，他就是一個私鹽販子，起義後追隨的那個渠首王仙芝，也是一個私鹽販子。鹽作為封建王朝重要稅收來源，歷來統治者對其生產銷售的管制，採取極嚴密的措施。然而，極大的利潤，自然誘發極大的冒險；而極強的鎮壓，也就難免遇到極強的反抗。所以，私鹽販子乾的這種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以生命為賭注的危險行當，殘忍、狠毒、亡命、冒險、破壞、毀滅、嗜殺、劫掠，便成為職業習慣。
暴虐趨於極端，與瘋狂無異。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麼？如果黃巢需要這樣做的話，連眼皮也不會眨一下的。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來，從官方史書，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寫黃巢的章節，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經有過任何人性流露的緣故。
無論正史、野史，對於黃巢的評價全是負面的。可近五十年來，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那是封建統治者站在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上，對於農民革命運動及其領袖人物的誣衊。無論如何，農民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然而，若是從黃巢之亂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華民族的總體國勢，一直處於不斷削弱的過程之中，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不禁疑問，黃巢吃了那麼多老百姓的這場農民革命運動，究竟對歷史起到了推動作用，還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對中華文明起到了張揚作用，還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實事求是的考察，平心而論，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張開大嘴食人了，還有什麼「革命」意義好講？難道因為他反對封建統治，披上一件紅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獸那樣以人為食的舉世大惡忽略不顧嗎？
即使退一萬步，領袖也是人，作為一個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說，「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如此，加之於這位私鹽販子黃巢頭上的光環，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這樣經不起唯物史觀實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領袖，又豈止黃巢一人。其實，據史書有關黃巢的行狀，這位「革命領袖」，可算是一個乏善可陳的人物。
姚雪垠作長篇小說《李自成》，拔高這位明末的類似黃巢的「革命領袖」，不管是為了迎合討好，還是胡謅八咧，竟然有了一點與毛澤東軍事思想合拍的游擊戰略。這位私鹽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內也取得過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龍椅的日子多得多。應該懂得，「流」，是他們這支起義軍的生命線。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統治者的縫隙中求得生存空間。最後，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陳州搞開了陣地戰、壁壘戰、圍城戰，不是存心找繩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嘛！
因此，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終是一個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圍三百日食人無算拿不下陳州；三、想被招安，討價還價總談不攏條件；四、想當皇帝，進了長安連板凳也未坐熱，又捲鋪蓋去當「流寇」。這是一個基本沒有做成什麼，或從來沒有做好什麼的，讓人無法講出特點和長處的半吊子。
不過，也許他可算是一個詩人。
清代編纂的《全唐詩》，收詩近五萬首，錄有他的詩作三首。因為在中國，不光唐朝，歷代之君，都有愛寫詩的雅興。有的寫得很好，有的寫得很屁。黃巢的詩，屬於後者。《全唐詩》，書名有個「全」字，自然要收黃巢的詩，不過佔總量的萬分之幾，說得過去。解放後，社科院文研所編的、收詩六百三十首的《唐詩選》，對他破格相待，與王勃、宋之問、王之煥、賀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選兩首的規格。很顯然，編委們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於階級感情之抬舉了。在中國詩史上，從來沒有黃巢的份，直到解放後，才獲得革命詩人這頂桂冠。這就是中國人的習性了，喜歡傾斜。一傾斜，臭狗屎也能變成香餑餑。何況黃巢的詩，總還算得上合轍押韻、四平八穩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首詩，更像打卦問卜的詞，既有預言的神秘感，也有不第秀才的騰騰殺氣。果然，應了這首詩的讖言，他第一次進長安，還真是什麼花都「殺」，連菊花也「殺」光的冬天。
作者「李國文」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