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要是提起頭髮這檔子事，簡直等於是一部「白髮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或「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傷心史。
魯迅先生在《吶喊》裡，寫過一篇《頭髮的故事》，講清末民初在東京留學時剪辮的風波。做一箇中國人，會為頭頂上這些無關宏旨的毛髮，演繹出如許麻煩的故事來，為此不禁感慨系之地說：「老兄，你可知道頭髮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古今來多少人在這上頭吃過毫無價值的苦呵！」
這一席話，道出了中國人「頭髮觀」的一份深刻體會。
要說起頭髮的功能，我懷疑，人體的這一部分，還有其生理性的功能嗎？早在冰河期，我們的老祖宗的確是要靠厚厚的頭髮來給腦袋保暖防寒的。到了冷兵器時代，在面對面的交手戰時，處在襲來的武器和即將命中的頭顱之間，頭髮還稍稍能夠起到一些緩衝作用。所以，那位知識水平諒不甚高的上帝，在造人時，能設計出類似保護傘的頭髮，使脆弱的腦袋瓜子得以躲閃突如其來的攻擊，也還是了不起的。
到後來，人類發明了盔甲，頭髮就可有可無了；再後來，人類發明了火藥，武器執行的速度加快，頭髮的防範作用更不存在。上帝給人類造出來的頭髮，便也如他老人家給我們造的闌尾一樣，逐漸退化為無用累贅之物，剪去或者留下，已經到了悉聽君便的階段。所以，頭髮的功能，自從人類的祖先走出了茹毛飲血的與動物無甚差異的原始社會，生理的功能便消失殆盡，只剩下一些心理的精神的社會的功能了。沒頭髮又如何？君不見和尚、尼姑、阿兵哥，腦袋都剃得光光的，照樣過得很好。西方世界裡有一位女模特，別出心裁，將一頭秀髮剪掉，刮一個光溜溜的禿頭，甚至更具吸引力呢！
但是，中國人一談頭髮，便不能不勾起往事。我不知道外國人有沒有為頭髮吃過毫無價值的苦，更不知道西方社會有沒有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統治者給全國的男性公民發出一份考卷：你是要頭髮，還是要頭？如果你要頭髮，你就得付出頭。如果你覺得掉了頭，吃什麼也不香了，那你就只好讓人家將你的頭髮剃掉。這就是發生於15世紀中葉，滿清入關，在中國大地上的一道充滿血腥味的選擇題。
若是外國人，斷不會傻到放棄腦袋而保全頭髮的。道理很簡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中國人不，生為大明人，死為大明鬼，寧可掉我頭，不可剪我發，表現出選擇死亡的勇敢。外國人被包圍了，打不贏也走不脫，會毫不猶豫地放下武器，保險舉白旗投降，沒有二話。中國人則不，一定要戰鬥到最後一刻，最後一人，最後一顆子彈。關雲長在土山降了曹操，是他一生的汙點，張飛為此要殺掉這位兄長。外國人看重生命的價值，第一位是個人，第二位才是其他什麼。中國人則是把國、把家、把個人，聯在一起考慮問題的，頭髮雖小，卻關乎忠君報國、氣節大義之事。於是，把腦袋伸出去，砍吧！「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滿地滾的都是血淋淋的不肯剃髮的明朝腦袋，那場面，夠恐怖！
但外國人也有他們自己的偏執，一言不合，誓不共天，必要拼個你死我活，方肯罷休。最近剛紀念過的普希金就是一個例子。這位意氣用事的詩人，一聽有位近衛軍軍官諷刺他，說閣下戴的綠帽子，可是聖彼得堡今年冬天最流行的樣式咧！這還了得，詩人馬上怒髮衝冠，於是，為這句帶有侮辱意味的話，下帖子挑戰，要求決鬥。我想，中國人碰上這樣的場面，絕對錶現出比普希金高得多的涵養。哪怕有人赤裸裸道出烏龜王八綠帽子綠頭巾之類的話語，也不會大發雷霆，髮指髭裂的。這也許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了。中國人講大是大非，「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家都不要了，老婆算什麼，至於有關個人的一切，那就更是小事了。「小不忍則亂大謀」，你說你的，我裝聽不見，然後罔顧左右而言他；甚至還會嘟噥，聽蝲蝲蛄叫喚還不種地呢！
20世紀80年代，那時還叫蘇聯，我有幸光顧過列寧格勒。在古色古香的涅瓦大街上，有一家門面不大的咖啡館，主人邀我們進去，因為詩人是在這兒喝了咖啡才去郊外決鬥的。我們當然要嚐嚐普希金喝過的最後之咖啡，其味絕香、絕苦、絕提神，也絕興奮。也許我是中國人的緣故，我想，我若是普希金，即使受到咖啡因的刺激，也決不採取這等決鬥的做法。普希金夠種，所以，他的詩永遠燃燒著讀者的心。他喝完了杯中最後一口黑咖啡，站起來，走出門去。幾個鐘頭以後，在郊外林中雪地裡，「砰」的一聲槍響，詩人為他的名譽而倒下了。
中國人，尤其知識分子，大話可以說得非常響亮，但身體力行，就不是人人能做到這樣慷慨激烈的。從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間，我所受到的屈辱，足夠普希金去決鬥一百次，也足夠死一百次，甚至還要多。哪怕一條蠕蟲，一個跳蚤，也要騎到頭上來拉屎撒尿，以洩其卑鄙的私慾，但我不也只有選擇苟活，像癩皮狗一樣趴在地下任人踐踏嗎？絕無拔出槍來要求一決雌雄的勇氣。也許正因為這份怯懦，中國作家自殺率極低，為了一口鳥氣決鬥而死的，從未有過。缺乏激情，或許這也是中國很少產生大師級作家的原因。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人，尤其文人的軟弱劣根性從封建社會起，就已經被統治者收拾得毫無骨氣可言。沒有骨氣，激情何來？
滿清政府看準了這一點，1644年，剛進山海關，就頒佈了一道「薙髮令」，因人心不服，曾暫緩執行。到了1645年，攻下江南，南明亡竄，政權穩固，重申此令：「凡清軍所到之處，限十日內盡棄明朝衣冠，皆以滿族習俗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凡違反「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十字方針者，一律處死。於是，一個帝國消亡，一個王朝開始，最倒霉的老百姓，每個人都得面臨這樣一個選擇：是當順民，伸出腦袋被人剃；是當逆民，抻著脖子被人砍；是當遺民，逃到深山老林。中國人為頭髮的這種功能，煞費苦心，傷透腦筋，不知如何是好，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獨一份。
所以，魯迅先生才有那樣的感嘆！
我小時聽我祖母講古，我想，她也是聽她的祖母，一代一代傳述下來的，說剃頭的為什麼可以敲鐋鑼，穿街過巷，吆喝生意，這是大清皇帝授予他的特殊權力。一般情況下，農村只有在重大事件發生時，才可篩鑼的。剃頭師傅的鑼雖小些，據說也有權將居民召集起來，檢視有沒有留髮不剃、尚未蓄辮的。所以，剃頭的把那塊蕩刀布視為聖器，因為那上面貼有十字方針的聖旨，曾經神氣活現一陣的。如同「文革」期間，紅衛兵給五類分子剃陰陽頭一樣，也是殺氣騰騰、不可一世的。中國人的頭髮最可憐，永遠是勝利者的刀下物。好在風光不多久，小將們就下鄉當知青，只能在地頭上曬太陽時，回味那按住腦袋強制剃頭的快活和威風了。
後來，我到了北京，見衚衕裡的流動理髮師，是用一支類似鋼琴音叉的大型鑷子，招徠顧客。那發出來的「錚」的一聲，在幽靜的小衚衕裡傳得很遠很遠，竟能生出頗為迴腸蕩氣的餘韻，只有詩意，再無三百年前那留髮留頭的生死之虞了。可見時光是消磨個人和民族傷痛的最佳方劑。見此與我家鄉迥異的場面，我便懷疑許多神乎其神的傳說，其實都是無稽之談，不過人云亦云罷了。
但明末清初的中國人之視發如命，是與聖人的提倡分不開的。《孝經·開宗明義》裡有這樣的教義：「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其實，帝國天下要改朝換代，王侯將相要改換門庭，知識分子要改弦易轍，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喪失一切，因此，他們對新政權進行抵制是一種本能。我弄不明白，老百姓跟著瞎起鬨個什麼勁呢？誰來當皇上，你也是被統治的草芥之民。即使你為了明朝的頭髮，而被清朝割下腦袋，那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檢，會發給你一個碗大的義民獎章嗎？別逗了！
所以，還是文人聰明，怎麼使自己擺脫這種窘境，既全了名節又保了頭顱者，莫過於一代名妓柳如是愛上的文壇領袖錢謙益了。黃卓越先生編《閒雅小品集觀》，為其小傳：「牧齋二十八歲，以命世之才，登進士第，即捲入世海浮沉。列名於東林，諂事於馬士英，降順清廷，進退無據，陟降頻遭。因而於己，感喟最多；於人，則爭議最劇。時而想立身朝廷，時而又附庸風雅，內心流連於行用與居藏之間，直到晚歲，才窺破世情而遁入風月與禪林之中。」牧齋之一生，反映了一最典型計程車大夫文人的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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