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南方都市報》副刊編輯餘少鐳，因最近比較忙，沒看您的書之前不敢亂髮問，所以拖到現在才把這個採訪提綱擬出來。您看一下，如有什麼地方問得不妥，您多指教。我們整版文字需要四千五左右，下週見報，能否麻煩您在週六晚上把您的回答給我，有什麼補充的地方，咱們也有時間商量。
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1.您在發表授獎致詞的時候，曾提到家人勸您不要在這個「非典型時間」到廣州來，可後來您還是決定戴著四個口罩來了。您提到這個獎項在您心中的分量。您還說到您幾乎獲得了中國所有的文學獎，由媒體頒發的是不是第一次？您認為，由媒體主辦的文學大獎，對文壇來說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答：人到老年，一切就應該看得淡了。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分別，人的一生，也是有著季節變化的。對我來講，春天已是遙遠的記憶，夏天和秋天也成為過客。到了冬天的人，就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含義所在了。那就意味著：退出鬧市，離開喧譁，迴避鏡頭，減少接觸。於是，一杯清茶，半盞濁酒，閉門讀書，信筆塗鴉，便是我這幾年來的基本生活狀態。然而，我還是到廣州來領獎了。正如你所說，我看重的是，我第一次領到了由媒體而不是文學圈主辦的文學獎。
我認為，文學獎走出象牙之塔，對於作品的評斷，對於作家的評斷，由擁有更多受眾的媒體來做這本是專門家的事情，這是中國文學生活中一個嶄新的事物，是應該得到喝彩，並給予支援的事物。我從來主張文學，應該發生各式各樣的變化。只有變，文學才會有生氣，有活力。「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一變則活，不變則死。評獎也是到了應該有所變化的時候了。二十多年來，舉行過許多文學評獎，基本上都是在圈子內進行的，這一次，走到了圈子外邊來，我想我不應該缺席。
「非典」是會過去的，但這次媒體主辦文學獎的意義，卻會長遠發生影響。
2.您一直是寫小說的，什麼時候開始寫散文了？《從嚴嵩到海瑞》是不是您的第一篇歷史散文？現在您的創作重點在小說還是散文？能透露一些創作計劃嗎？
答：我在文體的變換上，不主張從一而終，更不主張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可。不拘泥一格，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難為自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所以，過去一直寫小說的時候，也寫過散文。這些年，散文寫得多些，小說確實寫得少了。因為現在寫好小說的人，和寫壞小說的人，實在太多了，多如過江之鯽。我既不能與寫好小說的人比美，也不願與寫壞小說的人為伍，就只好寫散文為稻粱謀了。
好在當代散文家們不怎麼愛讀文言文的古籍，我就得以鑽故紙堆，拾遺補缺，作文自娛了。
3.在當代文壇上，「歷史大散文」曾經流行一時，可過了一段時間後，讀者除了對幾個大而無當的標題和幾句煽情的語句還有點印象之外，對那些書裡寫什麼幾乎都忘了。請問您怎麼看待那些「歷史大散文」（我是指以餘秋雨為代表的散文）？
答：一位講究口腹享受的人，到菜市場去買豬肉，他會注意到前腿和後腿的區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我，只能分得清豬肉和牛肉，屬於愛吃但對食物不甚考究的吃客。也許這樣的粗疏習慣，對於文學的分類，也甚不精到。譬如在散文這個名目下，還要再細分若干品類，我就把它當作專門家的事情，通常就不會那麼關切的。若是有誰出個試題，考我散文和隨筆的同與不同，我肯定交白卷。
文學，是變化中的文學，文學各個門類的疆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寫過不少小說，長中短都寫過，還曾經主編過《小說選刊》，按說，我該對小說有發言權了吧？其實未必。如今，小說的發展，已經突破傳統，走出框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很難以早先的尺度來衡量的了。
我是好作品主義者，只要有內容，有情感，有見解，語言文字說得過去，也就是佳作了。你夾進嘴裡的這筷子肉，是美味佳餚，吃下去就是，大可不必細考究是什麼肉，是什麼部位的肉，還是趕緊再夾下一筷子為好。
4.能否介紹一下《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創作過程？您是從什麼時候想起要寫這麼一本書的？在很多散文家都在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風花雪月的時候，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寫一部有可能「吃力不討好」的書？
答：前面已經說過了，一個人到了他生命的冬季，是該將自己藏起來的。既不宜張揚，更不應賣弄，尤其不要擠入「現在進行時」的行列之中，秀那一把老骨頭。第一，很累人；第二，很難看；第三，人家要喝倒彩的。所以，杜門謝客，閉門索居，便是冬藏的上上策了。
在這個完全屬於自己支配的時間裡，讀些閒書，聊補往日之疏惰；寫些閒文，宣洩心中之塊壘，便是我這些年裡最好的自娛。一臺電腦，幾本舊書，朋友電話，街頭踱步，倒也怡然自樂。到了我這把年紀，不是不想「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風花雪月」。或許，一個人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幹得成什麼，幹不成什麼，是天定的。寫「褲襠文學」雖然賺錢，但上帝不給你這份「才華」，你也無能為力。
不過，做了一輩子文人，經受過那種「非正常」生活。而且，到了人生的冬天，誰也免不了要接觸到「死亡」的命題，於是，便想起來寫這本書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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