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遺》的《辯「文人無行」》中說：「輕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於鬧事，偷香而至於害人，這是古來之所謂‘文人無行’。」這裡所總結的輕浮儇薄、躁狂狷急、醉生夢死、性事糜爛，倒也是被世人物議的無良文人們的典型表現。
「文人無行」，語出曹丕的《與吳質書》：「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主。」作家們行為不檢、有欠自重、名聲敗壞，貽人笑柄，在文壇上的這類醜事糗事，確是從來不絕的。曹丕的話裡，我們多少還能聽出一點寬容之意。但後來的史書記載，對此種現象，頗多詬言，便不那麼客氣了。也許，古代文人在這方面的表演，要更招人反感些，方才繩諸筆墨，予以針砭的。
當然，如今的作家中，有教養者愈來愈多。所謂無行的文人，總的來說在減少著，應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如何，世紀交替，文明進步，發展趨勢，歷史必然，作家整體素質的提高，那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時下偶爾出現的，那些一定要往地毯上吐痰，一定要從視窗向外撒尿，一定要從摩天高樓上往下擤鼻涕，一定要隨手牽羊從賓館順走些什麼，一定要吃約稿女編輯的豆腐甚至動手動腳，一定要住星級飯店不然就會失眠，一定要有左擁右抱的三陪才會詩興大發，一定要麻將打到天亮眼珠通紅走出房間的文人，相對於古人的表現來說，是小小不言的無行了。
我們有理由為這種進步而高興。如果翻一翻宋代端明殿大學士宋祁所修的《新唐書·文藝》，看看他給唐代文人畫的像，就會覺得上述邊幅不修的諸位哥兒們，和一定要寫自己與多個男人濫交經驗的姐兒們，簡直是非常好樣的了。
宋朝的宋祁絕無存心糟蹋唐朝文人的意思，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章《題司空圖詩卷末》中得到證明。他說：「噫！表聖，賢者也。以其賢故，一言一物為後人愛秘若此。寧當時之人舉不及後人之知表聖耶？是不然，同時者，異時者慕，尚何怪哉！」看出他是個很客觀和實事求是的學者。
唐代詩人司空圖，字表聖，自號休休子，又號耐辱居士。衝其字號，知其自許甚高，故而不甘世俗。原來，他也曾很自負過的，認為有宰輔之才，後因求官不售，便遁跡中條山中，做到了真正的背靠文壇。不像當今一些聲稱與文學「拜拜」的名家，雖欲隱而難耐寂寞，時不時在小樓上用望遠鏡東張西望，如同唐代那個叫盧藏用的文人，「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之為‘假隱’」一樣，是一種以隱求顯的偽君子，不足為訓。
司空圖說隱便真隱了，最後召他為禮部尚書都不幹。躲在山裡，潛心從事詩歌理論研究，一部《二十四詩品》，至今還是詩歌評論界的基礎讀物。宋祁很尊崇他，所以這幾句話寫來也很有感情。宋祁所謂「媢」，即嫉妒，表現在文人身上，便是彼此相輕。對同一時代的作家來說，「媢」，沒有什麼稀奇，由於名利、權位、風光以及莫名其妙的慾念而引發的競爭，而產生恨不能將對手生吞活剝的歹毒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見別人寫得稍為好些，活得稍為強些，馬上嫉妒得眼露殺氣，心懷叵測，做出種種張致，甚而下作無恥，都是可能的。但相隔一段時間以後，前人成了故人，故人成了古人，彼此無利害衝突，感情自然是「慕」而不是「媢」。宋祁的分析很有道理，因此，他沒有必要說唐人的壞話。
何況宋祁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作家。雖然他的小詞寫得很是清麗可愛，但他相當謙謹自約，為人讚許。他的《玉樓春》：「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僅點出春天絢麗的這一個「鬧」字，其貼切準確的程度，也足以垂範千古。但他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和《治戒》一文中，再三強調其水平「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他要看到後來一些自封或人封的大師，自稱或人稱的經典，自以為或人以為的不朽和傳世，一定會驚歎這些無良文人那不亞於城牆厚的臉皮，而自慚弗如。鑑古知今，同樣，以今解古，宋祁在《新唐書》裡描繪唐代文人的筆墨，應該是可信的。
如：「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坐怨謗流死。」
崔信明「以門望自負」，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恃出身好、成分好來壓人。這種以非文學手段在文壇拔尖稱霸消滅對手的做法，直到今天還有人在照方抓藥。其實，李百藥在唐初文壇，不但資格老，而且著《齊書》五十卷，已有定論。但小文人通常就是這樣沒起子，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就是不服氣比他哪怕出色一點的同行。自負，是文人差不多的共同弱點，一旦無可驕傲還偏要驕傲的話，十之八九會產生歇斯底里。崔信明非要認為自己勝過李百藥，而大家不承認，不買賬，嗤之以鼻。於是，氣極生瘋，至少是患了輕微的躁狂性精神病。這樣的人，必然要不停地折騰，一直折騰到死為止，最後因怨謗而流死，也是活該了。前幾年我們也曾見識過這類人物的，結果又如何呢？最後還不是以成文壇笑柄被人不齒而告終？
如：「李勣戒劉延祐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
看來，劉延祐年輕時，就很出名了。少年有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才使得老幹部對他進行這番善意的教導。李勣是唐初開國元勳，資望很高，把他驚動出來，可見這位神童作家大概張狂了一點。有才華，即使蓋世，也不能像南朝謝靈運那樣自詡：「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謝靈運最後鬧得在廣州棄市，焉知不是驕傲的緣故才把腦袋弄掉的？因此，一個年輕作者，寫了幾篇作品，瞎貓碰死耗子，紅了，完全用不著亢奮得睡不著覺。文學是個漫長的競賽過程，而做人更是一輩子的事。所以，劉延祐接受了老將軍的勸告，後來，他的吏治在歷史上還是被肯定的。
如：「張昌齡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華而少實，其文浮靡，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現在很難評斷王師旦對張昌齡的詰難，是不是有些類似時下新潮作家，或者實驗作品所受到的非議一樣。初唐處於文學變革的時期，自然會有各式各樣的流派出現，各尊一宗，互有長短，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自不足奇。但從李世民對他發出的警告來看，語氣夠重的：「昔禰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鑑於前。」估計張先生的不佳表現，是文字以外的事情了，史書未載，不敢懸擬。但對一位政治家而言，浮靡文風事小，「後生勸慕」所導致的結果事大，是不能不在乎的，就不得不舉出魏晉時死於非命的兩位文人，給他敲敲警鐘了。
如：「杜審言恃才高以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之北面。’其矜怪類此。」
這位老先生是杜甫的祖父，而宋祁稱杜甫的性格，也得其祖真傳，是很「褊躁傲誕」的，沒準這倒是他們家族的基因遺傳了。文人愛口出狂言，非此一例，但像杜審言這樣有得狂的狂，多少還說得過去。那麼，一些無得狂的狂的作家，蚍蜉撼樹，螳臂當車，就要令人笑掉大牙了。後來，「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這種當慣了老爺子的口氣，何其耳熟能詳呀！其實，大家明白，文學成就的高低，與年齒的增加，並不成正比的。因此，老作家不等於大作家。而尊老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尊重其人，未必就是尊重其文。但作家一老，便把人們對其上了年歲的尊重，看作自己文學上令人高山仰止了。所以，這種當老爺子的慾望，愈老，也愈強烈，杜審言自然不是唯一的例子。
如：「元萬頃時謂北門學士，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如：「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李適等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如：「閻朝隱，性滑稽，屬詞奇詭，為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後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後疾。還奏，會後變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這些御用文人，十之九都非善類。明代的沈德符描寫過：「詞臣日偃戶高臥，或命酒高會而已。」好像很輕鬆，很瀟灑，除喝酒做詩外，就是睡大覺了。其實不然，能巴結到統治者身邊的文人，絕對是拍馬屁、哄皇帝老子開心的高手，而且要鞏固住御用的地位，必無所不用其極地上拍下踹，獨領皇帝對他的恩幸，還不遺餘力地做皇帝在文化界的耳目，以誅殺同類來邀寵討好。元萬頃等文人，實際是宮廷裡用來分宰相行政權的特別秘書班子，一時間，權重勢熾，是炙手可熱的差使。唐代，宰相在南衙辦公，而這些直接受命於高宗或武后的文人，都是從北門進宮，舞文弄墨，插手政治，人們才把這些品格卑汙、行為齷齪、輕浮淺薄、不講廉恥的文人，蔑稱之為「北門學士」。
據《朝野僉載》，這類墮落文人的醜態，更有甚者。如：「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雲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祠。詩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如：「唐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如：「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皇后，及韋誅，復附太平公主。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並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如：「唐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膜隨薛師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蹬。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
無行文人之下流無恥，莫過於此了。崔融、宗楚客之流，竟以詩文來諂媚溜舔武則天的面首張易之和僧人薛懷義，宋之問甚至為張易之捧尿壺，還做出不堪入目的樣子獻媚權貴。如此不擇手段的阿諛奉承，說他們是名教之罪人，是一點也不錯的。最下作的，還數那位崔湜，他「美容儀，早有才名，與兄弟等並有才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就這樣一個貴家子弟出身的文人，竟以自己的姿容，甘為男妓，去當太平公主的面首。這還不夠，為撈到一份官職，把老婆和兩個女兒送到東宮，供太子尋歡作樂，連最後一點人味也喪失殆盡了。
一個文人，琢磨怎麼樣走門子、拜碼頭、串高門、攀名流的話，研究如何去捧臭腳、拍馬屁、當走狗、賣靈魂的話，這樣無行下去，文壇便真的成了魑魅魍魎的世界了。就是那個捧尿壺而自得的宋之問，看到另外一位詩人劉希夷寫的一首《代悲白頭吟》，其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絕妙聯句，嫉妒得要死，自己又寫不出，於是找人用沙袋壓死了他，將這首詩竊為己有。
無行到了極點，便無法無天了。所以，宋祁在《新唐書·文藝》的序文裡，一上來就談到文人中的這類小人，「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奸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不勝感慨系之。
在他這篇著作中，被點到的還有：
如：「孟浩然，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唯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生活上的不檢點。如：「劉太真，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作風上的不正派。如：「崔元翰，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傅致以罪雲。」品質上的不可信。如：「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閒妻妾苛嚴，世謂妒為李益。」精神上的不健全。據說，他為了防止妻妾紅杏出牆，每晚要在她們房屋四周和門口，撒上白粉，作為隔離帶，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錮防範，簡直成了變態狂人。
所以，文人無行，在唐代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太平廣記》卷一八三引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一直到宋代，秦觀在《謝王學士書》中嘆息：「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而己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飢寒。」可見一時風氣。
甚至詩壇的初唐四傑，同時代的有識者對他們的品格和行為，也是不以為然的。宋朝孔平仲《續世說·識覽》中指出：「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他預言的表現較好的楊炯，也是一個「為政殘酷」的人，「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第，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說到底，也是一個不怎麼樣的淺薄文人。
裴行儉是一個政治家，不能算純粹的文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來看待文人的。「享爵祿」，當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終結目標。但是，作為一個作家，那應該是最有文化的。作家的文化是表現在知識的豐富和行為的成熟這兩個方面。因此，切莫在知識上和行為上都不及格。為文，為人，對作家來講，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否則的話，一個打折扣的「浮躁淺陋」的作家，總是會被人所不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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