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記憶回到童年，我的空間比例感立即變更。我的視平線離地面不足一米，跟我個頭平齊的是家裡那幾只大鵝。我混在它們裡面一起朝花臺那邊搖搖擺擺而去。它們歡快地叫著，我覺得聽明白了它們的話語，是在鼓勵我朝前走，不要怕會從花臺裡爬出來的菜花蛇。
那時候只有大人將我抱起，我才會注意到大人的面容，當我自己在地面上跑來跑去時，我覺得親切的面容主要是那幾只大鵝。我覺得自己跟它們沒多大區別，它們似乎也把我視為同類。
「劉么！莫讓鵝啄了你！」一個大人走近我身旁，記憶裡沒有她的面容，只有她的大手，很粗糙，很有力，握住了我的胳臂，將我拉往她的懷抱。幾隻鵝兄鵝弟抱怨地扇著翅膀，搖晃著讓到一邊。
抱起我來的，是我家的保姆彭娘。我在她懷裡掙扎著：「鵝才不啄我哩！我要跟它們耍嘛！」彭娘道：「是有點怪欸，這些鵝啄這個啄那個，就是不啄么娃！不過謹慎點為好啊！」說著彭娘就把我抱進灶房去了，把我放到小竹凳上，哄我說，「么娃兒乖，幫我剝豌豆，我擺個龍門陣給你聽……」
所憶起的這些，都在重慶南岸，那時我家的居所。
那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我四歲到八歲期間。我家那時所住的，是重慶海關的宿舍。那棟房子，是兩層樓，下面一層，住的是另一家。那家的院門，在下面的一個平面上。我家的院門呢，則在山坡的另一平面上。院門由木頭和竹子構成，進了院門，是個小院子，這小院子的右手邊，是個幾米高的坡壁，坡上有路，從那路上往下跳，按說就能跳進我家，但我家在那坡壁下面，佈置了一個花臺，花臺上種的薔薇，長成一米高的亂藤，一年裡有三季盛開著豔紅的薔薇花，那些粗壯的藤莖上，佈滿密密的尖刺，令任何一位打算從坡壁上跳下的人望而生畏。就這樣，我家右邊形成了自然的壁壘。左邊呢，我家這個院子的平面，與下面那個平面，又形成了一個落差更大的坡壁，於是安裝了籬笆。那棟兩層的小樓，下面一層與我們上面一層原來有樓梯相通，因為分給兩家，堵死了。那樓聳起在我家的這個小院前面，二層正與小院的平面取齊，但樓體並不挨著坡壁，樓體與坡壁之間，是一道深溝，雨後會有溪流衝過，平時也有深淺不一的溝水滯留，那麼，我們家的人怎麼進入自己的住房呢？那就需要通過一座木橋，橋這頭在我家小院，橋那頭伸進樓上的一扇門。穿過橋，進入樓裡，則是一個比較大的空間，充作飯堂，飯堂前面有門，門外則是一個不小的陽臺，從陽臺上可以望見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山城重慶的剪影歷歷在目。從飯堂往右，有條走廊，走廊裡面有三間屋子，有間是擺著沙發的客廳，有間是父親的書房，儘裡面最大的一間，則是臥室，我雖然有自己的小床，但常常要擠到父母的大床上去睡，夜裡做噩夢，拼命往父親脊背上靠，結果給他捂出了大片痱子。那時大哥、二哥都常在外地，小哥和阿姐在重慶城裡巴蜀中學住校，父親每天一早要乘海關划子過江到城裡上班，晚上才回來，因此，大多數時候，那個空間裡，只有母親、彭娘和我。小院儘裡面，有三間草房，牆是竹篾編的，屋頂是稻草鋪的，一間是灶房，一間彭娘住，一間是擱馬桶的，大人要到那裡面去方便，我是不用去那裡的，我在屋子裡有罐罐，彭娘每天會給我倒掉洗淨。草房再往裡，高高的坡壁下，有一片菜地，彭娘經營得很好，我家吃的菜有一半是在那裡自產的。
彭娘到我家幫傭，有很長的歷史。大約在一九三六年父親從梧州海關調到重慶海關任職，她就從老家來到我家了。據二哥告訴我，那時候我家生活很富裕，住在城裡，每晚開飯，要開兩桌，除了自家一桌，總有一些同鄉，坐成一桌來吃飯。那時給彭孃的佣金，是相當可觀的。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以後，生活艱難起來，特別是日本飛機轟炸重慶，使得父親不得不將母親和孩子們先轉移到成都，再轉移到老家安岳。彭娘在我家經濟上衰落時，依然跟我母親兄姊轉移各地，相依為命。阿姐告訴我，那期間父親偶爾會來成都看望家人，但來去匆匆，留下的錢不夠用，戰時薪酬發放不按時，加上郵路不暢，母親常常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她就記得，有天在昏暗的煤油燈光裡，母親開口問彭娘借錢，彭娘就從她自己的藤箱裡，翻出一個土布小包袱，細心開啟，好幾層，裡面是她歷年來攢下的工錢，都兌換成了銀圓。她對我母親說：「莫說是借。羊毛出在羊身上。甜日子苦日子大家一起過。只是你莫要再生那個從桌子上往下跳的心！」
彭娘規勸母親不要從桌子上往下跳，是因為那時候，一九四一年冬季，母親又懷孕了，那時候父母已經有三子一女，而且還有一個年紀跟大哥相仿的、祖父續絃妻子生下的小叔，跟著母親在抗戰的艱難歲月裡顛沛流離，父母實在不想再度生育，不料父親從重慶往成都短暫探視母親的幾天裡，竟播下了我這顆種子。母親找來不少阻止我出生的偏方，可是吃進去就會很快嘔出來，於是跟彭娘說起，不如從桌子上猛地跳下，也許就可以了。有天母親又讓彭娘去為她買藥，彭娘從外面回來，跟她說：「這回我給你換了個方子！」母親說：「莫是吃了又要嘔出來啊！」彭娘熱好了那東西，端過去，母親吃了一驚：「這是什麼啊？我怎麼覺得分明是牛奶呀？」彭娘就說：「是我給你買的牛奶！你這麼一天天亂吃藥，正經飯不吃幾口，看你身子還能撐幾天！你帶著這麼一大啪啦娃兒，不把身子保養好，怎麼開交？給我巴巴實實喝了它！」母親說：「只怕喝了也要嘔出來！」但是她喝下那牛奶，卻不但沒嘔，還實話實說，「多日沒喝過這甘露般的東西了。只怕上了癮沒那麼多錢供給！」
於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成都育嬰堂街借住的陋宅裡，母親再一次臨盆。母親非常緊張，她對彭娘說：「以前都是在醫院，那裡邊什麼都是現成的……」彭娘就「賞」她——四川話把批駁、斥責、譏諷、奚落說成「賞」——「說不得什麼以前現在了，抗日嘛，大家緊縮點是應當的！再說了，現在怎麼就不現成？七舅母當過護士，我自己也生過娃兒，一鍋乾淨水已經燒滾在那裡了，乾淨的毛巾、消過毒的剪刀全齊備了，你就安安逸逸生你的就是了！」凌晨，母親生下了我，接生的是我七舅母，助產的正是彭娘。彭娘後來說：「原準備你出來後拍你屁股一下，哪曉得你一到我手裡就哇哇大哭，你委屈個啥啊？」
我的落生，雖在父母計劃之外，但既然來了，他們也就喜歡。父親給我取名，劉姓後的心字，是祖上定下的輩分標誌，只有最後一個字需要父親定奪，父親那時候支援武裝抗日立場，就給我取名劉心武，據說彭娘聽了頭一個贊同，說：「要得！我們么兒生下來就結實英武，二天當個將軍！莫去舞文弄墨，文弱得像根麻稈兒！」她哪裡想得到，幾十年後，恰恰是這個名字裡有「武」字的，沒成為將軍，倒混成個文人。其實要說名字的「文藝味兒」，二哥劉心人、小哥劉心化，都遠比我的名字更適合作為作家的署名。
彭娘似乎比父母更寵我。她說我命硬，從小就懂得自衛，才幾個月，她把我放在盆裡洗澡，我站在盆裡，一隻手死死拽住她的衣角，不使自己跌倒，「唷欸，這個娃兒，好大氣力喲！」多年以後，彭娘說起，還笑得合不攏口。她又誇我天生謹慎，說是他們老家鄉里，有個娃兒，養活四五歲了，有天口渴，跑到飯桌前，欠起腳，抓過茶壺就對嘴喝，沒想到壺裡是大人剛灌滿的滾水，滿壺滾水不容他躲避咕咚咕咚灌進了他食道胃腸裡。因此，到我家幫傭以後，對我哥哥姐姐，她從小不忘提醒：吃喝先要弄清冷熱，尤其不能把住茶壺嘴就往嗓子眼兒裡灌。但是我呢，彭娘說，怪了，從很小開始，她餵我水餵我飯，明明她已經嘗過冷熱，是正合適的，那勺子到了我嘴邊，我總會本能地用舌尖輕輕地試著舔一下，在確認不燙以後，才肯讓她將水將飯喂進我的嘴裡；長到四五歲自己能倒茶壺裡的水喝了，見到茶壺，總要先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觸一下，再輕輕摸幾下，確證不燙，這才倒在杯子裡，小口小口地喝。「唷欸，這個娃兒，心鬼細喲！」彭娘所肯定的我生命的本能，也許確是我存活世上的先天優勢。
但是彭娘對我的寵愛，有時達到溺愛的程度，由此引出母親與她的爭議。有一回，我家那幾只鵝不斷怪叫，彭娘走出灶房去看，我跟隨在她身後，只見我家那籬門外，有個人拋進繩套，要套走最前面的那隻鵝。彭娘就衝過去，大聲呵斥詈罵：「龜兒子！砍腦殼的！」籬門外的人只好收回繩套一溜煙跑掉了。我見狀也衝到籬門邊，朝外面大聲罵：「龜兒子！砍腦殼的！」母親聽見人聲，這才從屋裡出來，站在橋上問怎麼回事，彭娘且不報告有賊套鵝的事，而是極其興奮地向母親報告說：「好欸！劉么會罵人了欸！」她那樣眉開眼笑地讚我大聲罵人，令母親十分詫異。其實我那次罵人，完全是鸚鵡學舌，「龜兒子」還勉強能懂，何謂「砍腦殼的」，實在懵懵然，後來長大了，才知道是咒人遭遇殺頭死刑的意思。母親對我們子女，家教嚴格的一面裡，禁止「撒村」即罵人是頭一條，尤其不許說那些汙言穢語，這種語言潔癖是否有些過分？依我後來的人生經驗，是判定為有些過分的，它使得我在少年、青年時期，因此被一些其實本質不錯的同學疏離，也使得我在自我宣洩時失卻了一種偶可使用的利器。後來阿姐告訴我，母親有次就跟彭娘說：「莫教劉么罵人，他學舌你的‘村話’，你要制止他才是。」彭娘完全不接受母親的批評，她有她的道理：「村話村話，村裡人說話，就那麼直來直去，有啥子不好？我看你是離開村子當太太久了，一天洗幾遍手，還不是噴嚏咳嗽的，哪裡有我經得起打磨！我雖跟著你們也離開村子好久了，到底還在種菜養鵝，時不時說幾句村話，心裡豈不痛快許多！」母親聽了，也只是笑笑，不過彭娘自己該「撒村」的時候照舊潑辣地「撒村」，卻不再慫恿我學舌「撒村」。
彭娘深深地融入了我們這個家庭。她和母親，親如姊妹，我看慣了她們一起製作泡菜、水豆豉，罐肉腸，晾臘肉，兩個人合擰洗好的床單再晾到繩子上……母親會到灶房和彭娘一起做飯，彭娘會到我們住房裡跟母親一起收拾箱籠、拆舊毛衣、織新毛衣，她們有時會頭湊頭壓低聲音說話，一起嘆息，或者相對哧哧地淺笑。彭娘愛護我們家的每一個人。父親和大哥是一對愛恨交織的冤家，我在別的文章裡寫到過，也以他們為原型，將那父子衝突寫進了我的長篇小說《四牌樓》裡。一次彭娘煮好了打滷麵大家圍著八仙桌吃，大哥頂撞父親，父親氣得將一碗麵摔到地下，喝令大哥：「滾！」大哥擱下面碗，搖搖肩膀，取下椅背上的外衣，衝出屋子，果然一去不返。父親盛怒，母親也不敢馬上勸解。那天小哥和阿姐都在家。到晚上小哥要找錐子修理什麼東西，阿姐要拿剪刀剪勞作老師（那時有門課程叫勞作課）留下的剪紙作業，卻都沒在以往放這些東西的地方找到，母親也覺得錐子和剪刀的失蹤不可思議，最後還是彭娘供認，她早發現父親和大哥都像打火石，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撞出火花燃起大火，她怕父親一怒之下會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確實，父親恨大哥恨得牙癢時，放過類似《紅樓夢》「不肖種種大承笞撻」那回裡賈政那樣的狠話，大哥上小學時惹禍被學校開除，父親曾氣得用錐子扎他屁股——所以為以防萬一，就把錐子、剪刀等屋裡的利器在晚飯前都藏了起來。第二天、第三天……幾天以後大哥也沒有回來，母親急得直哭：「他連吃飯的錢也沒有，可怎麼辦啊？」彭娘就悄悄告訴母親，她預見到大哥可能離家出走，因此，在大哥那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口袋裡，裝了好幾個銀圓，「他一時是有錢用的，再說了，他是條能掙到錢的漢子了，你放心，二天他回來，父子和好，你高興的時候會有的！」母親說要還她銀圓，她生氣了，「難道他們不也是我的兒女嗎？」
彭娘確實是我們這些子女的第二個母親。她最寵我，但其他的孩子也都疼。那時候小哥、阿姐每星期五晚上會從城裡回南岸，小哥比我大一輪，玩不到一塊兒，阿姐比我大八歲，勉強可以充當我的玩伴。每次阿姐到家前，我都會把一隻大橘子，用一隻大碗扣住，等她回家以後，讓她掀開大碗，感到欣喜。但是次數多了，阿姐漸漸不以為奇，她到家後忙著別的事情，我幾次喚她，她都懶得去掀碗。這情況讓彭娘發現了，於是，有一次我纏著阿姐催她找橘子，她漫不經心地依然做別的事，彭娘就過去跟她說：「妹兒，這回劉么給你扣了只活老鼠哩！」阿姐不信，馬上去掀那隻碗，誰知碗一掀開，阿姐和我都驚呆了——碗下扣的是幾隻豔黃噴香的枇杷果！阿姐高興得跳起來，彭娘笑道：「老鼠變成了枇杷果！」我老老實實地說：「咦，我扣的是橘子呀！」阿姐才知道，是彭娘用枇杷換去了橘子。那枇杷是頭些天客人送給我家的，父母分了一些給彭娘，彭娘說該給我小哥和阿姐留著。母親說：「這東西不經放，你就吃掉吧。」那時候家裡沒有冰箱，天氣熱得快，確實很容易把枇杷放爛，但是彭娘自己捨不得吃，她想出一種土辦法，就是把鮮枇杷埋在米缸裡，小哥、阿姐回家前取出來，果然都還新鮮。那天阿姐覺得有意外收穫，小哥得到彭娘為他留的那一份也很高興。
彭娘給予我小小的心靈以愛的薰陶。她有「砍腦殼的」一類的罵人的口頭禪，也有「造孽喲」一類表示同情、感嘆的口頭禪。來給我家送水的大師傅，是個啞巴。那時我家沒有自來水，吃飯、洗衣所需的水，都依靠拉木頭大水車的師傅按時供應。大約每隔幾天師傅就要來一次，先把那裝水的車子停在院子裡，再用水桶一桶桶地將水運進灶房間，倒進三隻比我身子高許多的大水缸裡，水缸裝滿後，要蓋上可以對摺開啟的木蓋子，往往是水注滿後，彭娘就拿出幾塊明礬，分別丟到水缸裡，起消毒、澄清的作用，當然，那是我後來才懂得的。送水師傅來了，母親也會出來招呼，除了付錢，還讓彭娘給他盛飯吃。彭娘會給他盛上很大一碗白米飯，米粒堆得高高的，那樣的一碗飯叫「帽兒頭」；彭娘還會給他一碗菜，菜裡會有肉。有回送水的師傅吃完要走，彭娘讓他且莫走，師傅比比畫畫，意思是還要給別家送水，彭娘高聲說：「你看你那腿，瘡都流膿了，也不好生醫一醫，造孽喲！」就跑到木橋那邊住房裡，問母親要來如意膏，親自給那師傅創口上抹藥，又把整盒的藥膏送給師傅。這些我看在眼裡，都很養心。只是很長時間裡我都想不通，為什麼要用「造孽喲」來表示「可憐呀」。
彭娘使我懂得，不僅要愛護人，像我們家養的狗兒小花、貓兒大黑，還有那群鵝，都是需要憐愛的。小花本是隻野狗，後被我家收留，它雖然長得很高大，其實膽子很小，彭娘笑話它：「賊娃子來了它只知道喘氣，賊娃子跑了它倒汪汪亂叫！」雖然小花如此無用，彭娘還是耐心餵它。貓兒大黑一身光亮的緊身黑毛，眼珠常常是綠閃閃的，它的存在，使得我們屋裡沒有鼠患。鵝群裡最高的那隻，我叫它嘟嘟，為什麼那樣叫，沒有什麼道理，就喜歡叫它嘟嘟。我跟嘟嘟走到一起，彭娘說我們就像兩兄弟。原來我家那薔薇花臺上，甚至三間草房裡，常有蛇出沒，自從嘟嘟它們長大，蛇都不敢到我家那個空間裡活動了。我就親眼看見，嘟嘟勇敢地把從薔薇花臺上躥出的蛇，鵮得蜷曲翻騰，最後像繩子一樣死在那裡。
當我在重慶南岸那個空間裡度過我的童年時，中國歷史正翻動到最驚心動魄的一頁。在內戰爆發以後，我家忽然來了彭孃的兒子，我叫他彭大哥。後來知道，他是為了逃避被驅趕到內戰戰場上廝殺，躲藏到我家來的。他和彭娘住在草屋裡，他很少出屋，更很少開口說話。但還是有住在附近的海關人士發現了他，於是父母決定乾脆讓他大方露面。那時候我已經上了小學，原來讀的是不遠處的海關子弟學校，父母特意將我轉到離家頗遠的一所私立小學去讀，父親告訴海關同事，彭大哥是被特意僱來接送我上學的。這當然說得通。於是，有一段時間，彭大哥就每天帶我去遠處上學。
一九四九年入秋，重慶城開始呈現真空狀態，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撤離了，共產黨的解放軍卻還沒有開過來。於是發生了「九二大火災」。我曾有專門的文章描述過，從南岸我家望去，重慶城的大火景象非常恐怖，炙熱的火氣隨風撲向南岸。為了防止意外，彭大哥就拿大盆往我家陽臺那邊的牆壁上潑水。「造孽啊！」彭娘不讓我往江那邊多看，將我抱到她住的那間草屋裡，摟著我說，「劉么莫怕！有彭娘就燒不到你們家，傷不到你！」
那段日子，有若干恐怖記憶。除了目擊對岸的曠世大火，還有國民黨潰軍的散兵遊勇，時不時亂放槍。有一天彭娘去外面找難買的菜肉去了，家裡只有我和母親，一個穿道士裝的人走進我家院子，母親站在木橋上應付他，他反覆指著母親身後的我說：「太太，你快把那娃兒舍給我吧，兵荒馬亂的，你留下是個累贅啊，舍了吧，舍了吧……」我聽懂了他的意思，害怕到極點，一隻手緊緊地攥住母親的衣角，只聽母親鎮定地說：「師傅你快去吧，莫再說了，那是不可能的，請你馬上離開。」那道士後來終於轉身離開了。彭娘回來，母親說起這事，彭娘把我攬到懷裡，大聲「撒村」，罵那道士，我這才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長大了我讀《紅樓夢》，讀到甄士隱抱著女兒在街上看過會的熱鬧，忽然有道士與和尚過來，那癩頭和尚指著他女兒說：「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孃之物，抱在懷內作甚……舍我罷，舍我罷……」我就總不免憶起自己童年時的那段遭際，真乃「陽光之下無罕事」，在驚歎之餘，又不免因後怕而脊背發涼。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北京宣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家那時父母、小哥、阿姐頭靠頭擠在一臺電子管收音機前，聽聲音不甚清晰的廣播。我畢竟還小，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已被定位為「隨時準備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接班人」，必須「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能儘早戴上紅領巾，儘早佩戴上共青團的徽章……
但是直到那一年的十月底，四川才算解放，再過些時候，新政權才接管了重慶海關。父親被新政權的海關總署留用，調往北京，重慶海關則被撤銷。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那是我離別彭孃的時刻。而就在那些天以前，我剛跟彭娘鬧過彆扭。因為她竟把包括嘟嘟在內的鵝們都宰殺了。我大哭，不肯吃她燒出的鵝肉。彭娘試圖用講童話的方式化解我的憤懣，讓我想象嘟嘟它們其實是變成了雲朵飄在了天上，但那時我已經八歲上到了小學三年級，她騙不了我。
全家都興奮地準備遷往北京。狗兒小花由鄰居收養，貓兒大黑由姑媽家收養。我們先要渡江離開南岸，到重慶城裡，在姑爹姑媽家裡暫住幾天，然後會坐上大輪船，抵達武漢後，再乘火車去往北京。我不記得是怎麼在大霧瀰漫中離開南岸的，也記不清在姑爹姑媽家都經歷了些什麼，只記得終於跟大人們上了輪船後，我問母親：「彭娘呢？我要彭娘！」母親告訴我：「彭娘和彭大哥都回安岳去了。你這個沒良心的，現在才想起彭娘！那天我們離開南岸，彭娘望著你哭得好造孽，你竟連頭也沒回，徑自蹦蹦跳跳地隨小哥、阿姐他們往渡輪上去了！」我這才意識到，彭孃的體溫，再傳遞不到我小小的身軀了！望著滔滔江水，我號啕大哭起來。
我被勸回船艙，阿姐走過來，遞給我一樣東西，跟我說：「彭娘留給你的，你的嘟嘟！」我用迷離的淚眼一看，是一把鵝毛扇。接過那扇子，在南岸那個空間裡跟彭娘度過的那些日子，倏地重疊著回落到我的心頭，我哭得更兇了。
什麼叫生離，什麼叫惜別，我是很久以後，才懂得的。可是對於我和彭娘來說，一切都難以補救了。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我才打聽到彭孃的訊息，據說她在臨終前的日子裡，唸叨著她的一個個親人，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劉么」。
南岸的那個空間啊，你一定大變樣了！不變的是彭娘胸懷傳遞給我的那股生命暖流。我終於寫出了這些文字，願彭孃的在天之靈能夠原宥我的罪孽——在多變的世道里，我沒能保留下那把她用嘟嘟羽毛縫成的扇子，但可以告慰她的是，我心靈的迴圈液裡，始終流動著她給予我的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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