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哈爾的遺孀東奔西跑，求親告友，但是到處碰壁。有的親友連對她丈夫的死表示一下難過的話都不敢說，生怕得罪了政府。她有時還碰到這樣的情況：女僕從視窗探出頭來，沒好氣地朝她喊道：「你找誰呀？哦！主人不在家。」……

她四處碰壁，受盡了種種冷遇，回家後愈感悲慼。她對著一幅幅丈夫的遺像失聲痛哭。陪伴她的只有一個幼小的兒子和一個聾女僕。聾女僕說話聲音很大，總是喋喋不休地對那個孩子說：「父親的愛最重要，其餘都是空的！」家裡還有一隻鸚鵡，一天到晚學著人說話：「漂亮小鸚鵡，身穿綠衣裳，家住葡萄牙，沒人給錢花！小鸚鵡，把爪子伸給我！早上好，律師！小鸚鵡，把爪子伸給我！老鷹進了洗衣房，一股子煳味燒了衣裳。讚美神龕上的至聖吧！聖母本無瑕，神賜身有孕！！……噯唷呀，噯唷呀！……」她曾經帶著一份懇求總統允許領回她丈夫屍體的申請書出去徵集親友們的簽名，可是，她走到哪裡也沒敢開口，人們對她的接待是那樣冷淡，那樣勉強，不是幾聲乾咳就是死一般的沉默……她只好把那份除了她本人外並未增添一個簽名的申請書藏在黑色外套下面，回到自己家裡。

人們看見她時都板起了面孔，不願跟她打招呼，他們只是在門口接待她，連「請進」這句最起碼的客套話也不說。他們的態度使她感到自己似乎染上了某種隱疾，這種疾病比貧窮，比黑死病，比黃熱病更可怕。然而，匿名信卻像雪片似的飛來。她家的那個聾女僕每次從廚房的一扇小門底下撿到一封信，總要說：「又是匿名信。」那扇小門通向一條陰暗的、很少有人走過的衚衕。這些字跡潦草的信件是趁著天黑塞進來的，信中都把她不幸的丈夫推崇備至，並向她詳盡地敘述了帕拉萊斯·松連特上校犯下的種種駭人聽聞的罪行，此外，還把她也稱之為「聖女」、「烈婦」、「無辜的受害者」。

這天清晨，門底下又出現了兩封信。女僕怕自己的溼手會把信弄溼，便用圍裙包著拿了進來。第一封信中寫道：

「夫人：您的丈夫堂阿維爾·卡瓦哈爾是位值得尊敬的公民，他的形象使我深受鼓舞，謹向您和您不幸的家庭表示我深切的慰問。雖說這樣的表達方式並不適宜，但是為了謹慎起見，請允許我這樣做，因為有些真相是不便白紙黑字寫出來的，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把自己的真名實姓告訴你。我的父親也是被帕拉萊斯·松連特少校殺害的。這個壞蛋死了也要在地獄裡受到嚴懲，他的罪行罄竹難書，總有一天要昭告天下。如果有人要把它編寫成書，只有蘸著蛇毒才能寫出。我的父親就是在許多年前獨自一人在路上行走時被這個卑鄙無恥的傢伙殺死的。正像事先就已預料到的那樣，調查不出絲毫結果。要不是一位素不相識的人寫來一封匿名信，將那次可怕的謀殺經過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家裡的人，恐怕這樁罪行永遠會成為一樁無頭案。你的丈夫堪稱楷模，是位已在他的同胞們的心中樹立了豐碑的英雄。但我不知道是否確實是他替那些慘死在帕拉萊斯·松連特手裡的人報了仇，雪了恨（關於這件事，流傳著各種說法）；不過，我認為，不管怎樣，我都應該向您表示慰問，並向您保證，對您丈夫的被害，我們和您同樣感到萬分悲痛。他為祖國除掉了一個惡棍。就是這夥身穿軍服、靠美金豢養的惡棍把祖國置於血泊之中，使它蒙受屈辱。吻您的手。格魯斯·德·卡拉特拉瓦。」

她感到淒涼和空虛，萬念俱灰，接連好幾個小時像死人般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她只是在伸手到床頭櫃取必要的東西時，身子才稍微動彈一下，只是當有人進來掃地或在她身邊弄出響聲時，她的神經才會本能地牽動一下。有時候，她直挺挺地躺著，完全像一具殭屍。昏暗、寂寞、骯髒，正適合她淒涼的心境，她希望帶著自己的痛苦離群索居。她覺得，隨著丈夫的死去，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已經終結，接下來連自己整個肉體和靈魂也將一點一點地消失。

「敬愛的夫人，」她開始大聲朗讀另一封匿名信，「我從幾位朋友處得知，您丈夫被槍殺的那天夜晚，您就站在監獄外面，耳朵貼在圍牆上聽著。您當時要是聽見了並且還數過槍聲的話，一定會知道一共是響了九槍，但您無法知道究竟是哪一槍使卡瓦哈爾律師——願他與上帝同在——離開了人世的。我猶豫了很久，深恐勾起您的悲傷，但終於決心借用假名（當今之時，寫在紙上的東西很難預料會引出什麼後患）把我所知道的有關此事的全部情況告訴您，因為我親眼目睹了這次屠殺。走在您丈夫前面的是一個瘦瘦的、膚色淺黑的人，他那幾乎已經全白的頭髮覆蓋在寬闊的前額上。我始終未能打聽出他的姓名。他那雙深陷的眼睛裡雖然噙著淚水，但流露出一種十分仁慈善良的表情。從他的目光裡可以看得出他有著高尚和偉大的心靈。律師腳步踉蹌地跟在他後面，兩眼茫然望著地面，額頭上汗珠涔涔。他一隻手捂著胸，好像是怕自己的心會跳出胸膛。一走到院子裡，看到前面站著一排兵士，他便用手背揉了揉眼睛，想把眼前的一切看得真切些。他穿著一身褪了色的衣服，顯得很小，上衣的袖子剛過胳膊肘，褲腿勉強遮住膝蓋。所有的犯人都是穿著這種又皺又髒、破舊不堪的衣服，因為他們不是把自己的衣服送給了長年關在地牢裡的難友，就是為了賄賂獄吏們辦點事而把衣服換給了他們。律師穿著一件條紋襯衫，襯衫上只扣著一顆骨制釦子，沒有穿鞋。他一看到那些和他一樣衣不蔽體的難友們，便恢復了鎮定。聽完宣讀死刑判決書後，他抬起了頭，用痛苦的目光掃了一眼那些槍口上的刺刀，說了句什麼話，但誰也沒有聽見。他身邊的那位老人也想說話，可是，那些軍官揮舞軍刀威脅他，不准他講。刺刀映著晨曦在兵士們顫動的手中閃著寒光，像是酒精燃燒時發出的藍色火焰。就在這一瞬間，一個聲音高呼：「為了我們的民族！」呼聲在獄牆裡迴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連九聲槍響。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掐著手指計算的，只是從此以後，我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自己好像多出了一個手指頭。那些受害者閉上眼睛，扭動著身子，好像要在黑暗中躲開死神。硝煙像一層薄紗，擋住了我們的視線。這一小群人倒下去時都竭力想抓住旁人，不願獨自一人倒下。結束他們性命的槍聲聽起來好像是受了潮的爆竹聲，既緩慢又低沉。您的丈夫很僥倖，只一槍就結束了生命。頭頂上是高不可攀的藍天，耳邊聽得見隱隱約約的鐘聲，鳥啼聲和流水的潺潺聲。據我所知，由軍法官負責埋葬死者屍……」

她焦急地把信紙翻過來。「……死者屍……」可是，後面沒有下文了；這頁信紙上沒有，其他幾頁上也沒有，信寫到這裡戛然而止。她迫切想知道她的丈夫埋葬在哪裡，把信反覆讀了好幾遍，仔細檢查了信封，又在床上亂翻，枕頭底下，地板上，桌子上，也都找遍了，找了一遍又一遍，結果一無所獲。

院子裡，鸚鵡在嘰嘰喳喳地學舌：

「漂亮小鸚鵡，身穿綠衣裳，家住葡萄牙，沒人給錢花！噯，律師先生回來了！烏拉！美麗小鸚鵡！騙子說真話，我不哭，記住了！」

在軍法官家的大門口，女僕把卡瓦哈爾的遺孀撇在一邊，忙著去打發兩個在門房裡大吵大嚷的女人。

「好吧，你聽著，」其中一個說道，「你就告訴他，我不等他了。哼，我可不是他的印第安下人，犯不著讓這張石凳坐涼了我的屁股，他的那張醜八怪臉也跟這張石凳差不多！你告訴他，我來找他是想問問他準不準備乖乖地把他從我手裡搶走的一萬比索退還給我，那是我從新院買下一個女人付給他的一筆錢。可是這個女人沒有派上半點用場，我把她弄到手的當天就已經病得不省人事。告訴他，這是我最後一次來打攪他，我這就要到總統那裡去告他。」

「我們走吧，瓊太太，別生氣了。犯不著跟這個老婆子慪氣。」

「這位小姐……」女僕想說什麼，但那位小姐打斷了她的話：

「沒你的事，真是的！」

「把我對你說的話都轉告他，回頭別怪我沒有預先打招呼。你就說瓊太太和一位姑娘到這兒來找過他，沒有等著他，就走了，給他留了句話：想佔我的便宜，沒門！」

卡瓦哈爾的遺孀心事重重，沒有注意周圍發生的一切。她穿著一身黑色喪服，活像一個躺在裝有玻璃小窗的棺材裡的死人，只露出一張臉。女僕用手指尖像碰蜘蛛網似的輕輕地在她肩上碰了一下，叫她進去。她們走進了大門。寡婦說起話來聲音含糊不清，彷彿一個精疲力竭的朗讀者，唸到最後變成了含混不清的嘟噥。

「好吧，太太，你就把那封寫好的信留在我這裡，等他一回來，我就交給他。他快回來了，按說這會兒該到了。我跟他說說看，不知行不行。」

「那就拜託你了……」

卡瓦哈爾的遺孀剛走出門，一個身穿咖啡色平紋布衣服的男人，在一名肩上扛著美國雷明頓步槍，皮帶上掛著短劍，腰間繫著子彈帶的兵士的押解下，走了進來。

「對不起，」來人對女僕說，「法官先生在家嗎？」

「不，他不在家。」

「能在哪兒等一會兒嗎？」

「那你就坐在那兒，當兵的也可以坐下。」

犯人和押送他的兵士都一聲不響地在女僕很不情願地指給他們的那張石凳上坐了下來。

院子裡散發著野馬鞭草和秋海棠的芳香。一隻貓在房頂上走來走去。關在柳條籠子裡的模仿鳥撲稜著翅膀，在練習飛翔。遠處，聽得見噴泉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淙淙水聲。

軍法官關上了大門，隨手拔出鑰匙，放回衣袋裡。他向犯人和兵士走過來，這兩個人趕忙站了起來。

「你是赫納羅·羅達斯？」他問道，一面翕動鼻翼，嗅了又嗅。他每次從外面回來，總覺得家裡有股貓屎臭味。

「我就是，先生，聽候您的吩咐。」

「這個衛兵懂西班牙語嗎？」

「不太懂。」羅達斯回答說。他轉過身去又問那個兵士：「怎麼樣，你聽得懂卡斯蒂利亞語嗎？」

「懂一點點。」

「那你最好還是留在這裡吧。」軍法官吩咐說，「我要和這位先生談一談。你在這裡等著他，他很快就回來，他要找我談話。」

羅達斯在書房門口站著不動。軍法官命他進去，同時把自己身上攜帶的左輪槍、短劍、護手和棍子等各種武器一一解下，放在那張堆滿了書籍和檔案的桌子上。

「想必他們已經把判決告訴你了。」

「是的，先生，已經……」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判了六年零八個月。」

「不過，先生，我不是盧西奧·巴斯克斯的什麼同謀。他乾的事根本與我無關。我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那個佩萊萊已經渾身是血，從教堂門廊的臺階上滾了下來，快斷氣了。我有什麼辦法！我能怎麼辦！那是上頭的命令，據他說，是上頭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