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近二十副擔架，如果繼續隨隊行動，非把分割槽拖垮不可。必須來一個快刀斬亂麻，能夠堅持行軍者留下，重傷重病者無一例外，一律作「分散安置」——分散隱藏在可以信賴的貧僱農家裡。一切費用都折成錢幣，出具欠條，日後由地方政府加倍歸還。

只有汪可逾，屬於極個別的特殊情況，由「一號」拍板，留下她的一副擔架，仍隨軍分割槽指揮部行動。

從蘇維埃時代起，民團武裝就把搜查「分散安置」的紅軍人員當作一種遊戲，已玩得滾瓜爛熟了。無論你隱藏怎樣巧妙、保密怎樣嚴格，終逃不過他們的手段。被安置戶出賣，也並非絕無可能。汪可逾明明知道會是凶多吉少，仍一再向領導要求分散安置。

司令員齊競陷入深深的內心矛盾。那麼多重傷員，為什麼只有一個人可以破例？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猶豫再三。決定汪參謀分散安置，豈不等於明白宣告，因為惱羞成怒，藉此機會把人推出去不管了？

汪參謀爭辯說：「首長！不要講是我，換了另外任何一個人，也不會如此麻木不仁，情況這樣危急，要四名擔架隊員抬著自己。」

「在你，當然會是這樣想，不讓我為難。在我，總不能顯得那麼自私、那麼冷血！」

明白的這個話裡有話。為汪可逾保留一副擔架，顯然這是出於齊競個人的一種隱秘意圖。藉此平衡一下他給汪可逾造成的內心創傷，以便找到心安理得的感覺。

汪可逾更來氣了：「首長！你真的認為你可以把自己的任何圖謀強加給我嗎？你真的認為我只能接受你的特別關照，只能接受你的特別保護嗎？」

「一號」沉重地說：「看來，不是什麼安置問題，是你要儘快離開指揮部，儘快離開我！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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