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會見,這裡說的是欒庭玉與子貢的會見,發生在當天下午。地點就在希爾頓。陸空谷也在會談現場,就坐在子貢的旁邊。欒庭玉特意穿上了唐裝。好像還不能完全適應那套衣服,覺得它有點勒脖子,欒庭玉把領口解開了。他們首先談的是白馬。欒庭玉對白馬的解釋,是鄧林提供的。在應物兄的印象中,鄧林從看到白馬到現在,一直在忙,沒見他準備材料啊。或許只需要幾分鐘時間,鄧林就把材料準備好了。應物兄不能不感慨鄧林工作效率之高。
欒庭玉提到,人們經常說的「龍馬」,並不是「龍」和「馬」,而是「仁馬」,它代表了華夏人民的主體精神和最高道德規範,剛健、熱烈,高昂、明亮。《易經》中說「乾為馬」,這個馬就代表著君王、父親、大人、君子、祖考、威嚴。所以,龍馬精神就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崇尚的奮鬥精神。
欒庭玉突然問道:「黃先生聽過《東方紅》嗎?」
子貢說:「《東方紅》?好熟悉呀。哦,聽過聽過。」
欒庭玉說:「中國人,人人會唱。知道《東方紅》從哪來的嗎?從陝北民歌改編來的。哪天,您要方便,我請人給你唱上一曲。那首民歌就叫《騎白馬》。」說著,欒庭玉竟然唱了起來: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妹妹,呼兒嘿喲,打日本就顧不上。
子貢說:「欒長官還是歌唱家啊。」
欒庭玉說:「歌唱家倒談不上。」說完這個,欒庭玉回頭對鄧林說,「啊,給那個誰啊,就那個誰,你聯絡一下,準備幾首歌。」然後欒庭玉說,「黃先生,你騎著白馬來到濟州,意義很大啊。我祝你馬到成功。我也祝我們太和研究院,發揚龍馬精神,把儒學研究事業推向前進。」
子貢說:「白馬聽了欒長官的話,也會高興的。」
欒庭玉對子貢資助大學生換腎的行為表示讚賞。欒庭玉就是從子貢這個名字說起的。這方面的材料,顯然是鄧林準備的:「孔子的徒弟子貢,跟黃先生一樣,也是個慈善家。子貢到外地做生意,看到在異國他鄉淪為奴僕的魯國人,就自己掏腰包把他贖了回來。善哉,善哉,這是什麼精神?這就是慈善精神。‘慈善’二字就出自《論語》,‘孝慈則忠,舉善而教……’」
「得欒省長誇讚,黃某不勝榮幸。」
接下來,欒庭玉卻話鋒一轉:「奇怪得很,孔子知道此事後,並不覺得他做得好。有一種說法是,孔子當時很生氣,要將子貢逐出師門。當然了,主要是嚇唬嚇唬子貢。打是疼,罵是愛,不打不罵就見外了。」
賓主大笑,其樂融融,只有端茶遞水的服務小姐不笑。服務小姐一律穿的是旗袍。欒庭玉接著又講:「孔子為什麼不贊成呢?因為當時的魯國有一項政策,凡是做了慈善的人,都可以領取國家的獎勵,但子貢卻沒有領。孔子就是為了這個批評子貢的。孔子認為,你的做法看似‘仁’,其實是‘不仁’,因為你把仁政給領進了死衚衕。都像你這樣,做了善事不留名,做了慈善不領獎,那麼以後做慈善的人也就不好意思再留名了,不好意思再去領獎了。也就是說,如果做了慈善領不到獎勵,得不到稱讚,那麼做慈善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人嘛,人性嘛。物質獎勵還是需要的。馬克思說得好,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孔子認為,子貢的做法,實際上是把別人做慈善的路給堵死了。悠悠萬事,‘義利’二字,所謂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手都要硬,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相互作用,供給側和需求側雙向互動。沒有‘利’,只講‘義’,那個‘義’遲早行不通。」
「長官此言極是。」
「美國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做了慈善的,可以少交稅。這就是義利並舉。我們老祖宗的仁政,讓美國人偷了去。」
「美國人從孔子那裡偷的東西,多著呢。」
「您的老師,我說的是程濟世先生,對孔夫子在美國的傳播是起了作用的。」欒庭玉又開始轉變話題了。
「黃某深受先生之教誨。」
「請您轉告程濟世先生,我想他了。我盼他早日回濟州看看。我先在這裡表個態,到時候,我們四大班子的人,一定都去機場迎接他老人家。」
「黃某會陪同他前來。」
「我有很多問題,要向程濟世先生請教。我自認為是他的私淑弟子。」
「先生聽了這話,定然很高興。」
「我們現在重新認識到了孔子的意義。比如孔子的看法對於慈善制度的建立就極有現實意義。中國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真正切實有效的慈善捐贈制度。2005年的時候,我們的民政部倒是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第二年,我們出臺了《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說是要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但總的來說,動靜不大。我的想法是,地方政府可以先行動起來,先摸著石頭過河。黃先生可能有所不知,說是要摸著石頭過河,可是很多人啊,我就不具體說是哪些人了,他們是隻摸石頭不過河。摸的目的是為了過河嘛。只摸不過,不行!不是不讓你摸,讓你摸嘛。可是不能摸上癮了,別的都忘了。摸要摸,過要過。」
說到這裡,欒庭玉探出身來,看了看坐在他這一側的應物兄,說:「我讀應物兄的書,看到一個詞,叫‘知行本體’。這個詞好。應物兄,你的原話是怎麼說的?」
「我用的是王陽明的觀點。大意是說,‘知’的心,與‘行’的心,是同一個心。不能‘知’是一個心,‘行’是一個心。這就是二心了,就是私慾作祟了。」應物兄說。
欒庭玉點了點頭,說:「具體到做慈善這件事,怎麼過河呢?怎麼行動呢?需要儘快研究,並且來說,還要儘快拿出個方案。現在看來,像當初的魯國那樣,對於做了慈善的人給以很大的物質獎勵,暫時好像還行不通。因為有些人會說,他們做慈善是因為他腰包很鼓,錢多得沒地方花,為什麼再給他們送錢?竟然還有一些半吊子的經濟學家也持這個看法。當然了,他們用詞很講究,說這是原罪感的問題。說這些慈善家大都有原罪感,捐錢捐物是在抵消自己的罪。不能這樣看,不能這樣說。並且來說,真的不能這樣說。」欒庭玉略略欠身,「黃先生,我本人完全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我是聽到一次,反對一次。我倒是相信應物兄那個說法。應物兄有一句名言:真正有罪的人是沒有原罪感的,有原罪感的人反倒是沒有罪的。講得好。」
「應物兄,此乃至理名言啊。」子貢說。
「我有個想法,《慈善法》正式公佈實施之前,有兩點可以先做起來。一是加大宣傳力度,讓慈善家美名遠揚;二是在經貿合作方面,政策可以適當傾斜。並且來說,黃先生,這次你又是做慈善,又是捐助太和,功德無量啊。如果黃先生在濟州投資,我們也得給你讓利啊。」
「香港的朋友說,在大陸做生意,一靠警察,二靠妓女。欒長官就是警察和妓女啊。」子貢突然改成了粵語。
欒庭玉先是一愣,繼之咳嗽了兩聲。領導的咳嗽從來不僅僅是生理現象。電視臺做錄影的一個女記者也把臉偏離鏡頭,朝這邊看了過來。而一個文字記者則乾脆站了起來,似乎要發火。當然沒有發火,只是提了提腰帶又坐了下去。
只有兩個人在笑:一個是子貢,另一個就是應物兄。
應物兄趕緊解釋:「黃先生說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機遇。」
子貢也用普通話又說了一遍:「一靠政策,二靠機遇嘛。我還是懂國情的。」
欒庭玉模仿著子貢的話,說:「‘警察’和‘妓女’都讓黃先生趕上了。」
電視臺那個做記錄的小夥子,帶頭鼓起了掌,隨後當然是掌聲一片。這是一個小花絮。這個花絮,當然是子貢有意為之。一個俗氣的花絮。子貢後來問應物兄:「這個玩笑開得好吧?氣氛太嚴肅了,需要調節一下。」
子貢又問鄧林:「鄧大人,開這樣的玩笑,欒長官沒有反感吧?」
鄧林回答說:「毛主席和外國元首會談的時候,也是非常幽默的。」
應物兄想起來,他剛認識子貢的時候,也覺得子貢有點俗氣。但程先生說,俗氣,就是煙火氣。做生意的俗氣,做研究的文氣。俗氣似乎落後於文氣,但也沒有落後太多。一個人啊,有時候俗氣一點,也就舒服一點。舒服一點,對活著就更有信心一點。程先生當時還舉了個例子。在中國聽音樂,看上去就很俗氣。拿個二胡,在街上一坐,舞臺就有了。拿根粉筆在地上畫個線,劇院就有了。嗑瓜子,喝茶,下棋,樣樣都不耽誤。好像沒聽,可什麼都聽到了。想鼓掌就鼓掌,想拍腿叫好你儘管拍。腿拍腫了,說明你聽懂了,說明你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了。還可以吃涮鍋呢,白菜豆腐儘管上。狗頭煮熟,飲酒爛醉,都隨你。有人流淚有人笑,大人嘆息小孩鬧,都隨你。這就是人間。看著很俗氣,卻很有趣。可在西方呢,你得規規矩矩坐好。只能豎著耳朵聽,別的什麼都不行。別說放屁了,連咳嗽一聲都是犯罪。身體已經被釘住了,而座位就是十字架。一場音樂會聽下來,腰痠屁股疼,兩眼冒金星。哪裡是享受啊,受刑嘛。
關於那個站起來又坐下去的記者,鄧林後來告訴應物兄,那個人正四處活動,想調到省政府,在欒庭玉手下謀個一官半職。鄧林對此人極為不屑。鄧林說:「他逢人就拍馬屁。為稻粱謀而折腰,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他拍馬屁的技術讓人不敢恭維。他汙辱的不僅是他自己,還有拍馬屁這個職業。你都看到了,他把皮帶都抽出來了,要掄人家了。有這個必要嗎?」應物兄想了想,當時好像只看到那傢伙往上提褲腰,並沒看見往外抽皮帶。
鄧林提醒他回憶一個細節:那個人正做記錄呢,中間竟然把本子丟到了地上,還鬧出了一點聲響。
「這又怎麼了?」他問鄧林。
鄧林說:「難道你沒有注意嗎?老闆本來坐得好好的,突然蹺起了二郎腿,身子還微微地斜到了一邊,嘴角也咧了一下。老闆那是在放屁。他把本子丟到地上,是要替老闆遮掩一下,也暫時轉移別人的注意力。」
有一點是應物兄沒有想到的,欒庭玉在隨後的談話中,突然提到了投資問題。這個好像不屬於原定的話題範疇。欒庭玉說:「黃興先生若在濟州投資,或在省裡任何一個城市投資,政府一定在稅收方面,在土地徵用方面,在銀行服務方面,給予大力支援,還可以授予黃興先生‘榮譽市民’的稱號。省裡有規定的,凡是獲得這個稱號的海外投資人,政府還可以在原來優惠的基礎上再給予較大程度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