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張票，一張也沒有浪費。

沒錯，這次講座，只印了七十二張票。這當然是程先生的要求。進場之前，應物兄已經聽到了人們對這個數字的不同解釋。一種解釋是，程先生給在場的七十二人講課，是要用這種方式說明，他就是當代孔子。另一種解釋與此相反。有人數了一下，加上程先生，才是七十二人，也就是說，七十二人中也包括程先生自己，程先生其實是向孔子執弟子之禮。吳鎮認為，程先生這樣做，是以身作則，闡明中庸之要義。

葛道宏聽到了這些議論，悄悄問道：「應物兄，你怎麼看?」

應物兄回答說：「人們常說，微言大義。程先生無須微言，只用一個數字，就讓聽眾置身於儒家文化的儀式當中了。」

葛道宏說：「我也是這麼看的。」

欒庭玉說：「這就叫舉重若輕。治大國若烹小鮮。」

他們提前十分鐘進場，臺上有人正除錯麥克風。葛道宏和欒庭玉都認為，這個講堂不怎麼樣，四處漏風，麥克風的保真效果也不好，還有雜音，嗤嗤啦啦的，丟人啊，總之與巴別不能比，總之對不起程先生。在中國所有高校的學生中，北大學生是最愛母校的，不能聽見別人說它不好。欒庭玉雖然只讀過北大法學院的在職碩士，但也繼承了這個傳統。現在聽葛道宏這麼一說，就笑著回應道：「北大嘛，北大嘛，誰也不尿。」說完，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可以不尿克林頓，但不能不尿程先生啊。細節問題確實應該抓一下。」又問，「道宏兄，要是把你弄到北大校長的位置上，你覺得——」

葛道宏說：「別的不敢吹，至少要讓它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

正說著，程先生在北大校長陪同下，從前門進來了。北大校長讓程先生在前面走。程先生伸手，示意校長先走。校長看見程先生伸手，立即握住了程先生的手，並且迅速把臉朝向了一叢鏡頭。在簡短的寒暄中，程先生特意提到了林中那些灰喜鵲。不過，程先生把灰喜鵲看成了寒鴉。

程先生說：「富家之屋，烏所集也。寒鴉翔集，讓人頓生歡喜之心。」

北大校長說：「生態環境嘛，我們一直在抓的。」

程先生演講的題目是《儒教與中國的「另一種現代性」》。這雖是他多次講過的話題，儒學界對此已有很多共識，但人們聽起來還是很新鮮。因為它們是從程先生嘴裡說出來的，而且是在北大最重要的講臺上說出來的，所以還是引起了很大反響。程先生說，經過海內外儒學家的共同努力，中國在當代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已經發生了改變，已經從冷戰時期的紅色中國，被重新定義為儒教中國。現在，無論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中七種文明的劃分，還是貝克的「當代文化空間分佈的構型假說」，都認為儒教就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標籤。隨著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中國對其自身價值的抒發成為可能，也成為必須。中國，由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即舉世矚目的「中央之國」。

欒庭玉說：「我聽得血脈賁張。」

欒庭玉又對他和葛道宏說：「我很自豪。我希望你們也是。」

血脈賁張的人，自豪的人，多了去了。他瞥見有幾個上了年紀的人，一邊聽演講一邊往嘴裡塞著藥丸。應該是預防高血壓或者冠心病的藥丸。他們顯然事先就預料到自己會激動不已，所以才做了防備。關於什麼叫中國崛起，程先生在說出了一些資料之後，舉了個小例子。讓他吃驚的是，程先生說的就是《體味》中那個例子。程先生說，幾十年前，當他剛到美國的時候，狗一看見他就要狂吠不已，好像要吃人。為什麼呢?因為他身上沒有西方人那種強烈的體味，使狗鼻子感到了陌生，好像中國人不屬於人類。現在不同了，美國狗一看到中國人，立即搖頭擺尾，因為中國人現在有錢了，捨得扔骨頭給它們吃了。連狗的玩具，拴狗的鏈子，狗吃的罐頭，都是我們中國人生產的。中國人要是從這個市場上退出，那些狗都得餓死，餓不死也會變成瘋狗，不瘋也會得病。

程先生問道：「什麼病?」

程先生自己回答了：「氣結，鬱思，離夢！也就是depression！憂鬱症！」

程先生以包餃子為例，講到中國的現代性與美國的現代性的不同。他說，哈佛的一個神學教授，特別喜歡吃中國餃子。吃過幾次之後，就嘗試著學習包餃子，面多少，水多少，問得清清楚楚。他就告訴神學教授，其實主要是憑經驗，面硬了就加點水，軟了就加點面。那個教授不樂意了，說，剛才說要加面，怎麼又要加水了?因為經驗不足，神學教授的麵糰越來越大，很生氣。

程先生說：「別生氣，吃不完了可以放進冰櫃，下次再吃。」

神學教授說：「中國人做事，處理的都是變數，不是定量。沒有價值觀。」

程先生說：「這就對了，我們處理的就是變數嘛。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就是價值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怎麼能說沒有價值觀呢?」

接下來是關於餃子餡的，神學教授問什麼可以做餡。

程先生說：「什麼都可以。」

神學教授又生氣了：「什麼都可以?icecream可以嗎?」

程先生說：「我只好說no，no，no！但那位朋友說，既然什麼都可以，那麼icecream當然也可以，鋼鏰兒也可以。如果狗肉也可以，那麼人肉為什麼不可以?」

他聽見欒庭玉對葛道宏說：「這就叫雞同鴨講。」

葛道宏說：「先生脾氣不錯，很耐心。好。」

程先生接下來說，神學教授有一句話說得對，就是中國人處理的是變數，而西方人處理的是定量。他們的價值觀念是不會變化的。如果有變化，那就是從原來的價值觀上大幅度下滑，變成一個虛無主義者。

程先生又講到，他的幾個學生參加了阿富汗戰爭。那是在1998年。對美國人來說，那是偽善的一年，在東歐劇變之後，在恐怖主義來臨之前，克林頓總統在白宮辦公桌上搞了實習生萊溫斯基，辦公桌上就放著他宣誓就職時手按的《聖經》。雖然《聖經》中明白無誤地講了，看到一個婦人就想貪戀她的，就已經在心裡姦淫了她，但克林頓總統卻認為，「fellatio」不算性行為。

程先生說，這一年，他的幾個學生到阿富汗作戰的時候，身上都帶著《聖經》。但是在阿富汗，美軍當中卻發生了大量無意義的破壞行為，那些行為並非出於戰術的必要，而是因為他們失掉了價值的基準。他們變成了野蠻人。在他們身上，上邊盤旋著虛無主義的情緒，下邊盤踞著野蠻人的本能。程先生說，他們攻擊中國人都是二元論者，好與壞，敵與友，善與惡，連市場經濟也分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但他們，才是真正的二元論者。這種二元論思想，甚至影響了他們對中國典籍的認識。他的一個朋友，一個著名漢學家，翻譯老子的《道德經》。第一句就弄錯了，先不說翻譯得好壞，斷句就斷錯了。程先生說：「‘道可道，非常道’，硬是斷成了‘道可，道非，常道’。」

臺下大笑。但程先生沒笑。

「‘名可名，非常名’，硬是斷成了‘名可，名非，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