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星期過去了，勞拉還沒有回來。我想給她寫信，給她打電話，但理查德說那樣對她有害。他說，她不能被過去生活中任何人的聲音打擾。她需要把思想集中於她的現狀——當前的治療。這是醫院告訴他的。至於治療的性質，他不是醫生，不能不懂裝懂。這種事最好還是留給專家去管吧。
我想象她在囚禁中掙扎，陷在她自己釀造的痛苦的幻想中，或者陷在她周圍的人同樣痛苦的幻想中；這種想象時時在折磨我。她自己的幻想何時變成了別人的幻想？介於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門檻在哪裡？我們大家每天都不假思索地跨過這道門檻；我們使用語法的口令——我說、你說、他和她說、它、另一方面、沒有說——使用流通的硬幣以及約定俗成的語意購得清醒理智的權利。
甚至當勞拉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不太認同約定俗成的語義。問題不就出在這裡嗎？當需要說是時，她卻堅持說不。她的態度總是同大家相反。
他們告訴我，勞拉的情況不錯：她有了進展。接著，情況又不好了：她有了反覆。她有什麼樣的進展？又有什麼樣的反覆？我不該深究這些，那會擾亂我的情緒。作為一個年輕的母親，保持精力對我很重要。「我們要讓你馬上好起來。」理查德拍拍我的胳膊說道。
「可我真的沒病。」我說。
「你懂我的意思，」他說道，「恢復到正常狀態。」他充滿柔情地一笑，向我投來幾乎是挑逗的一瞥。他的眼睛變小了，或者說眼睛四周的肉往裡長了；這給予他一種奸猾的表情。他正盤算著何時能回到屬於他的地方：社會的最上層。我在想，他會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他體重增加了；他經常在外邊吃飯；他在俱樂部和各種重大的集會上發表演說。這些都是沉重的集會，重量級的男人們在此會面並沉思默想，因為國家將面臨重大困難——對這一點大家都有所猜測。
發表那些演說能令一個男人自我膨脹。至今我已見識過多次，也見識過他們在演說中的那種用詞。那種用詞極容易衝昏頭腦。你可以從電視和政治廣播中見識到——這類詞像氣泡一樣從他們口裡不斷冒出來。
我決定病著，時間越長越好。
我為勞拉的事煩惱不已。我翻來覆去地考慮威妮弗蕾德說過的話，並從各個角度去分析。我不太相信她的話，但又不能不信。
勞拉總是有一種巨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經意就把東西給打破了。她從來不尊重別人的所有權。我的東西就是她的：我的自來水筆、我的古龍香水、我夏天的裙子、我的帽子、我的梳子。難道也包括我還未出生的孩子？然而，如果她患了妄想症——如果她一直在編造事情——為什麼她恰好就編出了關於孩子的事呢？
但另一方面，假設威妮弗蕾德在撒謊，假設勞拉的神志正常。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勞拉一直在說真話。如果勞拉一直在說真話，那麼勞拉就是懷孕了。如果她真的有了孩子，那孩子的下落呢？她又為什麼不告訴我，而去告訴一個醫生——一個陌生人？為什麼她不向我求助？我琢磨了好一陣子。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原因。我健康狀況不佳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至於孩子的父親，不管是想象出來的還是真的，只有一個男人有這種可能性。那準是亞歷克斯·托馬斯。
然而，這又是不可能的。這怎麼可能呢？
我再也不知道勞拉會怎樣回答這些問題了。她變得讓我感到陌生了，就像你戴著手套，你對手套的襯裡感到陌生一樣。她一直和我在一起，但我卻無法觀察她。我只能感覺到她存在的輪廓：一個空洞的輪廓，填滿了我自己的想象。
幾個月過去了。六月，七月，然後是八月。威妮弗蕾德說我看上去臉色蒼白，精疲力竭。她說，我應該多去戶外活動一下。我應該採納她一再的建議，打網球或高爾夫球。這對我的胃有幫助——我應該注意保護它，以免患上慢性胃病。如果我不想打球，至少我可以料理一下我的石園。這活兒對孕婦非常合適。
我不喜歡我的石園；同許多別的東西一樣，它僅僅名義上是屬於我的。（由此想到，「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它無疑是被偷換來的孩子，一定是吉卜賽人留下的；而我真正的孩子——不那麼愛哭，而愛笑，也不那麼尖刻——被拐走了。）石園同樣也不歡迎我的照料；我所做的一切絲毫不能取悅它。花園的各種石頭倒是賞心悅目——有許多粉紅色的花崗岩，還有石灰岩——但在石頭上我什麼也種不了。
我滿足於靠書本來打發日子——《石園花草譜》、《北方地區的沙漠肉質植物》之類。我翻閱這些書籍，列出單子——我要種的或實際上已種下的植物，以及應該長卻沒長出來的植物。龍血樹、銀邊翠、屋頂長生花，等等。我喜歡這些名字，卻不太在乎植物本身如何。
「我不像你，」我對威妮弗蕾德說，「我可沒有高超的園藝技術。」我假裝啥也幹不好；這種佯裝的本事現在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幾乎不用動腦子。威妮弗蕾德不再認為我的無能對她十分方便。
「不過，你自然得作出一點努力。」她會如是說。一聽這話，我就讓她看我列出的那些沒種活的植物的名單。
「石頭多漂亮啊，」我說道，「難道我們不能把它叫雕塑嗎？」
我盤算著獨自動身去看望勞拉。我可以把艾梅託給新來的保姆；我想她一定是穆加特羅伊德小姐——在我心目中，我們所有的用人都姓穆加特羅伊德，他們全是一夥的。但是不行，保姆會提醒威妮弗蕾德。我可以對付他們所有的人；我可以在某天早晨帶著艾梅偷偷溜走；我可以乘火車走。然而，到哪兒下車呢？我不知道勞拉在何處——不知道她被藏匿在何處。據說，貝拉維斯塔診所在北方某地，但北方是個很大的範圍。我在理查德書房的書桌裡亂翻，卻沒找到來自這個診所的信件。他一定是放在辦公室了。
有一天，理查德回家很早。他看上去相當煩惱。他說，勞拉已經不在貝拉維斯塔診所了。
怎麼會呢？我問道。
他說，診所來了個男人。此人自稱是勞拉的律師，或者說是她的代理人。他說，此人是蔡斯小姐信託基金會的一名理事。他對把勞拉送進貝拉維斯塔診所的做法提出質疑。他威脅要採取法律行動。我是否知道這些過程？
不，我不知道。（我一直把兩手疊放在腿上。我露出吃驚的表情，也露出一絲興趣。我並沒露出興高采烈的表情來。）後來又怎麼樣了？我問道。
貝拉維斯塔診所的所長當時不在，醫護人員慌作一團。他們讓勞拉在這個男人的監護之下出院了。他們斷定，病人家屬一定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曝光。（那位律師說了一些此類威脅的話。）
我說，我認為他們做得對。
理查德說，沒錯，這點毫無疑問。但勞拉精神正常嗎？為了她好，為了她自己的安全，至少我們得確保這一點。儘管她表面上看來比以前平靜了，但貝拉維斯塔診所的醫護人員仍抱有懷疑。如果允許她隨便四處亂跑，誰知道她會給自己或別人帶來什麼樣的危險？
我沒碰巧知道她在哪兒嗎？
我不知道。
我沒收到過她的信嗎？
我沒有。
我會不會猶豫告訴他呢？
我不會猶豫。這些都是我的原話。這是些沒有賓語的句子，按字面意思不是假話。
我明智地等了一段時間，然後動身乘火車去提康德羅加港找瑞妮商量。我謊稱接到了一個電話。我向理查德解釋說，瑞妮最近身體不好，她想在有個三長兩短之前再見我一面。我製造了一種假象：她正在鬼門關前徘徊。我說，她想要艾梅的一張照片；她想敘敘舊。至少這是我能做的一件事。畢竟，實際上是她把我們倆撫養大的。我馬上又糾正說，是她把我撫養大的，目的是別讓理查德想到勞拉。
我約瑞妮在貝蒂小吃店見面。（那時她已經有了電話；她在自力更生。）她說，那是再好不過了。她仍在那裡工作，是非全日性的；我們可以在她下班後見面。她說，貝蒂小吃店換了新主人；老店主不喜歡她像個顧客似地在前面坐著，即使她自己掏腰包。但新店主想明白了，凡能掏錢的顧客他都需要。
貝蒂小吃店已開始急劇走下坡路。彩條遮篷不見了，黑糊糊的火車座看上去凌亂而又俗氣。不再有新鮮的香草味，聞到的卻是腐臭的油膩味。我意識到，我穿得太講究了。我不該戴我那條白色的狐毛圍巾。在這種環境中，炫耀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不喜歡瑞妮的樣子：她臃腫不堪，皮膚蠟黃，喘著粗氣。也許她真的身體不好；我不知是否應該問一下。「讓我的腳卸下這身肉真舒服。」她一邊說，一邊面對我在火車座裡慢吞吞地坐下。
米拉——那時你多大了，米拉？你一定三四歲了吧？我記不清了。瑞妮把米拉帶來了。她的雙頰興奮得發紅，眼睛圓圓的，微微有點鼓，好像被人輕輕地卡著脖子似的。
「我把你的一切都告訴她了，」瑞妮動情地說，「你們兩個的一切。」我得說，米拉對我沒多大興趣，但我圍巾上的小狐狸卻讓她著迷。那個年齡的孩子通常喜歡毛皮動物，即使是死的。
「你見過勞拉了？」我問道，「你同她談過了？」
「話還是少說為妙。」瑞妮一面說，一面向四處張望，似乎這兒隔牆有耳。我看沒必要如此謹慎小心。
「我猜，那位律師是你請的？」我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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