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子的確知道我們。

1969年在陝北，最大的問題是餓，不是不夠吃，是吃不夠，永遠吃不夠。

我們是一群眼睛冒著藍光的狼，無論看到什麼，第一個念頭總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糧，是政府撥給的，需我們按時到劉家河公社去取，這是國家對插隊知青極大的照顧了。馱糧的時候我們一個不落，傾巢出動，早早從發財爹那兒趕出灰叫驢，打打鬧鬧沿著崎嶇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著我們，黑子是我們從村民王趕趕家抱來的小狗，來的時候眼睛還沒睜開，硬是用麵湯喂大，現在已經很有點兒狗樣了，一身毛在陽光下緞子般地閃光，線條極佳，叫聲也響亮。黑子隨著我們跑前跑後，明亮而歡快，成為我們馱糧隊伍的一道風景。隊伍轉過山峁逃出發財爹的視線，老二立刻爬上驢背，在驢背上拉開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將酒宴擺置在聚義廳上，我與同眾賢弟敘一敘衷腸」。我們幾個沒有騎光板驢的能耐，只好揪著驢尾巴走。叫驢也很重視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喚，但只要去公社馱糧，從來都是乖乖兒的，讓走就走，讓停就停，連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們可以用從北京帶來的全國糧票買燒餅，一人四個，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驢和黑子的，黑子的減半，吃四個燒餅得把小狗撐死，多出兩個給發財捎回去，以示我們的友情，感謝他的關照。驢馱糧食是為我們服務，為我們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理應受到好招待。給驢和狗吃燒餅，把發財爹心疼的，罵我們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說我們要遭報應。我們不相信報應，我們相信平等，有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說過，在水溝裡草履蟲的生命和人一樣高貴，草履蟲都高貴了，何況是驢和狗。

馱回來的糧食擱在我們窯裡，由老大張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實，話也少，女生窯裡原本四個女生，一個回去養病了，得的病很時髦，憂鬱症，平時也看不出哪兒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鬱，臉衝著牆一坐一天，不說一句話。支書怕她自殺，讓她回去了；另一個她爸爸是個造反幹部，寫了個條子，就調縣裡當播音員了。窯裡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條可以睡七八個人的大長炕，我們倆一頭一個，中間是空空蕩蕩的炕蓆，誰不挨著誰。我倆都沒有靠山和後門，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紅苗正，她爺爺參加過長辛店「二七」工人大罷工，她爸爸是鐵路訊號廠六級車工，她本人當過北京西城紅衛兵糾察隊隊員，當過「西糾」的老大別看人高馬大，站在那裡女拿破倫似的威武，膽子可比誰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裡，滿世界都是鬼。老大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門，最怕過墳地，她說天一黑，墳裡的鬼就會出來，在自己的墳堆上坐著……老大那個工人爸爸名聲好聽，「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其實什麼也不領導，一點兒權利也沒有，購貨本上半斤白糖二兩芝麻醬，半塊肥皂一兩鹼面，他不比別人多一分一毫，上班就知道搖手柄車螺絲帽，這樣的爸爸寫一百張條子也沒人把他閨女折騰出去當播音員！

我儘量將自己的情況講述得簡單，這主要是得益於莫姜的真傳，得益於大秀的點撥。在莫姜事件後不久，父母親就去了，是一塊兒去的。父親一輩子喜歡遠遊，這回是帶著母親走了，兩個人吃了安眠藥，睡過去沒醒過來。父親這趟遠遊是遊得遠了，再也回不來了。

其實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人家國務委員都拉出來遊了街，照樣吃喝不誤，他一個政協的，讓幾張大字報，一個莫姜亂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來！填寫出身的時候，依照大秀的囑咐，我填自己的出身是「自由職業者」，誰也說不清「自由職業」是個什麼職業，但提起父親母親總要費些口舌解釋他們為什麼同一天死，當然，最好的解釋是「煤氣中毒」。

在知青中，我的年紀大，因為聽話，肯吃苦，會寫批判文章，能整材料，當了知青點的「點長」。到農村第二年，上邊給支部下達了「知青火線入黨」的指標，各村都有，必須完成，硬任務。村支部有意發展我入黨，介紹人是發財和他爹，兩個農民介紹一個「自由職業」加入黨組織，挺有意思。

回過頭來繼續說吃。

管糧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糧，她管的只是領糧的糧本，飯是大家輪著做，兩人一天，誰做飯誰舀面，舀多舀少全憑感覺。做飯是大家都樂意乾的活，不出工白記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紅，分的結果是每人倒找隊裡多少多少錢。

我們每人做飯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飯便做得空前絕後，花樣翻新，非後順溝的土農民可比。糧食馱來的前十天，我們的飯桌上比較充盈，烙餅饅頭乾麵條，往死裡撐，不撐得肚子疼不叫吃飽；當中十天吃得比較簡約，比較柔軟，稀粥糊糊疙瘩湯，老五說這叫「哄上坡」，看來吃得撐，拉著車上到峁頂就洩沒了；最後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點長，我鄭重宣佈，自今日開始，像《地道戰》一樣，咱們得「各自為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許放空槍」了。

話說得含蓄，可是意思很明白，「各自為戰」就是自己找飯轍。

我們的「轍」有三條路，第一是串門，事先偵察設計，潛入到村裡各家各戶，有一搭沒一搭地待著，到了吃飯時候腆著臉不走，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實際就是蹭飯，用文化人的詞彙叫「打秋風」；第二是串隊，附近各村都有知青點，前順溝、段家河、甘谷峪、閻王砭，方圓百里都是朋友，串隊是常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知青們有條不成文的規矩，不管哪兒來的，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住三五天也行，住十天半月也行，完完全全的共產主義供給制。我們到他們那兒去串，他們也到我們這兒來逛，各點背糧的時間不相同，大家又都是好臉面的人，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只要有人來串隊，物質傾囊而出，毫不吝惜。這點我們後順溝做得最為突出，眾人俱稱我們是綠林領袖，是黃土地上心腸最熱的哥們兒；第三就屬於我們集體的「創收」了，「創收」是這個世紀才興起的詞彙，但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已經被我們秘密使用了，是土地和飢餓賦予了我們後現代式的詞彙靈感，我們真是了不起的一群。所謂「創收」，簡單說就是「捎帶」，我們捎帶的內容很豐富，這裡不一一介紹。古人「為長者諱」，我們為自己諱，這裡面有一個尊嚴和臉面的問題。

我們後順溝知青點有五個人，張秀英、劉二東、李抗美、我和王小順。村裡老鄉不叫我們的名字，按個頭高矮當面叫我們老大老二，背後叫我們狼，餓狼，因了我們的出現，村裡的雞不斷發生失蹤事件，地裡的野兔也少見蹤影。

老五王小順被農民們叫做「五狽」，他個頭最矮，小豆子一樣的機靈，眼睛一轉一個主意，一轉一個主意。因了他的聰明好鑽研被安排為赤腳醫生，那時每個村都有不脫產的赤腳醫生，說「赤腳」並不是光著腳不穿鞋，是來自基層農村的意思。毛主席有偉大的「6·26指示」，要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赤腳醫生是這個政策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還有走中西醫結合道路什麼的。赤腳醫生由各村推薦，在縣衛生院培訓三個月，回來就是大夫了，後來有個電影叫《春苗》，表現的就是赤腳醫生的正確與高明，那些專家學者都是狗屁不通的屎蛋，一看長相就很不正經。五狽的醫療水平有限，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了，動輒還讓人喝涼水敗火，誰有病也不找他，他只能給大夥抹抹紅藥水，上點兒消炎粉什麼的。衛生院給他配了一套亮閃閃的銀針，長的短的，粗的細的，還有一個三稜的，儘管五狽很想試試這些針，但一直沒找到自願犧牲的物件。

五狽是他們家的老兒子，他上頭還有一個哥哥。他哥是北京工總造反兵團的，因為喊錯口號成了「現行」，被關了，先說在裡頭神經發生錯亂，後來說死了，病死了。五狽他媽是撿破爛的，我們離開北京時他媽去送站，一頭白頭髮，挎著個小包袱，像個逃難的婆子。老太太因為曾經開過雜貨鋪，被劃為小業主。小業主的成分比較尷尬，既不能團結也不能打倒，屬於怪模式眼的一個階層，這就造就了五狽小業主式的靈動，會看風使舵，辦壞事能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往好聽了說是「每臨大事有靜氣」，用老鄉的話說是「揣著一肚子哈（壞）水水的碎song」。陝西話「碎」好理解，就是「小」的意思，只這個「song」比較生僻，就這個詞我問過發財的爹，被那老頭子拿杈掄了出來。後來才知道，「song」指的是男性精液裡面的精子，用普通話翻譯，王小順就是個「小精子」。我們都認為這個創意太傳神了，問題是這麼獨到的命名卻被老鄉們一帶而過，在他們的嘴裡，碎song小順被叫做了「五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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