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前章續），按計劃，下午要跟常書鴻一起在第17窟藏經洞接受中國·nhk雙方攝製組的拍攝，大概是未做好準備，拍攝比原定的兩點遲了許多。

等我收到現場通知離開宿舍時已經是將近四點。我從莫高窟腳下的路沿莫高窟往北走去。今天上午去鳴沙山頂時便走過這條路，因此，這是我第二次走這條寧靜而奢華的路了。

不久，一幢三層的樓閣出現在眼前。這便是我的目的地——第17窟藏經洞所藏身的樓閣。有關窟外覆蓋樓閣的情形，除此之外便只有第96窟的北大佛殿了，因此，第17窟藏經洞的所在地，即使在遠處也能一眼便知。

站在樓閣前。石窟從內部被掘為上中下三層，最上層是第366窟，中層是第365窟，最下層則是第16窟。第16窟內部有個耳洞，耳洞裡便藏過那些古文獻和經典等，即現在所謂的第17窟藏經洞。現在的窟號是解放後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編制的，此前還有佩利奧編制的佩利奧號與張大千編制的張大千號。現在的敦煌，每個窟的入口都標有窟號，同時還標有佩利奧號與張大千號。

我站在三層樓最底層的第16窟前面。通向北大門的舊道便是從這處樓閣旁邊爬上斜坡的，至北大門大約有150米的距離。因此，鑽進北大門從舊道下來後第一個遇上的，便是這莫高窟北端第16窟。選擇這最初之窟的一個耳洞來埋藏經卷，其中必有緣由。

雖是一幢三層的樓閣，可為了方便爬上中上層，建築物外面專門設了一道樓梯。由於第16窟是在最下層，從正面入口便可直接進入。進入入口後是一個前室，前室門臉寬10米，縱深約3米。前室正面設有一條寬約3米的甬道。從甬道摸索前行約5米，便會被引至第16窟。這是一個10米見方的大窟。當然，窟內應該很暗，不過現在甬道上已設定了攝製組的照明燈，因此正面的須彌壇、壇上的本尊大塑像以及淹沒了室內壁面的千佛群可盡收眼底。這裡的千佛是大個頭的，難言精美。

我們的目的當然並非這第16窟內部，而是為進窟而鑽的甬道。這條口寬3米深5米的通路，如今已被燈光照得亮堂堂。兩側壁面上能看到西夏的菩薩壁畫。這些壁畫雖魅力非凡，卻剝落得厲害。北側石壁被削掉一半左右，開著一個巨大的洞口。瞧瞧洞內，黑漆漆的。不用說，這處空洞便是曾收藏四萬件古文獻與經卷的第17窟藏經洞了。空洞的一側掛有第17窟的標識。

不久，燈光進入該窟。去年是用小手電照著窺探內部，今天已無需手電。在白晝般的光線照射下，整個窟內從入口便一覽無餘。窟內部有3米見方，無非是在通往第16窟這一大窟的通路上開的一個小窟而已，充其量是個「耳洞」。朝正面的壁面望去。那持杖的美侍女與手拿大扇的比丘，二人在樹下相對而立。至於樹，有人說是菩提樹，也有人說是沙漠之樹——胡楊的一種。正面壁畫前置一僧像，是近些年被研究所移至此處的洪像（塑像）。

這時，常書鴻正巧進來，為我解釋道：

——我來這裡的時候，這尊像是被放在第16窟的角落裡的。大家猜測它原本是在第17窟裡的，因此，近年就給移到了第17窟。也就是說，是給移回了原處。刻有洪經歷的石碑也在第16窟，所以就跟像一起移回了這兒。

果然，那石碑也被嵌在了左側的壁面。那麼，這洪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本來，敦煌作為西域經營的大據點第一次登上歷史是在漢武帝時期，之後，經歷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當時代變遷至唐代時，敦煌作為東西文化交流或東西貿易的一大中轉站，展現出了史無前例的繁榮。可是，即使這又大又盛的敦煌也沒能避開唐末安史之亂的影響，不得不走向衰退，漢威全無。8世紀時隴右、河西一帶被納入由南入侵的吐蕃的統治下。而讓這種形勢完全改變，將統治權從吐蕃手中奪回的則是張儀潮。由於這巨大戰功，張儀潮被唐朝任命為歸義軍節度使。第156窟南壁的「張儀潮出行圖」展示的，便是做節度使時期的張儀潮的軍容與陣勢。張儀潮深受唐朝如此厚遇，其實背後也離不開洪的幫助。洪雖是敦煌的一名高僧，可是受張儀潮之託，洪派數名弟子遠赴長安，將勝利捷報上奏長安。儘管所派使者中有數人中途死去，可悟真等人最終完成使命，從長安返回。

——鑑於此，為了表示對洪的感謝，張儀潮很可能自己出資，為洪鑿了一個窟，便是這第17窟。如此想來，這裡就算有洪像，就算有刻著其經歷的石碑也毫不奇怪。

由於張儀潮收復敦煌（從吐蕃手中奪回統治權）是大中二年（848年）之事，因此，此窟的鑿建自然是在此之後。自那至今，此窟與窟的主人洪像便一起度過了千餘年的寧靜而漫長的時光，可到了11世紀時，這裡卻發生了突然被運進大量古文獻經卷的事件，並且，當這些古文獻和經卷填滿此窟時，窟的入口也被封了起來。

就這樣，隨著近千年的漫長歲月的流逝，到了1900年代初的時候，此窟突然間被開啟。開啟者是一個名叫王圓籙的道士。後來，1907年被斯坦因，1908年又被佩利奧，就這樣大部分古文獻和經卷都被從這裡運走了。儘管發生了這麼多事，可直到又過去許多年後人們才明白，那些填滿洞窟的經卷的價值，不僅能大大改變歷來的東洋學，還能改變世界文化史上所有領域的研究。

不知不覺間，我與常書鴻又沐浴在了攝製組的照明燈光中。

——問題是，那些古文獻和經卷類是何時被封存進這窟中的。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歷來的觀點，認為是在西夏進攻敦煌時由漢人埋入的；另一種則是最近的觀點，認為是統治該地區的西夏為防備伊斯蘭教徒入侵而封存到這裡的。對於後一種觀點，還需要今後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常書鴻說道。先前的觀點是佩利奧、斯坦因等人的觀點，我的小說《敦煌》也是根據這種觀點寫成的。

——後一種觀點，作為一種推理也很有意思。可總之，由於這是一個無法實證的事件，任何推理都是可能的。

我回答道。事實上任何推理都是可能的。可是，由於所發現的書畫、經卷中並無11世紀以後的題記，這一點已成為支援第一種觀點的重要證據，使其無法撼動。可無論如何，關於這第17窟之謎，正因為沒有實證資料才會衍生出各種推理，令人興趣無限。比如，關於洪像何時被移出窟中之事。究竟是填塞古文獻時被移出的，還是到了19世紀後由王道士第一次從窟中移出的。倘是後者，在此前的漫長歲月裡，像應該一直被埋在古文獻中才對。即，古文獻被塞入時，像並未被取出，即，這種填埋作業是在匆忙中進行的。而這一點為解開第17窟之謎又添了一個資料。

拍攝結束後，我又去了第16窟對面的王道士的寺。我從南面正門進入，中庭對面的路盡頭確有一座寺。進去一瞧，根本不像個寺的樣子，與普通人家幾無區別。對於王道士其人，人們多數情況下還是持否定態度的，而事實上他似乎也的確是這樣一個人物。不過，在讓敦煌名揚世界方面，倒不得不說他還是起了極重要作用。雖然在一些重要時刻，歷史總會讓這種人物登場，而王道士也確實幽默滑稽地出任了這一角色，且完美地完成了歷史任務。

晚上與中國·nhk雙方攝製組的人會餐。常書鴻夫婦也同席。因為明天常書鴻夫婦與我要離開敦煌，因此這次會餐也兼有送別之意。由於寒意漸濃，兩攝製組各位工作人員今後在這裡的生活會很辛苦。大家讓我發言，我便簡單說了句：

——這是一場讓人多少有些難捨難離的別離。

我說道。這是我的真實感受。儘管《唐詩選》中的涼州詩系列中經常會上演邊境離別的場面，可在十月過半的現在，我們在敦煌莫高窟的別離也多少有些類似。

十月十四日，七點起床，天氣寒冷。八點用餐，然後是日中雙方攝製組工作人員拍攝紀念照。九點出發，同行至北京的中國中央電視臺的郭寶祥、nhk的和崎信哉二人與我同乘吉普車，常書鴻夫婦與中方工作人員則乘坐巴士。十多個人，陣容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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