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的住處，您不知道她有多麼厲害嗎？」
我說，她厲害不厲害我從沒聽說過。
「我的天！她從來沒笑過，總是一臉氣勢洶洶的。」
「莫非您想跟她認識認識嗎？」
「謝天謝地，我可不敢！」
於是我對他說：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我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
「不，這不可能！人家給我講過她的事……」
但我也很愛護自己的姑娘們。我們洗衣隊裡有個很漂亮的姑娘，叫華麗婭。有一次，上級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沒回來。回到洗衣隊時，我聽說華麗婭這些天常常回來很晚，在偷偷和一個什麼大尉來往。好啊，好啊，原來在幹這種事！兩個月過去，我聽說華麗婭懷孕了。我把她叫來：「華麗婭，這是怎麼搞的？你現在到哪兒去好呢？你後媽（她沒有母親，只有後媽）也還住在掩蔽部裡呢。」她哭了，對我說：「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離開，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她們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親、和大姐姐在一起。
華麗婭還穿著單薄的衣服，天氣已經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軍大衣送給了她。我的華麗婭就這樣走了……
1945年3月8日這天，我們正在過婦女節。我們燒了熱茶，還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我的姑娘們從屋裡出來時，突然發現從樹林裡鑽出兩個德國兵，自動槍掛在身後……是兩個傷兵……姑娘們立刻把他倆收拾了。我作為政治指導員，理所當然地向上級寫了一份請功報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虜了兩個德國兵……
第二天，我們去參加幹部會議，政治部主任頭一件事就說：
「聽著，同志們，我先要讓大家高興一下：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還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戰洗衣隊的洗衣女工們抓了兩個德國俘虜……」
大家鼓起掌來。
戰爭進行當中我們沒得過任何獎勵。在戰爭結束時，上級對我說：「你們洗衣隊可以嘉獎兩個人。」我一聽就火了，憤憤不平，據理力爭說：
「我是洗衣隊的政治指導員，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勞動有多麼繁重，她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氣，手上起了溼疹，姑娘們都很年輕，洗衣機也沒有她們洗得多，她們就像牽引車一樣負重。」上級問我：「您明天能再上報一些需嘉獎者的材料嗎？我們再獎勵一批……」於是我和隊長又研究嘉獎人員名單，一夜未睡。結果，很多姑娘獲得了勇敢獎章和戰功勳章，還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紅星勳章。這是一位最優秀的女工，她時刻不離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盡、累得躺倒時，她仍在埋頭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們回家了，真想送點東西給她們。她們全都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而那裡已經徹底毀於戰火了。我怎麼能讓她們兩手空空地回到家鄉呢？我們那時正好駐紮在一個德國村莊裡，村裡有一個縫紉工場。我跑過去一瞧：縫紉機都在那兒，完好無缺。我真為此慶幸。就這樣，我們送給了每個要走的姑娘一份禮物。我當時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好幸福啊。這就是我力所能及為姑娘們所做的一切了。
其實，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沒有人知道在家鄉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鮑爾肖夫斯卡婭（中尉，野戰洗衣隊政治指導員）
說說我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聖潔的人。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他總是教育我：「要是沒有蘇維埃政權，我什麼都不是，就是個窮光蛋，給富農扛長活兒的。是蘇維埃政權給了我一切，讓我受了教育，成為一名橋樑工程師。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祖國政權。」
我自己也熱愛蘇維埃政權，熱愛斯大林，熱愛伏羅希洛夫，熱愛所有的國家領導人。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戰爭在進行，我在成長。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國際歌》，唱《神聖的戰爭》，爸爸還拉手風琴伴奏。到我一滿十八週歲，爸爸就帶我去了兵役委員會……
我從部隊上寫了一封信回家，告訴爸爸我在修建和保護橋樑。這是我們全家人的快樂！爸爸使我們家裡人都愛上了橋樑，我們從小就喜歡橋樑。每當我看到那些因轟炸或爆破而毀掉的橋樑，我都會難過得哭出來，我對待橋樑就像對待一個寵物，而不是一個戰略設施……我一路上親眼看見大大小小几百座橋樑遭到破壞，戰爭中首先就是要摧毀橋樑，那是第一目標。每當我們通過了毀塌的橋樑時，我總是要想：要重新修復它們，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戰爭也是在扼殺時間，扼殺人類的寶貴時間。我清楚地記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橋是花了多少年時間。他每天夜裡都坐在那兒看圖紙，即使是週末也不休息。戰爭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時間。爸爸的時間……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還繼續愛著他。當有人說我爸爸這樣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從或者是因為懼怕斯大林的時候，我絕對不信。他們是真誠地相信列寧思想，真正是始終如一的。請相信我，他們都是善良而誠實的人，他們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寧，而是相信共產主義思想，就像後來所說的那樣，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sup/sup，相信要為所有人謀幸福，要為每個人謀幸福。他們是一批夢想家，一批理想主義者，但絕不是盲從的人，我絕不認為他們是盲目追隨者，絕不同意這樣說！在戰爭中期，我們也有了優質的坦克和飛機，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沒有信念，我們也不可能打敗如此兇惡的敵人，希特勒的軍隊是強大而有紀律的軍隊，他們征服了整個歐洲。沒有信仰，我們不可能打斷他們的脊樑骨。我們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懼。我對您說的是一個誠實黨員的心裡話，我是戰爭期間入黨的，至今也是共產黨員。我不以為有黨員證是恥辱的，我從來沒有拋棄過黨證。從1941年開始，我的信念就沒有改變過……
——塔瑪拉·盧基亞諾娃·託洛普（列兵，建築工程師）
我們在沃羅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們每天狂轟濫炸，但是久久攻不下這座城市。德國飛機每天飛過我們莫斯科夫卡村。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敵人，只見到了他們的飛機。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戰爭就是這樣的……
上級派人到我們醫院傳達說，沃羅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車遭到轟炸，命令我們立即趕赴現場。在那裡我們放眼看去……看到了什麼啊？到處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說不出話來！我記得主治醫生是先來到的。他大聲喊道：「擔架！」那時我是最年輕的，剛滿十六歲，他們全都看著我，怕我昏倒過去。我們沿著鐵軌，一節一節地爬上車廂檢視。已經沒有人可以放上擔架了：車廂燒燬了，已經聽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聲，已經找不到完整的人形。我的心跳簡直要停止了，嚇得閉上雙眼。等我們回到了醫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頭放在桌上，有人癱在椅子上，就這樣睡著了。
我值班後回到家。帶著滿臉淚痕倒在床上，只要一閉上眼睛，就又看到了那一切……媽媽下班回家了，米佳舅舅也回來了。我聽到媽媽的聲音：
「我不知道蓮娜會怎麼樣。你瞧這段時間去醫院之後她的臉色都成了什麼樣子。她都不像自己了，總是沉默不語，跟誰都不說話，只是在夢中大哭大喊。她以前那些笑容和開心都到哪兒去了？你知道她以前是多麼快樂的姑娘。現在她再也不說笑了。」
聽著媽媽的話，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
1943年沃羅涅日解放的時候，我加入了戰時警衛隊。那裡清一色都是姑娘，全都是十七到二十歲左右，年輕美麗，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這麼多漂亮的女孩們集中在一起。我第一個認識的是瑪露西亞·普羅霍洛娃，她還有個閨密叫塔尼亞·費多羅娃。她倆來自同一個村莊。塔尼亞不苟言笑，特愛整潔，井井有條，瑪露西亞就喜歡唱歌跳舞，總愛說些淘氣頑皮的歌謠。她最喜歡的是描眉化妝，在鏡子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塔尼亞總是責罵她：「美麗不是畫出來的，你不如把自己的服裝好好熨平，把床鋪弄乾淨些。」我們警衛隊裡還有個女孩叫帕莎·利塔夫琳娜，是個毫無顧忌的女孩，但她的女友舒拉·巴蒂謝瓦雅，則是既靦腆又謙遜，在女兵中是最安靜的。還有柳霞·利哈喬娃喜歡燙捲髮，一邊卷頭髮一邊彈吉他，每天睡覺起床都抱著吉他。姑娘中年紀最大的是寶莉娜·涅維洛娃，她的丈夫在前線戰死了，她總是一臉愁容。
我們所有人都是穿著軍隊制服。我媽媽第一次看到我穿軍裝時，臉色變得煞白：「你決定參軍了？」
我安慰她：
「不是的，媽媽。我都和你說過了，我們就是守護橋樑。」
媽媽卻哭了起來：
「戰爭很快就結束。你要儘快脫掉你的大衣。」
我也是這樣想的。
過了兩天，聽說戰爭結束了，我們都被集合在榮譽室開會。警衛隊隊長納烏莫夫同志說了一番話。
「我親愛的女兵們，」他說，「戰爭是已經結束了。不過昨天我接到命令說，西部道路還需要警衛隊戰士們去保衛安全。」
不知誰喊了一聲：
「要知道在那邊是有反革命匪幫的！……」
納烏莫夫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是的，姑娘們，那裡是有匪幫。他們在和紅軍作戰。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應該去執行。有誰願意去，請向警衛隊領導提出申請，志願參加。」
我們回到了宿舍，每個人都在自己床上躺下，大家非常安靜。誰都不想再背井離鄉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了，誰都不想在戰爭結束後還要面臨死亡。第二天，我們又集合起來開會。我坐在主席臺桌子後面，桌上覆蓋著紅布。我想我是最後一次坐在這張桌子後面了。
警衛隊長講話：「我知道，巴比納同志，你是第一個參加的。而你們所有人，姑娘們，年輕人，也都很勇敢。戰爭是結束了，你們本可以回家的，但你們還要出發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兩天後我們出發了。上級給我們派出一列貨運火車，車廂裡鋪著乾草，瀰漫著草味。
我早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斯特雷這個城市，現在就是我們要守護的一個地方。我不喜歡這個恐怖的小城，日日飄蕩著哀樂，天天有人被埋葬：要麼是警察，要麼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我們再次看到了死亡。我和一個女孩佳麗雅·克洛波金娜交上了朋友，後來她就犧牲在那裡。我還有另一個女伴……也被刺死在夜裡……我自從到了那個地方後，就完全沒有再說笑過……
——葉蓮娜·伊萬諾夫娜·巴比納（戰時警衛隊戰士）
燒壞的軸承和罵孃的髒話
我長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兒……
我的父親米隆·帕夫洛維奇·連科夫，由一個沒文化的小夥子成長為一名國內戰爭時期的紅軍排長，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犧牲的時候，我和母親正住在列寧格勒，我身上所有的優點都應歸功於這座城市。我對讀書著迷，被麗吉婭·察爾斯卡雅sup/sup的愛情小說感動得痛哭流涕，對屠格涅夫的作品愛不釋手，還喜歡讀詩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們家人一起去頓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戰爭。攜帶軍事委員部特急件的信差騰雲駕霧般地策馬飛馳。哥薩克女人們唱著歌，喝著酒，號啕大哭著，送哥薩克男人上戰場。我趕到鮑柯夫斯克鎮，到了區兵役委員會。那裡的幹部生硬而乾脆地說：
「我們不要小孩子上前線。你還是共青團員？這非常好，就請你幫助集體農莊幹活去。」
我們在貯糧窖裡用鏟子翻動糧食，以免黴爛，接著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繭，嘴唇也裂開了，臉被草原的陽光曬得漆黑。如果我與村姑們還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詩歌，在從地裡回家的長長道路上，我一口氣能背出許多詩。
戰場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佔領了塔幹羅格。人們紛紛離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說：「你們都還年輕，要逃生去啊。」我們走了五天五夜，到達了奧勃利夫斯克。平底涼鞋扔掉了，我們是光著腳走進這個哥薩克鎮的。火車站站長提醒所有人：「你們不要等客車了，就坐上露天車皮走得了。現在我給你們去張羅機車，把你們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運，我們爬上了運燕麥的車皮。我們光著腳丫子踩進燕麥裡，用頭巾裹著臉，彼此緊緊依偎著，打起盹兒來……糧食早吃光了，並且是身無分文。最後那幾天，哥薩克女人就勻給我們一些東西吃，我們不好意思接受，因為沒什麼好報答的。她們就勸我們：「吃吧，可憐見的，現在大家都在受苦，應當互相幫助。」我暗暗發誓，永遠不忘這些善良的好人。永遠不能忘記！不管怎樣，都不會忘記。
我們從斯大林格勒乘輪船，然後轉乘火車，在一天深夜兩點鐘到了梅德韋吉茨車站。人潮把我們帶到月臺上，因為我們兩個都要凍成冰棒了，動都動不了，只好站在那兒，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斷骨頭。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隻青蛙從燃燒的氧氣中跳出來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虧有和我們一起來的什麼人還記得我們。來了一輛裝滿人的四輪大車，他們就把我們拴在車子後面，給我們穿上棉襖說：「你們得走走路，不然會凍死的。身上沒暖過來，不能讓你們上車。」我們起初一邁步就倒下，但又爬起來走，後來乾脆跑了起來，就這樣跑了十六公里……
弗蘭克村，又叫五一集體農莊。集體農莊主席聽說我是從列寧格勒來的，而且唸完了九年級，高興得很：「這很好，你就留在這裡助我一臂之力吧，頂替會計員。」
我起初很高興，可是我馬上就看到了，在農莊主席身後掛著一幅宣傳畫：「姑娘們，握緊方向盤！」
「我不坐辦公室，」我對主席說，「只要能教我，我一定會開拖拉機。」
拖拉機停在地裡，落滿了雪。我們把它們從雪裡拖出來打掃乾淨。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屬，立刻就被粘去一層皮。緊緊擰住並且生鏽的螺絲釘好像焊死了一樣，逆時針方向擰不動，我們就試著往順時針方向擰。在這節骨眼上，好像故意為難似的，生產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尼基金像是從地裡突然鑽出來一樣。他是集體農莊唯一的正規拖拉機手，也就是我們的老師。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亂罵髒話。「嘿，他媽的！」……他罵的聲音倒是很輕，但是我還是一下子就哭了出來……
我是倒退著把拖拉機開進地裡的：這臺斯大林格勒出產的拖拉機，變速箱裡的大部分齒輪都已經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簡單，變速箱是從那些行駛了兩萬公里、在裝置賬上已報廢的拖拉機上拆下來裝成的。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機手薩羅契卡·戈佔布克竟然沒發現散熱器漏水，結果把馬達弄壞了。當然又是一頓臭罵：「嘿，他媽的！」……
我在戰前連騎腳踏車都沒有學會，在這裡卻開上拖拉機了。馬達長時間運轉，違背操作規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負荷運轉是怎麼回事，也知道按照這種程式如何駕駛拖拉機——不能轉圈，也不能斜著往前開……潤滑劑和燃料全都按照戰時定額標準使用，得對每一滴油盡心負責，對每一個哪怕已徹底磨損的軸承也得視若性命。嘿，他媽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樣……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開啟齒輪箱蓋子檢查油質，發現了一些乳漿。我忙喊生產隊長來，說應該注入新機油了。隊長走過來，用指頭蘸了點機油，捻了捻，聞了聞，說：「甭擔心！可以再幹一天活兒。」我急忙說：「不行呀，您自己說過的嘛……」他打斷我的話：「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給咬住不放了。知識分子就是難弄。嘿，他媽的！……我命令你開，就這樣開！去吧。」……我只好開著拖拉機下地了。拖拉機冒著煙，熱極了，叫人喘不過氣來。今天還真是有些奇怪：軸承怎麼不對勁啊？我覺得拖拉機在不斷跳動，趕忙停下來，好像又沒什麼了。等到再踩油門，它又跳動起來！又過了一會兒，我的坐墊下面突然間「突突突」地震動起來！
我趕緊熄了火，跑到檢視孔那兒，開啟蓋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機油沾著一層金屬細屑，兩副軸承都已經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著輪胎大哭起來，這是我在戰爭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該死：剛才明明看出是什麼油質了！助手瑪塔也害怕起來。剛才我真該厲害地跟生產隊長爭辯一下的，可是卻沒有，迂腐的書生氣啊！
我聽到身後有人說話，轉過身一看，糟了！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經理、政治部主任都來了，當然，還有生產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兒，不敢過來。他心裡有數，可是卻一言不發。嘿，他媽的！……
拖拉機站長也心裡有數，問道：「壞了幾副軸承？」
「兩副。」我回答。
按照戰時法律，這就應該抓去送審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壞。
政治部主任轉過身去對生產隊長說：「你為什麼沒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麼能把孩子們送交法院受審！」
他們經過了幾次交涉，事情總算過去了。從這兒以後，隊長在我面前再也沒罵過娘。我倒是學會罵娘了……嘿，他媽的！……狠狠地罵人……
後來我們交好運了：找到了媽媽。媽媽也來到這個集體農莊，我們又有了家。有一天，媽媽突然對我說：「我想，你應該到學校去。」
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到哪兒去？」
「難道要別人去替你把十年級讀完嗎？」
在經歷過這一切之後，重新坐到課桌邊，解習題，做作文，背德語動詞變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國法西斯），這該有多麼不習慣！而此時敵人已逼近了伏爾加河！
我本來完全應該稍微等一等：再過四個月我就滿十七歲了。就算沒有十八歲，至少有了十七歲，那就誰也不能把我趕回家了！在區委還算一切順利，可是在兵役委員會就非得幹上幾架不可了。需要檢查年齡和視力，而且優先考慮的是年齡……當他們指出我的年齡問題時，我就罵兵役委員是官僚……並且宣佈絕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員的辦公室裡，兩天兩夜沒動地方，他吩咐送來的麵包和開水都被我拒絕了。我威脅說我馬上就會餓死，但我要寫下遺言，說明誰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禍首。兵役委員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體檢了。所有專案的檢查都在兵役委員旁邊的一個房間裡進行。大夫檢查了我的視力後，遺憾地攤了攤手，這時兵役委員笑了，說我餓肚子白費勁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說，我正是因為絕食才什麼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戶，湊近那張可惡的視力表大哭起來……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幾行圖形為止。然後我擦乾眼淚，說我準備再接受一次檢查。就這樣，我通過了。
1942年11月10日，我們按照指令，準備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個姑娘，鑽進了一輛破卡車的車廂。我們一路上高唱著《軍令已下達》這首歌，不過把「投身到國內戰爭中去」的歌詞改為「保衛自己的國家」了。我們在卡梅申宣過誓，然後出發沿著伏爾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預備役團就在那裡安頓下來。那兒有幾千名男人，我們混在裡面簡直讓人發現不了。但是從各部隊到此補充兵源的「僱主」們，也是儘量不想看見我們，總是想法擺脫我們……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倆沒有什麼專長，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備軍事專長。所以，不管人家要什麼人，我們三個總是步調一致地向前邁出三步。我們認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們。
不過，當「司機、拖拉機手、機械員，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發出，我們應聲跨出了佇列。這次的「僱主」是一個年輕上尉，他沒能夠擺脫我，因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開口。
「你們為什麼只要男人？我也是個拖拉機手！」我說。
他聽了我的話，挺奇怪：「不可能吧！那麼，說說拖拉機的操作規程。」
「一、三、四、二。」
「你燒壞過軸承嗎？」
我老實地承認我燒壞過兩副軸承。
「好吧，我收下你。就為了你的說話誠實。」他點點頭，走開繼續問別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來的還有身邊兩個女友呢，上尉只好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嘿，他媽的！……
部隊首長在會見補充人員時，問上尉：「你怎麼把這幾個姑娘帶來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說是因為他看我們很可憐：「她們要是隨隨便便去了哪個單位，會像山雞一樣被打死的。」
首長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說：「好吧，一個到廚房，一個到倉庫，那個有點文化的，到司令部來當文書。」停了一會兒又補充說，「真是憐香惜玉。」
我們三個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當文書，那不行！這叫「憐香惜玉」？我忘記了軍隊的紀律，直接就怒吼起來：「我們都是志願者！是來保衛祖國的！我們必須參加作戰部隊……」
大概因為我態度很堅決，上校居然馬上讓步了：「要去作戰部隊就去吧。那兩個姑娘到流動組開機床，這個利嘴姑娘，去裝配發動機。」
就這樣，我們在第四十四自動裝甲坦克野外檢修場開始了工作。我們的工廠是建在汽車輪子上的。在稱為流動服務隊的汽車上安著幾種裝置：銑床、鏜床、磨床、旋床，還有電站、澆注組和硫化組。每兩人一組，操作全部車床，一個人要不歇氣地連續幹十二個小時。早、中、晚飯都由副手替換你。要是兩人中一個去出公差勤務，那麼，留下來的那個就得一氣工作二十四小時。常常要渾身是雪、渾身是泥地幹活，就是在敵人轟炸時，工作也不能停下。已經沒有人說我們是美女了。當然在戰爭中大家還是都憐惜美女，比平時更加憐惜，這是事實。不忍心參加她們的葬禮……不忍心給她們的媽媽寫陣亡通知書……嘿，他媽的！……
我現在還經常做戰爭夢……我知道做了些什麼夢，但是卻很少記得住細節，不過會留下感覺，那是在戰爭中的什麼地方……我又回到了戰場……在夢境中，一瞬間就可以完成在現實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還有一次我把夢與現實混淆了……我夢見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剛下班回來躺了兩個小時，轟炸就開始了。嘿，他媽的！……我心想，寧可被炸死，也不能讓這兩小時的甜蜜睡眠被破壞。附近發生了劇烈的爆炸，房子都搖動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訴你吧，我當時毫不懼怕，根本沒有這種感覺。只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襲後，我的一顆蛀空了的牙齒鬆動了。即使這樣，也沒鬆動多久。戰後的五年裡，我身體的各部位常常出現莫名其妙而又難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專家診斷，要不是因為這個，我迄今還會把自己看成是絕對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經驗的神經病理學家在得知我的歲數後，驚愕了：「才二十四歲，全身植物性神經系統就遭到了徹底破壞！往後你到底打算怎樣生活？」
我回答說，我打算好好過日子。最重要的是我還活著！戰爭中我是那麼夢想活下來！不錯，我是活了下來，可是戰後的安生日子沒有超過幾個月，我就開始全身關節腫脹，右臂疼得要命，不聽使喚，視力不斷衰退，還有腎下垂、內臟轉位，等等。就像後來弄清楚的那樣，植物性神經系統全亂了。我在整個戰爭中的夢想就是繼續學習。但對我來說，大學卻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我提前了一年大學畢業，否則真沒精力讀下去了。戰爭的四年中，我就穿著一件軍大衣度過冬天、春天和秋天，還有一件發白的褪色軍便服……嘿，他媽的！……
——安東尼娜·米隆諾夫娜·連科娃（野站裝甲車車間鉗工）
戈爾巴喬夫提出建設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
麗吉婭·阿列克賽耶夫娜·察爾斯卡雅（1875—1937）：俄羅斯著名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