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明斯克往外運送傷員……我以前走路總是要穿高跟鞋，因為我很介意自己的個子矮。有一次一個鞋跟斷了，馬上就有人大聲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嚇得我趕緊把鞋子拿在手裡，赤著腳跑掉了。那是雙很漂亮的鞋子，讓我心疼不已。
當我們被敵人團團圍住，又看不到突圍的希望時，我和護士達莎就站起身來走出了戰壕，挺胸抬頭不躲不藏了：就算腦袋被子彈打爆，也比被敵人抓住當俘虜受羞辱好。我的所有傷員，凡是能站起來的，也都站了起來……
當我看到第一個法西斯士兵時，我一個字也說不出，我失語了。他們都很年輕開朗，滿面笑容。不管他們在哪裡駐紮下來，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開了。他們的袖子總是捲起來，不停地洗啊洗的……到處都在流血，到處都是哀號，而他們還走到哪兒洗到哪兒……我心頭的仇恨直往上躥……我回到家時，一連換了兩件襯衫，即便如此，內心還是充滿反感，因為德國兵來過這裡。我一連幾夜都無法入睡，難以自制。而我們的鄰居——克拉娃大嬸，看到德國人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一下子就氣暈了，就在她自己的家裡……因為她實在忍受不了德國人，很快就死去了……
——瑪麗亞·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譯電員）
德國兵進了我們村……他們駕著大黑摩托車……我睜大眼睛仔細望去：他們都是些快樂的年輕人，總是笑容滿面，還哈哈大笑！看到他們在我們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夢都在想如何報仇，也想象著如何壯烈犧牲，以後會有人寫一本關於我的書。我的名字將永遠被人牢記，這就是我的夢想……
1943年，我生下女兒……這時我已經和丈夫進森林參加了游擊隊。我是在沼澤地的草叢裡生產的。我要用自己的體溫烘乾尿布，焐在懷裡，溫暖了再給孩子墊上。周圍的一切都燒燬了，連人帶村子都燒成灰燼。德寇把我們的人趕進學校或者教堂……澆上煤油……聽到我們的對話後，我那五歲的侄女就問：「瑪麗亞阿姨，如果我被燒死了，會留下什麼呢？只是靴子嗎？」這就是我們的孩子問我們的話……
我自己去搜集殘骸……為我的女友尋找她的家人……我們在灰燼中搜尋遺骨，就算看到有一點衣服碎片，雖然斑駁不清，我們也能認出這是誰的。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家人。我撿起一片碎布，女友馬上叫起來：「這是我媽媽的毛衣……」說著就暈倒了。還有人用床單、枕套收集骨頭，有什麼用什麼。我和女友帶了一個拎包去，撿到的還沒有半個包。我們把所有的遺骨葬在一個小公墓裡，什麼都是黑色的，只有骨頭是白色的，還有骨灰……我已經熟悉了骨灰是什麼樣……骨灰是那種磷白色……
從那兒以後，不管上級派我去什麼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還很小，只有三個月，我就抱著他去執行任務。政委派我出去時，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淚……我從城市帶回來藥品、繃帶，還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間，用嬰兒襁褓緊緊包住，就這麼帶出來。森林裡的傷員危在旦夕，我必須這樣做，必須！到處都是德國人和警察，沒有其他人可以混過去，沒有人可以攜帶物品，只有我能過關，因為我帶著寶寶，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現在要承認，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難過！為了讓寶寶熱得哭出來，就用鹽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紅了，就像生皮疹一樣，這樣他就會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時，我就說：「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傷寒……」他們一聽就趕緊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鹽搓過孩子，還用大蒜頭辣過他。我可憐的孩子還那麼小，我當時還在給他餵奶呢。
每次通過關卡後，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來，號啕大哭啊！真對不起我心愛的孩子。可是過了一兩天我又要去執行任務了……
——瑪麗亞·季莫菲耶夫娜·薩維茨卡雅-拉丘凱維奇（游擊隊聯絡員）
我學會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這種感覺……他們憑什麼能隨意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算是什麼東西？我一看到這些場面就怒火中燒。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裡？
戰俘列車開走了，丟下幾百具屍體在路上……幾百具啊……那些沒有力量站起來的人就被他們立即槍斃。活著的人像牲口一樣被驅趕，死者沒人理睬，來不及埋葬，實在太多了。他們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與死者相伴著過活……
我遇到我的繼妹，她住的村莊全被燒燬了。
她有三個兒子，一個都沒活下來。房子被燒燬，孩子被燒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訴，哭訴自己的不幸。等她終於站起身來，又不知道該去哪兒，該去找誰？
我們全家都進了森林：爸爸、哥哥們和我。沒有任何人鼓動我們，更沒有人強迫，我們是自己要參加游擊隊的。只有媽媽和一頭牛留在村裡……
——埃琳娜·費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游擊隊員）
我根本就沒有多想……我有自己的專業，那是前線需要的。我絲毫也沒有猶豫和動搖。其實我沒怎麼見到誰在這個時候還想安坐家中等待什麼。我只記得一位年輕女子，她是我們家鄰居……她對我坦誠地說：「我很熱愛生活，我喜歡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見過的其他人都不是這樣子，也許他們是不想說出來，是掩飾自己。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您……
我記得我臨行前把自己房間的花搬出來，請鄰居照看：「請幫我澆澆花吧，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可是等到我回來時，已經是四年以後了……
留在家裡的小女孩們都羨慕我們上前線，可成年女人們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當中只有一個站著沒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後來她也禁不住淚水如潮，一次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說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適。難道我們真的明白了什麼是戰爭？我們那時太年輕了……現在我還經常半夜嚇醒，夢見我還在戰鬥……夢見飛機在空中，是我的飛機，飛得很高……突然又下來……我知道是我被打下來了，只有人生的最後幾分鐘了……可怕極了，直到醒過來，直到這個噩夢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輕人就知道笑。年輕人不相信死！我當時也不相信我有一天會死去……
——安娜·謝苗諾夫娜·杜波羅維納-庫諾娃（近衛軍上尉，飛行員）
從醫學院畢業後我回到家鄉，家裡有個生病的父親。戰爭就在這時候爆發了。我記得戰爭是在早上……而我得知這個可怕訊息是在上午……樹上的露水還沒幹呢，人們就在說戰爭來了！直到上了前線之後，我都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我好像突然發現草叢和樹木上的露珠那麼晶瑩剔透，那麼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發生的事情有著那麼鮮明的反差。那一天陽光明媚，鮮花盛開，遍地都是我最喜愛的矢車菊，在草地上星星點點，時隱時現……
我記得我們都藏身在小麥田中，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德國鬼子的自動衝鋒槍嗒嗒嗒地掃射，然後就是一片沉寂。只聽到麥浪搖動的嘩嘩聲。又是一陣德國衝鋒槍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後還能聽到麥浪的聲音嗎？那是多麼愜意的聲音……
——瑪麗亞·阿法納西耶夫娜·加拉楚克（助理軍醫）
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後方，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裡三個月就學會了機床車工，我們每天十二個小時站在機器旁，忍飢挨餓。我每天只有一個念頭：要去上前線。前線總會有些食物吧，總會有面包乾和加了糖的茶吧？應該還有黃油吧？我不記得這是聽誰說的了，也許是在火車站上聽那些傷員說的吧。能從飢餓中活下來的，很顯然，都是共青團員。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員會，沒有承認我們已經在工廠工作，否則是不會要我們的。就這樣我們當上了兵。
我們被派到梁贊步兵學校，那裡是專門培訓機槍班長的。重機槍很沉，都得自己拖著走，我們就像馬匹一樣。夜間要站崗，留意捕捉每一種聲音，就像猞猁一樣，每個沙沙的響動都要密切小心……在戰爭時期，就像俗話所說，我們一半是人一半是獸。真是如此……沒有獨到的本事就活不下來。如果你只是個人類，那就無法安然無恙，腦袋隨時搬家！在戰爭中為了自保，必須要學會某些本事……必須要找回人類還沒有完成進化時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學問，只是個普通的會計，但我知道這一點。
我打到了華沙……大家都像是散兵遊勇了。用我們的話說，步兵是戰爭中的無產階級。我們簡直就是爬行前進……不要再多問我了……我真不喜歡戰爭書籍，不喜歡看英雄書籍……實際上我們都疾病纏身，咳嗽不斷，睡眠不夠，骯髒不堪，衣衫襤褸。餓肚子更是家常便飯……但是，我們勝利了！
——柳鮑芙·伊萬諾夫娜·柳布契克（排長，衝鋒槍手）
我知道爸爸陣亡了……哥哥也犧牲了。死或不死，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最可憐的是我的媽媽，她本來是個大美人，一瞬間卻變成一個老太婆，被命運折磨得不成人形，因為沒有父親她就活不下去。
「你為什麼還要去打仗？」她問我。
「我要為爸爸報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槍，他也不會好受的。」
從小就是爸爸給我編辮子，扎蝴蝶結。他自己就比媽媽還喜歡穿漂亮衣服。
我曾經在部隊裡做電話接線員。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揮官在電話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補充兵力！」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烏里揚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澤（中士，話務員）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過去是一個美人坯子，從小就受到溺愛……
戰爭爆發了……我不願意去死，又那麼害怕打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去射擊。唉，有啥法子呢！我還很怕黑，害怕進入茂密的森林。當然我也害怕野獸啦……嗯……反正我無法想象自己怎麼可能和老狼或者野豬相遇。小時候連狗我都害怕呢，因為我很小的時候被一隻大牧羊犬咬過，從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這樣子啦……可是在游擊隊裡我學會了一切：我學會了用步槍、手槍和機槍射擊。如果需要的話，我現在就可以表演給你看，記得可牢了。我甚至還學會了除了刀鏟之外沒有任何武器時怎樣和人搏鬥。我也不再害怕黑暗與野獸了……不過見到蛇還是要繞著走，我一直不能習慣蛇。一到深夜，在樹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們坐在自己的掩蔽洞裡，一無所有。只有外面的惡狼和身體的飢餓。我們棲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個貓耳洞。森林就是我們的家，游擊隊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戰爭結束後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現在從不進入森林……
整個戰爭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夠坐在家裡依偎在媽媽身邊該多好。我有個漂亮的媽媽，非常美麗的媽媽。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決定……身不由己……我們被告知……德國佔領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猶太人。戰前我們所有民族都和睦相處：俄羅斯人、韃靼人、德國人、猶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沒有聽說過「猶太佬」這個詞，因為我只是和父親母親還有書籍住在一起。戰爭開始後，我們變得跟麻風病人似的，到處都被人驅趕，人人都對我們避之不及。甚至我們過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們的孩子也不敢同我們打招呼。有些鄰居還對我們說：「交出你們所有的東西吧，反正你們也不需要這些東西了。」在戰爭之前我們與他們還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著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間全都變了！
媽媽被他們射殺了……就是在我們不得不搬到猶太人隔離區去的前幾天。城市無處不在地張貼著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許去理髮店，不允許在商店裡買東西……還不許笑、不許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媽媽還沒有習慣這些禁令，她還總是四處逛街。大概她不相信這些是真的……也許她是去了商店？人們非常粗魯地對待她，她還報以微笑。媽媽是個絕色美女……在戰爭之前她是愛樂樂團的歌唱家，人人都喜愛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覺得，如果她不是那麼漂亮的話，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話……我想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有個陌生人在深夜把我們帶去看她，她已經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經不見了。這真是一場噩夢，那個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媽媽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搶走了，還搶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給她的結婚禮物……
在隔離區裡我們是沒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擠在別人房子的閣樓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們家戰前最貴重的物品，爸爸想賣掉它。我當時扁桃體發炎很厲害，躺在床上發高燒無法說話。爸爸想要買一些東西給我吃，他怕我會死掉。沒有媽媽我真的要死了……聽不到媽媽說話，沒有媽媽的懷抱。我是個從小受到寵愛嬌生慣養的女孩……就這樣，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來，後來有認識的人傳話來說，爸爸也被打死了……他們說，就是因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麼貴重，只記得爸爸離開的時候說：「太好了，也許能換來一罐蜂蜜和一塊黃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沒有了母親……又失去了父親……
我出去尋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還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時是金色頭髮，不是黑色，頭髮和眉毛都是金黃色，在城裡誰都不敢接觸我。我去到市場……見到了爸爸的一個朋友，他已經搬到農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樣也是個音樂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輛蓋著帆布的貨車上。車上又是豬在拱又是雞在叫，開了很長很長的時間。唉，有啥法子呢！一直開到晚上。我睡過去，又醒過來……
就這樣，我投奔了游擊隊……
——安娜·約瑟佛夫娜·斯特魯米林娜（游擊隊員）
那次閱兵……我們游擊隊員和紅軍部隊一起列隊受閱，但是閱兵之後我們被通知要上繳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們很納悶兒：怎麼回事啊？戰爭還在進行，僅有一個白俄羅斯剛剛得到解放，我們怎麼能交出槍支？！我們每個人都想把仗打下去。於是我們來到兵役委員會，我們那兒所有的姑娘都來了……我向他們表示：我是護士，請把我派上前線。兵役委員會的同志許諾說：「好吧，我們一定考慮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時候，我們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們根本沒來找我。於是我又來到兵役委員會……我一連跑了好多次。最後，他們對我說了實話，護士已經太多了，不再要護士了，不過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廢墟……
您要問，我們那兒的姑娘們都是些怎樣的人？我們游擊隊有個叫切爾諾娃的，已經懷孕了，還把地雷夾在腰裡，緊靠著胎兒噗噗跳的心臟。通過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了。唉，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又何必說？我們從小就受這種教育：祖國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祖國。我還有一位女友，她帶著女兒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裡，好幾層傳單裹在身上。女兒舉起小手，央求媽媽說：「媽媽，我太熱了……媽媽，我難受……」這時大街上佈滿了德寇和偽警。德國人還可能瞞過去，要想矇騙偽警就太難了。他們也是俄國人，他們瞭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內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連孩子們也參加了游擊隊……是我們把他們帶到隊伍上的，但他們畢竟是孩子。如何保護他們的安全呢？我們就決定把孩子們撤出前線，可是他們還是從兒童收容所跑回前線來。他們在路上、在火車上被截住，但還是一次次逃出來，再次跑上前線。
恐怕要過上幾百年才會弄清楚這段歷史：這是怎樣的戰爭？這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是怎樣造出來的？您可以設想，一個孕婦懷揣著地雷……而她還在等著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熱愛生活，她想活下去……她當然心裡也害怕。可她還是那樣做……她那樣做不是為了斯大林，而是為了自己的後代，為了孩子們的未來。她不願意跪著生存，不想向敵人屈服……也許我們當時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認當時有很多的事情我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們的盲目和純潔是共存的。我們就是由兩部分組成，由兩個生命組成的。您應當明白這些……
——薇拉·謝爾蓋耶夫娜·羅曼諾夫斯卡雅（游擊隊護士）
夏天開始了……我正好從醫學院畢業，獲得了文憑。就在這個時候戰爭爆發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得到的命令是：「給您兩個鐘頭時間，收拾一下，我們就送您上前線。」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裝，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一隻小手提箱裡。
您打仗隨身帶的是什麼？
糖果。
什麼？
滿滿一皮箱糖果。我從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農村工作時，得到了安家費，一有了錢，我便用它們統統買了巧克力糖，整整裝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戰爭中我是不需要現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擺放了一張醫學院同班同學的合影，上頭全是女孩子。就這樣，我又趕到兵役委員會報到。兵役委員問我說：「您想我們派您到哪兒去呢？」我反問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兒？」——我和她是一起畢業分配到列寧格勒州來的，她在鄰村工作，離我十五公里遠。兵役委員聽了我的話笑了：「她恰恰也是這樣說的。」於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輛卡車再去火車站：「箱子裡是什麼，這麼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說話了，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難為情。這是一箇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兒去……
——瑪麗亞·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助理軍醫）
我的命運是在一瞬間決定的……
兵役委員會貼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機。」我就是從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了六個月開車……我本來是個教師（戰前我讀過中等師範），但根本無人問津，戰場上誰需要教書的？需要的是軍人。我們訓練班裡有很多姑娘，組建了整整一個汽車營。
有一天外出訓練……我一想起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淚。那是在春天，我們打完靶返回營房。我在野外採了一束紫羅蘭花，很少的幾朵。我採來後，把紫羅蘭綁在槍刺上，就這樣一路走了回來。
回到營地，營長召集大家列隊，點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來，可我忘記槍刺上還扎著一束紫羅蘭花。營長開始厲聲訓斥我：「軍人就應該是軍人，而不是採花女……」他弄不懂，為何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我居然還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這種事情男人永遠不明白……可我沒有把紫羅蘭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來，揣進了衣袋。為了這幾朵紫羅蘭，我被罰了三次額外勤務……
還有一次，輪到我站崗。夜裡兩點鐘，別人來換我的崗，但我不想換。我對下一班的人說：「你就站白天的崗吧，現在再讓我站一班！」我自願站了一整夜的崗，一直到天亮，僅僅是想聽聽鳥叫。只有深夜才能讓我想起以前的那種安寧的生活。
我們開赴前線路過大街小巷時，道路兩旁自動排起了送行的人牆：有婦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淚：「小姑娘都要上前線了。」我們整整一個營全是姑娘。
我開車做什麼？……就是每次戰鬥結束後去收屍，戰場上到處都是散落的屍體，都是年紀輕輕的小夥子。有一次，突然發現一位姑娘的屍體躺在地上，一個戰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頓時都沉默無語……
——塔瑪拉·伊拉利奧諾夫娜·達薇多維奇（中士，司機）
我準備上前線的時候……您不會相信……我那時以為戰爭不會打多久。我們馬上就會戰勝敵人！我還買了一條十分喜愛的裙子、兩雙襪子和幾雙鞋。那是我們從沃羅涅日撤退時，我記得當時我們衝進商店，又為自己買了一雙高跟鞋。我記得很清楚，撤退的時候，城市上空已經是黑煙籠罩——但是商店居然還開業，真是奇怪！不知怎麼地，我就是喜歡買鞋子。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雙鞋子多麼精緻優雅……我買到的是一種精神愉悅……
確實，要想馬上就告別戰前的生活是很困難的。不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拿著這些鞋子跑出商店時我是多麼高興，開心極了。其實當時已經是硝煙四起炮聲隆隆了……雖然人已經處於戰爭中，但還是不願意去想它，硬是拒絕相信戰爭已經開始。
我們已經被戰火包圍了……
——維拉·約瑟沃夫娜·霍列娃（戰地外科醫生）
戰場生活和瑣事
我們的夢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們剛進入車廂，訓練就開始了。一切滿不是我們在家時想象的那樣，必須很早起床，自由活動的時間一分鐘也沒有，而我們身上還保留著以前的生活習慣。只受過小學四年級教育的下士班長古利亞耶夫教我們軍事條令，他連有些單詞的音都發不準，我們很不滿意。在我們看來，他能教我們什麼啊？其實也就是教我們怎樣在戰場上求生……
體檢以後要進行入伍宣誓。司務長拿來了全套的軍服：軍大衣、船形帽、軍便裝、軍裙。沒有女式襯衣，就發了兩件厚棉布縫製的男式長袖襯衣；沒有綁腿，發的是一雙長襪子和一雙笨重的前後都釘著厚鐵掌的美製大皮鞋。在連裡數我個子最矮，體重最輕，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碼。不用說，軍工廠是不製作這麼小尺碼的軍鞋的，美國人更不會供給我們這種小號鞋，於是就發給了我一雙四十二碼的大皮鞋，穿鞋脫鞋都不用解開鞋帶，直接就可以把腳插進鞋筒。這雙皮鞋那麼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我走列隊方步的時候，石子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里古怪，根本不像在走佇列。那吃盡苦頭的第一次行軍，現在真是想想都可怕。我是準備在軍隊建功立業的，但沒有料到三十五碼的小腳卻要穿上四十二碼的大皮鞋，那麼沉重又那麼醜陋！難看死了！
連長看到我走路的模樣，把我叫住了：「斯米爾諾娃，你是怎麼走佇列的？難道你沒學過嗎？為什麼不高抬腿？我宣佈罰你三次額外勤務！」
我回答說：「是，上尉同志，三次額外勤務！」我轉過身去要走，可是還沒邁出腿就摔倒了，人從鞋子中甩了出去……兩隻腳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這時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於是，連隊的鞋匠帕爾申奉命為我用舊帆布改制了一雙三十五碼的高筒靴……
——諾娜·亞歷山德洛夫娜·斯米爾諾娃（列兵，高射機槍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紀律、條令、等級標誌——所有這些軍中奧妙我們並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們就是每天站崗放哨守衛飛機。按照條例規定，如果有人過來，必須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個？」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崗看到團長遠遠過來了，竟然大聲喊道：「請停一下，那是誰呀？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您說可笑不？她竟然喊：「對不起您，我可要開槍了！」對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高階飛行員）
姑娘們剛到航校來時，都是一頭長髮，梳著各式各樣的髮型。我也把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可是怎麼洗頭呢？到哪兒去吹乾？剛剛洗好頭髮，警報響了，就得馬上跑出去。我們分隊長瑪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長髮剪去。姑娘們一邊剪一邊哭。後來獲得了榮譽稱號的飛行員莉麗亞·利特維亞克，當初怎麼也不願意跟她的長髮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隊長同志，您的命令執行了，只有利特維亞克違抗命令。」
瑪利娜·拉斯柯娃儘管具有女性的溫柔，但畢竟是個稱職的十分嚴肅的領導。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連上級指示都不能完成，還算什麼黨小組長！向後——轉，開步——走！……」
連衣裙、高跟鞋什麼的，我們實在捨不得扔掉這些東西，就把它們藏在背囊裡。白天穿長筒靴，晚上就在鏡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這事還是被拉斯柯娃發現了——過了幾天便下了個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郵包寄回家去。必須如此！不過，我們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學會了駕駛新式飛機，這在和平時期需要兩年。
訓練開始沒有多久，我們就犧牲了兩組學員，一共四口棺材。我們一共三個團，大家都傷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來說話了：「姑娘們，擦乾眼淚吧。這還只是我們的第一次損失，以後還會更多。你們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頭中……」
後來在戰爭期間，我們再也沒有在安葬同伴時流淚，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們駕駛的是戰鬥機。對於所有女性身體來說，高度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負擔，有時好像肚子直接頂住了脊樑骨。可是我們女孩子們飛得很棒，屢創奇蹟，還有尖子飛行員！就是如此！您知道，我們飛行時，就連男人都看得驚奇：女飛行員又升空了！他們很羨慕我們……
——克拉芙季亞·伊萬諾夫娜·傑列霍娃（空軍大尉）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兵役委員親自接待了我，他問我：「您能跳傘嗎？」我承認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誇了一通——服裝漂亮不用說，每天還有巧克力吃。可是我從小就有恐高症啊。「那您願意去高射炮部隊嗎？」高射炮？這我可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他又建議：「那我們把您派到游擊隊去吧。」我問他：「到了那兒，我怎麼給莫斯科的媽媽寫信呢？」最後兵役委員只好用紅鉛筆在我的派遣證上寫道：「去草原方面軍……」
在火車上，有個年輕的大尉愛上了我，整夜待在我這節車廂裡不走。他在戰爭中身心受到很大創傷，多次負傷。他反覆打量著我，說：「小維拉，您可千萬別灰心喪氣，不要學得粗暴。您現在多麼溫柔可愛啊……我可是什麼都見識過的……」在當時那種好心情下，接下來自然發生了些什麼，人們都說，想從戰爭中潔身自好地走出來真是太難了。戰爭是個地獄。
我和女伴走了一個月，總算到了烏克蘭第二方面軍第四近衛集團軍。我們到達還沒幾分鐘，主治外科醫生出來打量我們一番，就把我們帶進手術室說：「這就是你們的手術檯……」救護車一輛接一輛開來，還有史蒂倍克美國重型卡車，傷員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擔架上，我們只問了一句：「先救誰？」「先救不吭氣的……」一個小時之後，我就已經上手術檯工作了。一直做下去……一連做了幾天幾夜手術，稍稍打個盹兒，然後很快揉揉眼、洗洗臉，繼續做。兩三個傷員中總有一個不治而死，我們不可能救活所有人。三分之一是死在手術檯上的。
我們在士麥林卡火車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轟炸。火車停了下來，我們都四散逃離躲避。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闌尾，今天就已經在奔跑了。我們在森林裡坐了一整夜躲避飛機，可火車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鐵。清晨，德國飛機又超低空飛行，仔細搜尋樹林。我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樣鑽到地下去。我抱緊一棵白樺樹站牢：「啊，我的親媽呀！……難道我就這麼死了嗎？要是我能活下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後來我無論對誰講起我怎樣緊抱著白樺樹不放，都引起一陣笑聲。其實，當時真是千鈞一髮啊，不是嗎？我就是那麼直挺挺地站著，死抱住白樺樹厲聲尖叫……
我是在維也納迎接勝利日的。我們到動物園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動物園。本來我們也可以去參觀集中營的，大家都被帶到了集中營去看展覽受教育，但我並沒有去……直到現在我還很奇怪，當時我為什麼不去？……其實就是不想難受，就是想高興點、開心點，想看看另一種生活……
——維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謝瓦爾德舍娃（上尉，外科醫生）
我們家一共三口人：媽媽、爸爸和我。父親是第一個上前線的，媽媽想跟父親一道去，她是個護士。可是父親去了一個地方，母親去的是另一個地方。我那時只有十六歲，人家不願意要我。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員會跑，磨了一年多，總算把我收下了。
我們坐了好長時間的火車。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從醫院返回前線的戰士，他們都是些年輕小夥子。他們給我們講前線的故事，我們坐在旁邊，聽得目瞪口呆。他們說我們會遇到敵機掃射的，我們就坐立不安地等著：敵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掃射？於是他們又說，這樣吧，我們一起去打聲招呼，就說我們已經全都被掃射過了。
我們到達了前線。不料，沒有派我們去握槍桿子，而是叫我們去洗衣做飯。姑娘們全是我這個年齡，參軍前父母十分寵愛我們，我就是家裡的獨生女。在這裡我卻要搬柴草生爐子。最後我們還要把爐灰收起來，放到鍋裡代替肥皂，因為肥皂還沒有運到，原來的已經用完了。襯衫都很髒，滿是蝨子，還盡是血跡……在冬天要洗掉血跡很難很難……
——斯維特蘭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野戰洗衣隊戰士）
至今我還記得我救護的第一個傷員，常常會想起那張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開放性骨折。您想想看，骨頭都戳了出來，傷口稀爛，肉全都翻到外邊。骨頭都出來了……我雖然從書本上知道該怎麼處置這種傷口，可是當我爬到他跟前看到這樣子時，我支援不住了，噁心得直想吐。突然，我聽到了說話聲：「小護士，給我點水喝。」這是那個傷員在對我說話，好可憐。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情景。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突然冷靜下來了。「哼！」我心裡責備自己，「好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貴族少女！人家受傷都要死了，而你這軟弱的造物，還噁心啥呢……」我趕快開啟急救包，給他包紮傷口。就這樣，我開始鎮靜下來，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戰地服務。
我現在常常看一些戰爭影片：護士上前沿陣地時，總是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還不穿棉褲，只穿一條小短裙，鳳尾髮型上戴一頂船形帽。唉，太虛假啦！難道我們這樣子還能去背傷員？……周圍清一色都是男人，怎麼能穿著一條短裙這樣爬來爬去？說實話，只是在戰爭結束時，上級才把裙子當作盛裝發給我們。也只有在那時，我們才領到了針織品內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襯衣。您知道嗎？我們真是欣喜若狂，為了能讓人看到我們裡面的內衣，我們就把套頭軍裝前面的扣子統統解開……
——索菲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杜布尼亞科娃（上士，衛生指導員）
我們遇到了空襲……敵機一遍一遍地轟炸，沒完沒了地轟炸。人們都爭先恐後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忽然聽到有人在聲音微弱地呼喊：「幫幫我……救救我……」而我還在繼續跑……過了一會兒，喊叫聲又傳到我耳朵裡，我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護挎包的分量，還有一種負疚感。恐懼頓時拋到九霄雲外！我扭頭就往回跑：原來是一個受傷計程車兵在呻吟。我立刻衝上去為他包紮，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戰鬥到深夜才結束。清晨又下了一場雪，大雪覆蓋上很多很多的屍體……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舉著……伸向天空……您不是問我那時候有沒有幸福感嗎？我告訴您：突然在死人堆裡發現了一個活著的人，那種感覺就是幸福……
——安娜·伊萬諾夫娜·貝麗婭（護士）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個死者……我低頭站在他旁邊哭……痛哭不已……就在這時有傷員喊叫起來：「快來給我包紮腿啊！」他的一條腿在褲子上搖晃著，已經被炸斷了。我撕下他的褲子。「把我的腿給我，放在我旁邊！」我就那樣做了。他們只要還有意識，就絕不丟下他們的手臂或腿腳。他們要回自己的斷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戰爭中我曾想過：對於所發生的任何事情我永遠不會忘。而事實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漸淡忘了……
一個年輕漂亮又風趣幽默的小夥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我本來以為所有犧牲的人都會得到隆重安葬，但人們只是把他抬起來，送到了一片榛樹林裡，草草挖了個墳坑……既沒有棺材，也沒有任何儀式，就把他放進坑裡了，然後直接蓋上了土。陽光是那麼強烈，照曬著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連遮太陽的篷布也沒有，沒有任何陪葬，只好讓他穿著身上現有的軍裝和馬褲。好在他的服裝還是嶄新的，顯然他剛到前線不久。就這樣把他安葬了，坑很淺，剛好夠他躺進去。他的傷口不大，卻是致命傷——一槍命中了太陽穴，血也流得不多。這樣一個人現在躺在那兒，就跟活著一樣，只不過臉色是蒼白的。
掃射之後便開始地毯式轟炸，炸爛了這片地方。我不知道還會留下什麼……
但我們在那種處境裡怎樣埋葬死者？只好就近，在我們所待的掩體附近，挖個坑，把他們埋掉就得。只留下一個土堆，不用說，只要是德國人緊跟過來，或者開來汽車，墳頭會立刻被軋平，成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麼痕跡都不會留下。我們經常在樹林裡掩埋戰友……就在那些橡樹底下，在那些白樺樹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沒勇氣到森林裡去，特別是到長著老橡樹和白樺樹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種地方停留……
——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柯爾日（騎兵連衛生指導員）
在前線我失聲了……我有一副美麗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鄉我的嗓音才恢復了。晚上親朋好友聚餐時，幾杯酒下肚大家就說：「來，維拉，唱一個吧。」我就放歌一曲……
我離開家上前線時，可以說是個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是個成績優異、品行良好的蘇聯女中學生。可是到了前線……在那裡我開始禱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禱，出聲地禱告，祈禱詞也很簡單……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話……意思只有一個，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著回家看爸爸媽媽。真正的祈禱方式我並不知道，我從沒有讀過《聖經》。也沒有人看見我祈禱，我是暗地裡悄悄祈禱，小心翼翼。因為……我們那時是另外一種人，當時都是另一種生活。您明白嗎？我們想事情和現在不一樣，我們都明白……因為……我來給您講個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當中發現一個教徒，當他祈禱時，士兵們都嘲笑他：「怎麼樣，上帝給了你什麼幫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為什麼要容忍這一切發生呢？」對於一個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們絕對不理解，說是如果耶穌愛你，為啥他不來救你啊？我是戰爭結束後才開始讀《聖經》的……現在我要一輩子讀《聖經》……說回到那個士兵，他也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了，就是不要開槍。他拒絕說：「我不能啊，我不能殺生！」其他人都同意殺人，但他就是不同意。時代？那是什麼時代啊……可怕的時代……就因為信教……他被送交軍法審判，兩天之後就被槍決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個時代……那是另一種人……該怎麼向您解釋呢？該怎麼解釋啊……
幸運的是，我從來沒見過那些被我殺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樣……現在我認識到自己也是殺生的。現在想到這些了……是因為我老了吧。我為自己的靈魂祈禱，我囑咐女兒們，在我死後，我所有的戰鬥勳章都不要送進博物館，要交到教會去，送給神父……那些死者，他們經常來到我的夢中……被我殺死的人們……雖然我沒有看到過他們，但他們卻在夢中來看我。我睜大眼睛找啊找，也許有人只是受傷，雖然身受重傷，但仍然能救活呢。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他們都死了……
——維拉·鮑裡索夫娜·桑基帕（中士，高射機槍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給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條腿都鋸下來，當我把斷腿搬出去，放到盆子裡時，抱都抱不動。我記得，那些斷腿都很沉。我輕輕地抱著，不能被那個截肢的傷員聽到，又像抱個孩子，像照顧嬰兒那樣小心翼翼……特別是幾乎從大腿根上截下來的腿，我最受不了。那些麻藥還起作用的傷員，要麼是在呻吟，要麼就在叫罵，俄語中所有罵人的話都用盡了。我身上總是濺著血跡……像點點櫻桃一樣……不過是黑色的……
可是給媽媽寫信我從來不寫這些事。我只寫道：這裡一切都好，我吃得飽穿得暖。媽媽已經把三個孩子送上前線，她心裡夠難過的啦……
——瑪麗亞·賽麗維斯特羅夫娜·巴若科（戰地護士）
我出生在克里米亞……距離敖德薩不遠。1941年，我從克爾登姆區的斯洛博德中學十年級畢業。戰爭爆發後，開始幾天我一直從電臺收聽廣播。我聽懂了，我軍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員會要求參軍，被送回了家。又去了那裡兩次，兩次被拒絕。7月28日，後撤下來的軍隊通過我們斯洛博德，我就與他們一起奔赴前線，根本沒有什麼入伍通知書。
我頭一次看到傷員，嚇得昏了過去。過後就挺過來了。我第一次爬到槍林彈雨中救傷員時，拼命大叫著，好像要壓倒炮火的轟鳴。後來就完全習慣了，過了十天後，我自己也被打傷，我就自己把彈片拔出來，自己給自己包紮……
1942年12月25日，我們五十六集團軍三三三師堅守著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敵人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把它奪過去。戰鬥打響了，德軍坦克向我們進攻，但我軍的炮火打得它們寸步難行。德國人退了下去。在開闊地帶，我們一個炮兵中尉受傷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幾名衛生員衝上去想把他救回來，結果都犧牲了。兩條救生犬爬過去（我在那兒生平第一次看到這種狗），也給打死了。這時，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來，先是小聲，然後就高聲唱起一支我們在戰前最喜愛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勳》。雙方計程車兵——我們這邊和德國人那邊——全都安靜下來。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彎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陣地。我一邊走一邊暗自想：「只要不打後背就行，寧可讓他們打我的腦袋。」當時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後一瞬間……想知道我當時感覺到痛苦沒有？太可怕了，我的媽啊！可是最終，一聲槍響也沒有……
那時發給我們的衣服根本不夠用：就算是發了新衣服過兩天也全都沾滿血跡。我救的頭一個傷員是上尉貝洛夫，最後一個傷員是謝爾蓋·彼得洛維奇·特羅菲莫夫，迫擊炮排的中士。1970年他來我家做客，我把他頭部受傷的地方指給女兒們看，那兒落下一塊很大的傷疤。我從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傷員。有個新聞記者算了算：整整一個步兵營……我們要把那些比自己重兩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傷員就更沉重了，不但要揹人，還要拖走他的武器，他們還有軍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帶走……放下一個，立刻再回去背下一個傷員，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衝鋒就要來回這樣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員的體重。現在簡直不能相信……我們那時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斯米爾諾娃（孃家姓古哈爾斯卡婭，衛生指導員）
那是1942年，我們越過前線去執行任務，隱蔽在一片墳場附近。我們知道，德國人距離我們只有五公里遠。這是在深夜，他們一個勁兒地發射傘式照明彈。照明彈一發接一發，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長把我帶到墳場邊，指給我看照明彈是從哪裡發射出來的，那兒是一片灌木叢，裡面可能有德國人。雖說我不害怕死人，從小就不怕墳地，可我那時才二十二歲啊，又是第一回站崗，所以兩個鐘頭裡嚇得夠嗆。結果，早晨我發現了一綹初生的白髮。我站崗時，眼睛緊盯著那片灌木叢，它簌簌作響，搖搖晃晃，我總覺得好像有德國鬼子從那裡走出來……好像總是人影綽綽……鬼怪精靈在附近……而我孤單一人……深夜裡在墳場站崗，這難道是女人乾的事嗎？男人們對待一切都比較簡單，他們往往就是這樣想的：該站崗了，該射擊了……而對於我們，這畢竟太難以接受了。或者一口氣急行軍轉移三十公里，揹著全部戰鬥裝備，又熱又乏，連馬匹都累癱了……
——薇拉·薩弗隆諾夫娜·達維多娃（列兵，步兵）
你想問在戰爭中最可怕的是什麼？你在等我答覆……我知道你在等什麼答案……你以為我的答覆一定是，戰爭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丟掉性命。
呶，是這樣吧？我認識你那幫哥們兒，新聞記者那些玩意兒……哈哈哈……你怎麼不笑啊？啊？
其實我要說的是不同的答案……對我來說，在戰爭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內褲，這才是最可怕的了。這對我來說就好像……我形容不出來……嗯，首先吧，非常難看……你上了戰場，本來是準備為祖國去犧牲的，可是身上穿著男人的內褲。看起來總是很可笑、很荒唐。那時候的男式內褲都是又長又寬，是用棉緞製作的。在我們掩蔽洞裡有十個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內褲。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過了四年。
後來我軍反攻，打出了蘇聯邊境……用我們政委給我們上政治課時的話說，就是我們打到野獸的巢穴去了。我們到達第一個波蘭村莊附近時，全都換了服裝，上級發給了我們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還第一次給我們送來了女人內褲和胸罩，整個戰爭中這可是頭一次。哈哈哈……嗯，明白嗎？我們總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內衣……
你為什麼不笑？你哭了……是啊，為什麼要哭呢？
——蘿拉·阿赫梅託娃（列兵，射手）
人家不批准我上前線……我當時剛過十六週歲，離十七歲還差得遠呢。我們家有個鄰居被徵召了，她是個醫助，入伍通知書送到她家，她哭個不停，因為她家裡還有個很小的男孩。於是我跑到兵役委員會對他們說：「讓我代替她去吧……」媽媽不許我去參軍，她說：「尼娜，你才幾歲啊？再說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母親就是疼愛孩子。
戰士們看到我，有的送我麵包幹，有的送我方塊糖，都很體貼照顧我。那時我還不知道我軍有喀秋莎火箭炮，它就偽裝隱蔽在我們後面。開始射擊時，真是天搖地動，火光四起。剎那間，我都驚呆了。震耳欲聾的轟鳴、喧囂和閃電般的火光把我嚇壞了，我一頭栽進水窪中，軍帽也丟了。士兵們看了捧腹大笑：「你這是怎麼了，小尼娜？你怎麼了，小寶貝？」
常常進行肉搏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什麼呢？記得最清楚的是肉搏時發出的骨頭折裂聲……肉搏開始了：立刻出現了這種骨頭折裂聲，軟骨咯咯響，還有野獸般的狂叫。每次衝鋒我總和士兵們一塊兒上去，當然是跟著他們，但只是稍稍靠後，可以說就在他們身邊。所以我什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楚……男人之間扭在一起廝打……往死裡整，砍殺不眨眼，直接把刺刀往嘴裡捅，往眼睛裡扎，往心臟和肚子裡戳……這情景……怎麼描述啊？我太軟弱了……不能描繪那場面……一句話，女人從來不會見識到男人會這樣子，她們在家時從未見過這樣的男人。女人們和孩子們都沒見過。叫人毛骨悚然……
戰後我回到土拉老家，還經常在夜裡做噩夢大喊大叫。媽媽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頭……我總是被我自己的驚叫聲所嚇醒……
——尼娜·弗拉季米羅夫娜·克維連諾娃（上士，步兵連衛生指導員）
我們到達了斯大林格勒……那兒正在進行殊死的戰鬥，是生死攸關之地……鮮血把水和土地都染紅了……而我們必須從伏爾加河這邊跨到對岸去。根本沒有人理睬我們的央求：「你們在說什麼啊，丫頭們？誰會需要你們這些人啊！我們需要步槍和機槍射手，不是通訊兵。」可是我們有很多人，八十多個女孩子。到了傍晚，那些大一些的姑娘被接受了，就剩下我和另一個小女孩沒人要，嫌我們個子太矮，沒有長大。他們想把我們留在預備隊，於是我拼命大哭起來……
第一次作戰，軍官們就不斷把我從掩體上推下去，而我總要從戰壕裡探出頭，好能親自看到一切。那時是充滿了好奇心，幼稚的好奇心……很天真呢！連長就大聲吼道：「列兵謝苗諾娃，列兵謝苗諾娃，你瘋了嗎！我的小祖宗啊……敵人會殺死你的！」我當時還不能夠明白，我只是剛剛來到前線，怎麼就一定會被殺死呢？我那時還不知道，死亡是一件多麼尋常的事情，又是多麼隨意的事情。死神是不請自來而並非相約而至的。
破舊的卡車拉著增援部隊上來了，上面都是老人和男孩。發給他們每人兩枚手榴彈就投入了戰鬥，根本沒有槍，槍支只能用在正規的戰場上。一仗打下來，沒有誰還需要包紮搶救……全都戰死了……
——尼娜·阿列克賽耶娃·謝苗諾娃（列兵，通訊兵）
我從頭至尾參加了全部戰爭……
我揹著第一個傷員時，兩腿軟綿綿的。我一邊揹著他走，一邊哭著小聲嘟囔：「你可別死啊……可別死啊……」我一邊給他包紮，一邊哭著，還一邊溫柔地哄他。這時一個軍官從旁邊走過，對我大罵起來，甚至罵得很粗魯……
為什麼他要罵您？
因為像我這樣憐憫和哭泣是不許可的。我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可是還有很多很多傷員要救。我們乘車一路過來，到處躺著死人……剃得精光的腦袋泛著青色，就像被太陽曬過的土豆……他們就像遍地的土豆散落著……姿勢還是像在奔跑一樣，卻已經橫屍在被炮彈翻耕過的野地裡……就像散落的土豆……
——葉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葉娃（列兵，衛生指導員）
我現在已經說不清那是在哪兒，是在什麼地方了……一次就有二百多名傷員擠在一個板棚裡，而護士只有我一個。傷員從戰場直接運來，很多很多。好像是在某個村子裡……過去這麼多年我不記得是哪兒了……但我記得，當時我連續四天沒睡覺，沒坐下來歇口氣，每個人都在喊我：「護士……小護士……救救我，親愛的！……」我從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絆倒了，倒在地上立刻就昏睡了過去。但叫喊聲又把我驚醒。這時有個軍官，是個年輕的中尉，也是傷員，撐起沒有負傷的半邊身子對他們喝道：「靜一靜！不許叫，我命令你們！」他理解我，知道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其他的人還在叫喊，他們疼得厲害呀：「護士……小護士……」我一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兒跑，要幹些什麼。這是我到前線後第一次放聲大哭……
就是這樣……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冬天，一群被俘的德國兵走過我們的部隊。他們凍得瑟瑟發抖，襤褸的毛毯蓋在腦袋上，身上的大衣都結了冰。嚴寒使得森林裡的鳥兒都飛不起來，連鳥兒都凍僵了。在俘虜行列中有個士兵……還是個小男孩……他臉上的淚水都結冰了……我當時正推著一獨輪車的麵包去食堂。他的眼睛就一直離不開我的手推車，根本不看我，就是死盯著獨輪車。那是麵包……麵包……我拿出一個麵包，掰了一塊給了他。他拿在手裡……還不敢相信。他不信我會給他麵包……不相信！
我當時心裡是幸福的……我為自己不去仇恨而幸福。我當時也為自己的行為而驚訝……
——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列兵，衛生員）
拉里薩·賴斯納：蘇聯內戰時期的著名女革命家。
布瓊尼：謝苗·米哈伊洛維奇·布瓊尼（1883—1973），蘇軍著名指揮員，蘇聯第一批元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