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的聲音……幾十種聲音……揭開了不同尋常的真相，深深重創了我。而這個真相，在我從小就熟悉的「我們是勝利者」的簡短定論中卻沒有立錐之地。現在，彷彿發生了劇烈的化學反應：那些昂揚激情原來是一種最短命的物質，很快就消融於活躍而複雜的人類命運之中。命運卻往往又是深深隱藏在文字語言的背後。
幾十年過去了，我還想聽到什麼？是曾經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城下爆發的戰役原委？是對軍事行動的具體描述？是那些被人遺忘的大大小小高地的名稱？我難道是需要有關陣地和戰線移動的敘述、退敗和反攻的紀事、游擊隊敵後襲擊和破壞火車的數量，和所有那些已經被寫過數千本書的東西嗎？不，我要尋找的是另類，我要蒐集被稱為精神科學的東西，我在沿著心靈生活的足跡，去從事心靈的記錄。對我來說，人的心路歷程比他們經歷的事件更為重要，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並不重要或者並不那麼重要，更不是第一位的。令人激動和恐懼的是另一個問題：在戰場上，人們的內心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所看到並理解的究竟是什麼？他們普遍怎樣對待生與死？最後，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是在寫一部感情史和心靈故事……不是戰爭或國家的歷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傳記，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從平凡生活中被拋入史詩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們被拋進了大歷史。
對於1941年的女孩子們……我首先想問的就是：她們都是來自何方？為什麼她們會有這麼多？她們如何敢與男人肩並肩地拿起武器？她們為什麼開槍射擊、佈雷爆破、駕機轟炸，為什麼殺人？
早在十九世紀，普希金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普希金在《現代人》雜誌上刊出了投入抵抗拿破崙戰爭的處女騎兵娜傑日達·杜洛娃的日記片段，並在按語中寫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一個年輕少女，上流貴族的大家閨秀，離開溫暖的家庭，女扮男裝出現在戰場上，去承擔連男人們都畏懼的艱難責任呢？（對手是誰？不可一世的拿破崙大軍！）有什麼事情刺激了她？是隱秘的心靈創傷、熾烈的幻想、桀驁不馴的天性，還是愛情的召喚？……」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百年之後，問題依舊……
誓言與禱告
我想說……我要說話，統統說出來！總算有人願意聽聽我們說話了，我們沉默了這麼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聲，都幾十年了。從戰場回來的第一年，我說啊說啊，可是沒有人要聽。於是我靜默了……現在你來了真好。我一直在等著什麼人，我知道有人會來，一定會來的。那時我還年輕，純潔無瑕，真可惜。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甚至記不得了……
在戰爭爆發前幾天，我和閨密談到戰爭，我們都堅信不會打仗的。我和她去電影院，正片前放的新聞紀錄片就是裡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畫外音解說深入我腦海中：德國是蘇聯的忠實朋友。
可是不到一個月，德國軍隊已經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們家有八個孩子，前面四個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來，他流著淚說：「我以前還為我頭幾個孩子是姑娘而高興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線，唯獨咱家沒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們呢，都是丫頭片子，兒子們呢，又太小……」我們全家人都很為此而難過。
後來上面舉辦了護士訓練班，父親趕緊把我和一個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歲，妹妹十四歲。爸爸逢人就說：「我是為勝利盡最大貢獻了……獻出我親愛的女兒……」當時根本沒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後，我就上了前線……
——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列兵，衛兵員）
最初那幾天……城市一片混亂，充滿動盪不安和冷漠的恐懼。人人都在抓間諜，彼此之間都要敦促對方：「不要中了敵人的反間計。」甚至沒有人敢想我們的軍隊已經崩潰了，幾個星期之前已經被打散了。我們還被教導說，我們將到別國土地上去作戰。宣傳部門說：「我們的土地一寸也不會放棄……」事實是我軍正在敗退……
在戰爭之前早就風傳希特勒準備侵略蘇聯了，可是這些言論被全面杜絕，有關部門嚴禁傳播……您知道那是什麼部門嗎？它叫內務人民委員部，就是肅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議論，不管在家裡、在食堂，或者筒子樓裡，就必須躲進自己房間鎖上門，或躲在浴室裡開啟水龍頭。但是，當斯大林說話時，當他向我們發出號召，說「兄弟們姐妹們」時，人們頓時都忘記了自己的不滿……在我們家裡，大舅正在蹲勞改營，他是鐵路工人，一名老共產黨員。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誰抓的他嗎？是內務部……他是我們最喜愛的舅舅，我們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對此堅信不疑。他在國內戰爭中還立過功……但聽了斯大林的講話後，媽媽對我們說：「我們先保衛祖國，然後再申訴自己的冤情。」我們全家人都是愛祖國的。
我立即跑到徵兵委員會，是帶病去的，扁桃體發炎還沒完全退燒呢。但我迫不及待了……
——葉蓮娜·安東諾夫娜·庫金娜（列兵，司機）
我母親沒有兒子，她一共養了五個女兒。我對音樂有出色的感覺，曾經夢想進音樂學院學習。但是聽到廣播裡宣佈戰爭爆發後，我立即決定要把自己的天賦聽力用到前線上去，我可以當通訊兵。
我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圍困時，我們都自願上了前線。全家都上前線了：一個媽媽和五個女兒。父親那時早已在作戰了……
——安東尼娜·瑪克西莫夫娜·克尼亞傑瓦（下士，通訊兵）
我們大家都有個相同的願望：上前線。害怕嗎？當然有些怕……不過反正就那麼回事……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可是那兒的人卻對我們說：「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是啊，我們當時都只有十六七歲。不過我還是達到了目的，他們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進狙擊學校的，可是人家告訴我們：「你們只能當調配員，而且沒工夫教你們打槍。」
我們要乘火車走了，媽媽一連好幾天守候在車站上。看到我們要集合，她趕緊跑過來，把餡餅和十幾個雞蛋塞給我，然後就暈倒了……
——達吉揚娜·葉菲莫夫娜·謝苗諾娃（中士，排程員）
形勢在急速變化……我還記得最初那些日子……媽媽每天黃昏就靠在窗邊祈禱，我以前還不知道媽媽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對著天空禱告。
我原來是個醫生，就入伍了。我是出於責任感而參軍的。女兒上前線去保衛祖國，老爸很高興。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員會，領取了我的入伍通知書，又專門趕大早返回來，就是想讓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兒要上前線了……
——葉夫羅西尼亞·格里戈利葉夫娜·勃柳思（大尉，醫生）
那是夏季，是最後一個和平的日子……晚上我們都去參加舞會，那年我們都是十六歲，出來進去都結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個再送另一個。我們還不確定誰和誰是一對兒，如果出門，總是六個男孩六個女孩一起走。
僅僅過了兩個星期，這些曾經作為我們舞伴的小夥子，成了坦克學校的學員，後來又遍體鱗傷地纏著繃帶被送了回來。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當時，我就是聽到別人的笑聲，都感覺是不能原諒的。在如此殘酷的戰爭正在進行時，怎麼還能笑出來，怎麼還可以高興？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後備役部隊。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們和我，兩個弟弟，一個七歲，一個三歲。在我告訴媽媽我要上前線時，她頓時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但我還是從家裡逃走了……我到部隊才給媽媽寫了信，她那時已經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亞·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外科護士）
聽到命令全體列隊……我們馬上按照個頭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個。連長走過來，掃視了一遍，朝著我走過來：
「這是哪兒來的拇指姑娘啊？你在這兒會做什麼呢？要不，先回到媽媽身邊去，再長長個頭吧？」
可是我已經沒有媽媽了……媽媽在轟炸中死掉了……
我畢生難忘的最強烈印象……是在戰爭的第一年。當時我們正在後撤……雖然我們是躲藏在灌木叢後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們的戰士是用步槍和德國的坦克對陣，是用木槍托和鐵甲車拼！只要還沒倒下，他們就流著淚水怒吼著廝打，直到中了德軍機槍手的掃射。用步槍對付德軍的坦克和轟炸機，這就是戰爭的第一年……
——波林娜·謝苗諾夫娜·諾茲德拉喬娃（衛生指導員）
我事先就請求媽媽，甚至是央求媽媽，到時候千萬不要哭出來。當時雖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裡一片哭聲。我們的母親們都在為自己的女兒送行，她們簡直不是在哭，而是在號啕大叫了。我媽媽倒確實沒有哭，她那麼呆呆地站著，就像塊石頭。難道她真捨得我走嗎？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來。我是她最小的女兒，家裡人都寵著我。而此時我的頭髮給剪得像個男孩，只剩下一小綹劉海兒。媽媽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線，但我那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上前線，上前線，上前線！就是今天掛在博物館裡的那些宣傳畫，像《祖國母親在召喚！》啦，《你為前線做了些什麼？》啦，當時舉目皆是，對我影響可大了。當時有什麼歌曲？唱的都是「起來，強大的國家……挺起身，殊死搏鬥」這些歌。
我們出發時，驚訝地看到車窗外的站臺上已經擺放了屍體。戰爭已經在進行……不過青年就是青年，我們還一路高歌，甚至還很高興，紛紛說笑打趣。
戰爭接近結束時，我們全家都參戰了。爸爸、媽媽和姐姐當了鐵路員工，隨著戰線向前推進，修復鐵路，我們家人都獲得了勝利獎章：父母、姐姐、我……
——葉夫蓋尼亞·謝爾格葉芙娜·薩普洛諾娃（近衛軍中士，航空機械員）
戰前我就在軍中做電話接線員。戰爭爆發後那幾個星期，我們的部隊就駐紮在鮑裡索夫，通訊站站長召集我們大家排好隊。我們不是現役軍人，不是士兵，而是平民職工。
他對我們說：「殘酷的戰爭已經開始，姑娘們，你們將會遭遇很多艱難、很多危險。趁現在還不算遲，如果誰想離開，可以回到自己家裡去。願意留在前線的，請向前跨出一步……」
這時，全體姑娘就像一個人似的，「唰」的一聲同時向前邁出了一步。我們一共二十個人，一致決心保衛祖國。戰前我連打仗的連環畫都不喜歡看，只喜歡讀愛情小說。可是瞧瞧現在的我呢？！
我們沒日沒夜地幹著。士兵們把飯盒送到電話總機旁，我們匆匆吃點東西，在總機旁打個盹兒，再戴上耳機繼續工作。根本沒有時間洗洗頭髮，我只好提出這樣的請求：「姑娘們，把我的辮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爾斯卡婭（電話接線員）
我們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員會……
我已經不記得多少次了，當我們又一次上門時，兵役委員總算沒把我們趕出去：「好吧，你們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過護士啦、司機啦什麼的……你們行嗎？你們在戰場上到底能做些什麼？」我們聽不懂他的話。能做什麼？我們面前不存在這類問題啊。我們就是想打仗，這就夠了，根本沒有想過，上戰場還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體的能力。他一下子可把我們問住了。
於是我和其他幾個女孩就去學了護理課程。訓練班要求我們至少學習六個月，而我們堅決表示：不！時間太長了，對我們不合適。還有一個學制只有三個月的短訓班。說實話，三個月我們也認為太長。好在這個訓練班就要結業了，我們便申請參加考核。只學習了一個月，晚上在醫院實習，白天上課。就這樣，我們總共只學了一個月多一點……
但是，並沒把我們派到前線，而是派到了醫院。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學校、醫院和俱樂部統統都住滿了傷員。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離開了醫院，乾脆說吧，我是逃出來的，開了小差。我不可能公開提出來。我身上沒有證件，也沒帶任何物品，就這麼鑽上了衛生專列。我寫了一張紙條留給醫院：「我不來值班了，我上前線了。」就是這樣……
——葉蓮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准尉，護士）
我那天本來是有個約會……我簡直就像插上翅膀飛著過去的……我還以為他那天會向我表白，說「我愛你」呢，不料他滿面愁容地來了：「薇拉，戰爭來了！我們要直接從課堂被派上前線去。」他是讀軍校的。這樣子，我當然也必須讓自己扮演聖女貞德的角色。只要能上前線，只要能拿起武器，只要我們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須的！我跑到兵役委員會，但遭到嚴厲駁回：「我們現在需要的只是護士，而且至少要學習六個月。」六個月？我呆住了。對我來說，這可是感情問題啊……
人家告訴我，不管怎樣都必須學習。好吧，我去學習，不過不是學護士……我想學開槍！像他那樣去射擊。反正我已經準備好就這樣了。在我們學校常常有參加過內戰和西班牙戰爭的英雄來演講。女生都覺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們瞧不起我們。反倒是在童年讀書的時候，我們常聽到的是：「姑娘們，去駕駛拖拉機吧！」「姑娘們，去當飛機駕駛員！」當然了，我這裡面含有愛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兩人如何死在一起，當然是在同一場戰鬥中……
我是在戲劇學校學習的，一直夢想當一名演員。我的理想，是當拉里薩·賴斯納sup/sup那樣的女人。穿著皮夾克的女政委，我喜歡她那種美麗……
——薇拉·丹尼洛夫採娃（中士，狙擊手）
所有比我年紀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線了……剩下我獨自一人沒被錄取，我痛哭了一場。別人對我說：「丫頭，你應該去學習啊。」
但是剛剛學習了沒有多久，我們院長突然來了，宣佈說：
「姑娘們，戰爭終究會結束，然後你們可以繼續完成學業，但現在是需要保家衛國。」
我們上前線那天，工廠的領導們都來送行。那是夏天。我記得所有的車廂都裝飾得五彩繽紛。人們紛紛給我們贈送禮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餅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動得在站臺上跳起了烏克蘭戈帕克舞！
列車晝夜兼程了許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們在一個車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點喊出來：一列接一列的車廂裡，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著歌向我們招手，有的揮舞頭巾，有的揚起船型軍帽。我們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夠了，他們都犧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現在由我們姑娘去接替他們。
媽媽給我寫了一個禱告，我把它放在一個小盒裡，也許真的會保佑吧？最後我真的平安返回家鄉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會親吻這個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羅維奇（護士）
我在戰爭時期是個飛行員……
早在我讀七年級時，我們家鄉就第一次有飛機來過。您想吧，那還是1936年，在那些年頭，飛機是很稀奇的。那時有個口號說：「好姑娘和好小夥兒，我們都去開飛機！」作為一名共青團員，我當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報名參加了飛行俱樂部。不過父親卻堅決反對。在此之前我們是冶金世家，幾代人都是做高爐冶煉工作，爸爸認為冶金事業是適合女人的工作，而飛行員不是。飛行俱樂部的頭兒知道了，就特批父親和我一起坐上飛機，我帶著父親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後他不再吭聲了，也喜歡上了飛機。我以優異成績從航空俱樂部畢業，而且跳傘也很棒。我還在戰爭爆發之前嫁了人，生下一個女兒。
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起，我們飛行俱樂部就開始了重組：男人都當兵走了，我們女人接替了他們的工作。學員都由我們來教，從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線的，只給我留下了一張照片：我倆雙雙站在飛機前，戴著飛行員頭盔……這樣一來，只有我和女兒相依為命，所有時間都住在營地裡。怎樣過日子？我每天凌晨四點鐘要去飛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兒關在家裡，給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時，也不知道她是吃了還是沒吃，反正她渾身上下都是粥。女兒甚至從來都不哭，只是瞪著眼睛看我。她長了一雙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陣亡通知書：丈夫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陣亡了，他是飛行中隊長。我很愛我的女兒，但還是把她送給丈夫的家人撫養，自己就申請上了前線……
上前線的前一晚……我在女兒的小床邊上跪了一整夜……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
我那年剛滿十八歲……自己高興得就像過節一樣。可是周圍所有人都在大叫：「戰爭來了！戰爭來了！」我記得人們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見到的人，他們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禱告，這是早就幾乎見不到的情景了……人們公開地祈禱，公開地在胸前畫十字。我們在學校裡受到的教育，是說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們的坦克和我們好看的飛機都跑到哪兒去了？我們以前總是在遊行中看到它們，總是為它們而驕傲啊！還有，我軍的統帥們都去哪兒了？布瓊尼sup/sup呢？當然……驚慌失措只是一段時間。之後就開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戰勝敵人？
我當時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助產學校就讀二年級課程。我馬上想到的是：既然戰爭來了，那麼就應該上前線。我爸爸是個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曾經當過政治犯。從小他就對我們灌輸「祖國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國是必須保衛的。所以我毫不猶豫：咱不上前線，誰上前線？義不容辭……
——塞拉菲瑪·伊萬諾夫娜·帕納賢（少尉，摩托化步兵營助理）
媽媽向著火車奔跑過來……她一向是個嚴肅的媽媽，從來沒有親吻和讚揚過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溫和地看我一眼而已。這一次，她跑過來抱住我的頭親了又親，眼睛又直勾勾地盯著我看，看了很長時間。我意識到，恐怕以後再也看不到我的媽媽了。一陣難過湧上來……我頓時想放棄一切，丟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覺得對不住所有的人……家裡的奶奶，還有小弟弟們……就在這時，軍樂奏起了，口令下達了：「各就各位！……按照車廂順序，上車！」
我從車上，向媽媽久久地揮手，揮手……
——塔瑪拉·烏里楊諾夫娜·拉德尼娜（列兵，步兵）
我入伍後被分到通訊團……要是從來不去幹通訊工作，也許我永遠也說服不了自己，因為我不明白這工作也是戰鬥。有一回，師長來看望我們，我們整裝列隊。在我們中間有個姑娘叫瑪申卡·松古洛娃。這位可愛的瑪申卡一步跨出佇列說：「將軍同志，請允許報告！」
將軍回答：「好，說吧，戰士松古洛娃，請說吧！」
「列兵松古洛娃請求解除她的通訊勤務工作，派到開槍射擊的崗位上去。」
您知道嗎？我們當時全是那樣的情緒。我們全都認為我們所幹的這項工作——通訊聯絡，實在是太渺小了，簡直是在貶低我們。我們只想到最前沿去。
將軍臉上的笑容倏地收斂了：
「我的小丫丫們吶！（您要是能瞧見我們當時那副模樣就好了，個個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師長顯然已不是作為師長，簡直就是作為父親來跟我們說話呢。）你們也許還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們，就是我們的眼睛和耳朵！軍隊要是沒有通訊聯絡，就好比一個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動……」
瑪申卡·松古洛娃又是頭一個按捺不住自己：「將軍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時刻準備執行您下達的每一項戰鬥任務！」
後來我們就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刺刀」，一直稱呼到戰爭結束。
1943年6月，在庫爾斯克戰線，上級授予了我們一面團旗。當時，我們這個團，第六十五集團軍一二九獨立通訊團，已經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講講，讓您明白，當時在我們心靈深處產生了怎樣的想法。我們當時是那樣一種人，今後不會再有了，完全絕種了！我們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誠，有絕對的信念！我們團長接過旗幟，下達指令：「全團官兵，單膝下跪向團旗致敬！」此時此刻，我們所有的女兵，是多麼幸福啊！這是對我們的信任，我們現在和其他兄弟團，不管是坦克團還是步兵團，都平起平坐了！我們站在那兒哭啊，個個淚如泉湧。現在您是不會相信的，當時由於一種震撼，我全身繃得緊緊的。我身體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為營養不良和神經過度疲勞引起的。可是授過團旗後，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嗎？第二天我就沒病了，身體完全恢復了健康。這是通過心靈震撼而治癒的……
——瑪麗亞·謝苗諾夫娜·卡利貝爾巴（上士，通訊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剛剛成年……滿十八週歲就是成年人了。兩個星期後，確切地說是十二天之後，開始了這場可惡的戰爭。我們被送去建設加格拉至蘇呼米的鐵路，徵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輕人。我還記得我們吃的是什麼樣的麵包。幾乎沒有麵粉，全都是湯湯水水而已。就是這種麵包在桌子上，旁邊放著小水盆，我們只能用舌頭舔舔罷了。
到了1942年……我自願報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醫院工作，這是一所非常龐大的前線醫院，隸屬於外高加索與北高加索前線和濱海獨立軍區。戰鬥十分慘烈，傷員越來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發，這是要晝夜值班的，上午要分發早餐，晚上要供應晚餐。幾個月後我的左腿受了傷，就用右腿跳著走路，繼續工作。後來又提拔我當了管理護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諾達爾大轟炸那天。我跑下樓去，不知道是否還來得及把傷員從火車站送出去。兩顆炸彈正好炸中一個彈藥庫，彈藥箱就在我眼前飛到六層大樓那麼高併發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牆上，我失去了知覺……我醒來時，已經是傍晚。我抬起頭，試著掐掐手指，還能動彈，左眼感覺溼乎乎的，走到辦公室，那裡到處是血。我在走廊裡看到我們的護士長，她一時都沒認出我來，問道：「您是誰？從哪兒來的？」等走近一看是我，驚叫了起來：「柯賽尼亞，這麼久，你去哪裡了？傷員們都餓壞了，可你人影都不見了。」別人草草地給我包紮了頭部和左臂的傷口，我馬上就去打晚飯。我當時是雙眼發黑，汗如雨下。剛開始分發晚餐，我就暈倒了。恍惚意識到別人把我抬了起來，還聽到：「快點快點！」過了一會兒又聽到有人在說：「快點快點！」
沒過幾天，我又要為重傷員輸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線上掙扎……
在戰爭期間我變化太大了，以至於當我回到家時，媽媽都沒認出我。別人指給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門前敲門。裡面回應：「來啦來啦……」
我走進門先問了好，又說：「請允許我在這兒過一夜吧。」
媽媽把爐子通了通，我看到兩個弟弟蜷縮在地板上的一堆稻草中，赤身裸體，什麼都沒有穿。媽媽還沒認出是我，又說：「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們是怎麼活的？趁著天還沒全黑，您還是繼續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還在說：「女公民，趁天還沒黑下來，您繼續趕您的路吧。」
我撲到她身上，緊緊抱住她大喊了一聲：「媽媽，我的好媽媽！」
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一起撲向我，尖叫著抱住我……
現在我住在克里米亞……這座城市的人們都生活在花叢中，但我每天看著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現在仍然不像一個女人。我經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憶中……
——柯賽尼亞·謝爾蓋耶夫娜·奧薩德切娃（列兵，管理護士）
恐懼氣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線的那天，天氣好極了。空氣清新，細雨霏霏，多美麗的一天！我是早晨啟程上路的，站在家門口我就想：也許我再也回不來了吧？再也看不到我們家的花園和家門口的街道了……媽媽一邊哭著一邊緊抓著我不放手。等我走遠了，她又追上來，死死地抱住我不肯鬆開……
——奧爾佳·米特羅芳諾夫娜·魯申茨卡婭（護士）
說到死亡……我那時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輕，或者是其他什麼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圍打轉，可以說形影相隨，但是我從來沒去想過它，大家也從來不談論死。死神總是在我們旁邊繞來繞去，緊緊貼身，但又總是擦肩而過。有一天夜裡，我們全連出動，到我們團的作戰區域進行火力偵察。黎明時分，全連人員撤出時，在中立區傳來一陣呻吟聲，原來我們有個傷員落在那裡了。戰士們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會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經亮了。」
我不聽他們勸阻，堅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個傷員，我用皮帶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個小時硬是把他往回拖，活著拖了回來。連長知道後大怒，宣佈以擅自離隊的罪名將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團長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她應該得到獎勵。」
在十九歲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獎章；在十九歲那年，我的頭髮就開始變白；也是在十九歲那年，我在最後一次戰鬥中被子彈打穿了兩肺，第二顆子彈從兩根脊椎骨之間射過去。我的雙腿一動都不能動……當時大家以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歲……可現在我已經有了這麼漂亮的一個孫女。瞧，這是她的照片，我簡直都不敢相信，我還會有孩子！
當我從前線回到家時，妹妹給我看陣亡通知書……我已經被宣佈陣亡……
——納傑日達·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機槍連衛生員）
我不記得媽媽的樣子……記憶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輪廓……忽而是她的臉，忽而是她的身形，探過身來俯視著我，很近很近。其實那也是我後來的感覺。母親去世時我才三歲。父親是個職業軍人，在遠東工作。他教過我騎馬，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長成一個俗不可耐的嬌小姐。我記得從五歲起，我就在列寧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戰爭中當過護士，心地善良。我愛她，就像愛自己的親生母親……
我小孩子時是什麼樣子？那時我就敢和人打賭從學校二樓往下跳。我喜歡足球，總是在男生比賽中當守門員。蘇芬戰爭開始後，我不顧一切地奔向芬蘭前線。1941年，我剛剛讀完七年級，準備進入中等技校學習，就聽到姑姑哭著說：「戰爭爆發了。」我聽了還挺高興，因為那就可以上前線，可以去打仗了。我哪裡知道流血是怎麼回事？
人民預備役第一近衛師成立了，我們幾個女孩被錄取到野戰醫院。
我給姑姑打電話說：「我要上前線了。」
姑姑在電話那頭回答我：「馬上回家！午飯都要涼了。」
我掛上了電話聽筒。後來我覺得很對不起姑姑，為我的沒有理性而愧疚。後來德寇開始圍城，就是恐怖的列寧格勒大圍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獨地活了下來。我的老姑媽。
我還記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進一家商店。戰爭之前我就非常喜歡吃糖果。我說：「給我來一盒糖果。」
售貨員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瘋子。我還不明白什麼是配給卡，什麼是大圍困。所有正在排隊的人都轉過身看我，我那時還揹著一杆比我的個頭還要高的步槍，上級給我們發槍時，我就一邊看著槍一邊心想：「什麼時候我能長到步槍這麼高呢？」這時候，所有排隊的人突然都向售貨員請求說：「給她一些糖果吧，就從我們的配給券中扣除好了。」
於是售貨員就給了我。
大街上發起了支援前線的募集活動。直接就在廣場的一排桌子上擺上大托盤，人們走過來主動捐獻，有人扔進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金耳環，也有人拿來了手錶、金錢……沒有人登記，沒有人簽名。女人們從手上摘下婚禮的戒指……
這些景象永遠記在我的腦海裡……
就在當時下達了那個著名的《斯大林227號命令》：「決不後退一步！」只要後退就槍決！就地槍決，或者由法庭審判，送往專門設立的刑事罪犯營。進了那裡的人被稱為敢死隊，從包圍圈衝出來的和從囚禁中逃出來的，都被送到這些甄別集中營。打仗時，在他們身後是督戰隊……自己人對自己人開槍……
這些景象永遠記在我的腦海裡……
那是一塊普通的林中曠地……剛剛下過雨，溼地泥濘。一個年輕士兵跪在那裡，他戴著的眼鏡少了一條腿，他就用手扶著眼鏡。這是個知識分子模樣的列寧格勒男孩，渾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槍已經被繳下。我們全體人員都集合排起隊。地上到處都是水窪……我們只聽到他在求饒……在詛咒發誓，在懇求不要槍斃他，他家裡只剩下媽媽了。他哭泣不止。可還是執行了，一槍就打在額頭上，用手槍打的。這是殺一儆百，任何動搖分子都會是同樣下場。哪怕一分鐘的驚惶都不許有！不許有「私字一閃念」……
「這個命令立即讓我成年了。但我們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們是打贏了，但勝利的代價又是什麼！多麼可怕的代價啊？！」
傷員太多了，我們總是一連幾天幾夜不能睡覺。有一次連續三晝夜沒一個人合過眼。我被派去跟車送傷員到醫院，送完傷員空車返回的路上我就睡著了。回來的路上我們一個個都像蔫黃瓜一樣，腿一軟全都倒下了。
後來我見到政委，就說：「政委同志，我很慚愧。」
「怎麼回事？」
「我睡著了。」
「在哪裡？」
我就告訴他，我們是如何運送傷員，在回來的空車上睡著了。
「這有什麼呢？你們是好樣的！只要有一個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會兒嘛。」
可我還是很慚愧。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良心經歷整個戰爭的。
野戰醫院對我很好，但我就是想當偵察兵。我放風說，如果他們不放我走，我就會自己跑到前線去。為此，他們還想把我開除出共青團，因為我不服從戰時條令。但無論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這樣得到第一枚勇敢獎章的……
有一次戰鬥打響後，敵人的火力相當猛烈，把我們計程車兵壓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揮員高聲下命令：「衝啊！為祖國前進！」戰士們剛起身又被火力壓倒。再次下令，再次臥倒。這時候我站了起來，甩下了軍帽，讓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這下子，男兵們也都跳了起來，和我一起衝向戰火……
為此，上級給我頒發了一枚獎章，而就在我得獎的同一天，我們又出去執行任務了。就在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現了……就是我們女人的那事兒……我發現自己身上有血，驚叫著大哭出來：「我受傷了……」
和我們一起去偵察的是一個醫務人員，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他走到我身邊問道：「哪裡受傷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裡……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親一樣，原原本本地給我講了這是怎麼回事……
戰爭後都過了十五六年，每個夜晚我都還在夢中去偵察敵情。要麼夢見我的衝鋒槍打不響了，要麼夢見我們被包圍了。醒過來後牙齒還咯咯作響，一時總忘記了自己是在哪裡，在戰場上還是在家裡？
戰爭結束了，我有三個願望：第一個願望是我終於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無軌電車上，愛去哪兒去哪兒；第二個願望是買來全麥麵包吃；第三個願望是在一張白色的乾淨床單上打著滾兒睡覺，要白色的床單……
——阿爾賓娜·亞力山德洛夫娜·漢吉穆洛娃（上士，偵察員）
我那時候正懷著第二個孩子……已經有一個兩歲的兒子，我又懷孕了。但就在這時爆發了戰爭，我老公上了前線。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做了流產……雖然那時流產是禁止的……但周圍都是哭聲和眼淚，叫我怎麼生孩子……可惡的戰爭！在死亡中間怎樣生育？
我結束密碼專業培訓後就被派往前線。我要為我失去的小寶貝去報仇，那是我的女兒……本來應該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女兒……
我請求上前線，但是上級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鮑芙·阿爾卡迪耶夫娜·恰爾娜雅（少尉，密碼破譯員）
我們離開了城市……大家全都出來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們斯摩稜斯克教育學院的學生聚集在印刷廠的院子中。會開了不長時間，我們就出城沿著老斯摩稜斯克大道趕往紅光鎮。我們一邊觀察警戒，一邊分成小組前行。傍晚時分，暑熱消退，雙腿變得輕鬆起來，我們走得更快了，不能回頭也不敢回頭看……只有在停下來休息時，我們才轉頭向東方望去。整個地平線都被淹沒在紫色光芒中，大約是四十公里開外，卻好像映紅了整個天空。很明顯，那不是十幾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燒，是整個斯摩稜斯克都在燃燒……
我有一件很拉風的褶邊新裙子。我的閨密薇拉一直很喜歡它，她還試穿過好幾次。我已經答應了，要在她結婚那天送給她。她正在準備結婚，未婚夫是一個好小夥兒。
可是突然間打仗了，我們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溝，宿舍裡的東西都要給管理員。可是那裙子怎麼辦？「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對她說。
可她沒有接受，說是都講好了要在婚禮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被燒燬了。
現在我們是一步三回頭，就好像我們的後背在受著燒烤。但我們一整夜都腳步不停，天一亮就開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溝，寬度三米半，深度七米，裡面要像陡峭的牆壁一樣。我挖得鐵鏟都像烤紅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紅了。可是我的眼前還是浮現著鮮花和丁香叢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們住的帳篷搭在兩條河流之間的水草甸中。悶熱又潮溼，蚊子黑壓壓的，臨睡前必須從帳篷裡把蚊子燻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寧覺。
我病了，被送到醫院。我們並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發高燒打擺子。我躺著那兒正哭呢，病房門開了，醫生出現在門口（她不可能邁進門來，因為床墊鋪滿了）說：「在伊萬諾娃的血液中發現了瘧原蟲。」她說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對我來說，自從在讀六年級時從書本上知道了瘧疾之後，最害怕的東西莫過於瘧原蟲。但此刻，廣播裡不停地播放著：「起來，強大的國家……」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我想：「我得趕緊治好病，立即去前線。」
我被轉移到距離羅斯拉夫爾不遠的克茲洛夫卡，他們從車上把我抬下來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兒，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聽到有人說：
「就是這個姑娘嗎？」
「是的。」醫生助理說。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東西。」
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說，我不是睡在篝火邊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樹下的帳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醫院裡，睡在有床單的病床上了。我一覺睡了七天都沒有醒來。後來別人告訴我：護士們曾經喚醒我，餵我吃飯，可我全都不記得了。七天後我才真的醒了過來，醫生來檢視了一番，說：「身體強壯了，已經恢復過來。」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夢中。
回到前線後，我和部隊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敵人的圍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兩塊麵包幹。埋葬死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軍帽蓋上他們的臉……連長對我說：「如果我們這次能夠活著突圍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後方。我從前以為，女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堅持不了兩天的，我就是這樣想我妻子的……」聽了這話，我委屈得都哭出來了，在這樣的時刻待在後方，對我來說比死還要糟糕。不過，雖然我的精神和心靈都頂得住，可是身子卻不爭氣，體力上負擔太重……我記得當時如何用身子背炮彈，在泥淖中運武器。尤其是在烏克蘭，春雨過後的土地非常泥濘和沉重，就像鬆軟的麵糰一樣。甚至為了在這裡挖個墓穴合葬戰友，我們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覺……簡直太艱難了。我們都不再哭了，因為連哭也要費力氣。就是想睡覺，想睡它幾天幾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來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聲地讀詩。還有別的女孩就唱歌，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過去……
——瓦蓮京娜·巴甫洛夫娜·馬克西姆丘克（高射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