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他們來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幾乎住了整整一個冬季，但是快到大齋期的時候，一切就像七彩的肥皂泡一樣破滅了。種種幻想都已灰飛煙滅，而紛亂的局勢不僅沒有明朗化，反而變得更惡劣了。首先，與上層恢復聯絡幾乎沒有辦成，除非在微乎其微的範圍內，而且顯得那麼低三下四，那麼牽強。備受屈辱的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急於完全投身於「新思想」，於是便在自己家中開晚會。她請來了一些文人雅士，他們便立刻呼朋引類，一窩蜂來了許多。後來便不請自來；你帶我來，我帶你去。她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文人雅士。他們虛榮到難以想象的程度，而且完全公開，好像以此履行自己的義務似的。有些人（雖然遠不是所有的人）來的時候都已經喝醉了，但是他們那副神態彷彿意識到其中有某種昨天才剛剛發現的特殊的美。他們這些人全都以什麼什麼而自豪，驕傲得出奇。在所有人的臉上活畫出好像他們剛剛發現了一個絕頂重要的秘密似的。他們互相謾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要弄清楚他們到底有何著述，那是相當困難的，但是這裡有批評家、小說家、劇作家、諷刺作家，還有寫暴露文學的人。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甚至深入到他們的最高層，深入到運動的指揮機構。這些指揮者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但是他們歡迎他，對他很親切，雖說，當然，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和聽說過關於他的任何情況，除了說他「代表著一種思想」以外。他在他們周圍隨機應變，儘管他們都似乎高高在上，十分神聖，他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請他們，請他們到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的沙龍里來。這些人都很嚴肅，也很有禮貌，舉止風度都很好，其餘的人想必怕他們，但是顯然，他們沒工夫，無暇及此。也出現了兩三名過去的文壇名流，他們當時正好在彼得堡，而且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早就跟他們保持著極其高雅的關係。但是，使她感到驚異的是，這些貨真價實、已經毫無疑義的名流，居然比水還靜，比草還低，而他們中的有些人居然對這幫新貴竭力奉迎，可恥地巴結他們。起先，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很走運；有人抓住他，開始讓他在公開的文學集會上亮相。有一回，在一次文學大眾講座上，當他以講演者的身份頭一次登臺講演時，驀地響起了發狂般的掌聲，經久不息，約五分鐘之久。九年後，他含著眼淚想起此事——不過並非出於感激，而是由於他的藝術天性。「我敢向您起誓，並且打賭，」他曾親口對我說（不過只是對我說，而且是作為秘密告訴我的），「所有這些聽眾中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可以說對我一無所知！」能承認這點真是太妙了：如果他當時站在講臺上，儘管大喜過望，還能這麼清楚地懂得自己的處境，可見他的腦子是敏銳的；可是，甚至過了九年，他回想起那件事時，竟毫無氣惱之感，又足見此公的腦子太遲鈍了。人家讓他在兩三份集體抗議書（抗議什麼，他也不知道）上簽名，他簽了。也有人讓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在一份《不成體統的行為》的抗議書上簽名，她也簽了。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些新潮人物的大多數雖然也去拜訪過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但是不知為什麼卻認為自己理應帶著蔑視，帶著不加掩飾的嘲笑來看她。後來，在苦澀的時刻，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曾向我暗示，她從那時候起便嫉妒起他來了。當然，她也明白，她是沒法跟這些人交往的，但是她還是如飢似渴地、以女人歇斯底里般的迫不及待接待了他們，主要是，她似乎總在期待著什麼。她在晚會上很少說話，雖然她也是能夠說幾句的，但是她多半洗耳恭聽，大家談論的是取消書報檢查制度和字母中的硬音符號，用拉丁字母替代俄文字母，以及某某人昨天被流放了，商廈出現了騷亂，俄國實行民族分治並保持自由聯邦制的好處，取消陸軍和海軍，恢復波蘭到第聶伯河的領土，關於農民改革和傳單，消滅繼承權、家庭、子女和神父，關於婦女的權利，關於克拉耶夫斯基的房產（對於這房子任何人永遠也不會原諒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等等，等等。很清楚，在這幫新潮人物中有許多騙子，但是無疑其中也有許多正人君子，甚至還有許多極富魅力的人，儘管這些人總有這麼一點異常之處。正人君子總是比那些小人和粗魯的人難於理解得多，但是弄不清楚的還有到底誰左右著誰。當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宣佈她有意出版一份刊物的時候，人們便蜂擁而至，來找她的人更多了，但是立刻又群起而攻之，指責她是資本家，剝削他人勞動。這種指責的無禮程度只能與這種指責的出人意料兩相媲美。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將軍伊萬·伊萬諾維奇·德羅茲多夫，他是已故的斯塔夫羅金將軍的故交和同僚，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就某一點而言），我們這兒的人都認識他，為人極其固執而又極易動怒，飯量極大而又非常害怕無神論。有一天，在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舉行的晚會上，他跟一個很有點名氣的年輕人爭論起來。那青年回答他的頭一句話就是：「既然您這麼說話，可見您是個將軍」，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他再也找不出比將軍這詞更厲害的罵人話了。伊萬·伊萬諾維奇聞言大發雷霆：「是的，先生，我是將軍，而且是中將，我效忠於我的皇上，而你，先生，不過是個後生小輩和不信神的人！」發生了一場不堪入耳的互相謾罵。第二天這事就見報了，並開始徵集集體簽名，以反對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的「不成體統的行為」，因為她不願意立刻把將軍趕出去。在一家畫報上刊出了一幅漫畫，把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將軍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三人作為三名頑固落後的朋友惡毒地描繪在同一幅畫上；這畫還配了一首詩，由一位人民詩人專門為這事而寫。我想說句心裡話，許多有將軍頭銜的人的確有一種習慣，總愛可笑地說：「我效忠於我的皇上……」倒像他們的皇上跟我們這些普通臣民的皇上不一樣，不是同一個皇上，而是一個特殊的皇上，他們的皇上似的。
不用說，在彼得堡再待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況且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又遭到了徹底的fiasco。他忍不住講起了藝術應有的權利，結果卻招致了對他的更厲害的嘲笑。在最後一次講座上，他想用他那憂國憂民的雄辯口才來打動人心，期望能喚起人們對他的「被貶黜」的敬意。他無可爭議地贊同「祖國」這詞既無用又可笑；贊同那種認為宗教有害的看法，但是他又響亮而堅定地宣稱皮靴低於普希金，甚至還低得多。聽眾毫不容情地對他發出噓聲，因此他當場，還沒走下講臺，就在大庭廣眾之中哭開了。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把半死不活的他帶回了家。「onm'atraitécommeunvieuxhonnetdecoton！」他毫無意義地嘟嘟囔囔地說。她服侍了他一夜，給他服桂櫻水，並且一再對他說：「您還是有用的，您還會出人頭地的，人們將對您刮目相看……在另一個地方。」就這樣一直說到天亮。
第二天清早，有五位文學家聯袂前來看望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其中三位她根本不認識，甚至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們儼乎其然地向她宣佈，他們研究了她要辦刊物的問題，並就此事作出了決定。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從來就不曾委託過任何人來研究和解決任何有關她要創辦刊物的事。該決定的內容是這樣的：讓她把刊物創辦起來後，應根據自由聯合的原則，把該刊連同資金一起移交給他們；她本人則離開這裡回斯克沃列什尼基去，但是別忘了把「業已老朽」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帶走。出於禮貌，他們同意承認產權仍歸她所有，每年將純利的六分之一寄給她。最令人感動的是這五人中大概有四個人沒有任何貪財的目的，他們的操勞奔走僅僅是為了「共同事業」。
「我們迷迷糊糊地離開了彼得堡，」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常常說，「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記得在火車車輪聲的伴奏下，我一直在唸念有詞地說：
「韋克和韋克和列夫·卡姆別克，
「列夫·卡姆別克和韋克和韋克……
「以及鬼知道還說了些什麼，就這樣一直到莫斯科。直到莫斯科我才清醒過來——倒像在這裡果真能找到點別的什麼似的？噢，我的朋友們啊！」有時他精神振奮地向我們感嘆道，「你們無法想象，當一種被你們早就視為神聖並對之肅然起敬的偉大思想，被一些笨伯們隨手撿起，並被他們拿到街上奉送給一些跟他們一樣的蠢貨，而你們又突然在舊貨市場上遇見它，可是它已面目全非，滿身汙泥，面目可憎，口鼻歪斜，不成比例，也不和諧，就像一些愚蠢的孩子手裡的玩物似的，那時你們整個的心該是充斥著怎樣的悲哀和憤怒啊！我們那個時代可不是這樣，我們追求的也不是這個。不，不，完全不是這個。我們見到的已面目全非……我們的時代一定會重新回來，它一定會重新把那些搖搖欲墜的東西統統納入堅定的軌道。要不然的話，還會怎樣呢……」
七
從彼得堡回來以後，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便立刻讓自己的朋友出國去「休養」，再說他倆也應該暫時分手了，她感覺到了這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興高采烈地去了。「到那裡我一定會再生！」他感慨系之地說，「在那裡，我終於又可以搞學問了！」但是他從柏林的頭幾封信開始又唱起了一貫的老調。「我的心碎啦，」他寫信給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說，「我什麼也忘不了！在這裡，在柏林，一切都使我追憶舊事，追憶往昔，我的最初的歡樂和最初的苦痛。她在哪裡？現在她倆在哪裡？你們，我永遠也配不上你們的兩位天使在哪裡？我的兒子，我的愛子又在哪裡？最後，我在哪裡？我自己，過去的我，堅強如鋼、像懸崖一樣不可撼動的我？可是現在卻有某個叫andrejeff的人，一個長著大鬍子的東正教的小丑，peutbrisermonexistenceendeux。」等等，等等。至於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兒子，他畢生只見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他剛出生的時候，第二次則是不久前在彼得堡，當時這個年輕人正準備上大學。我們已經說過，這孩子有生以來就一直在離斯克沃列什尼基七百俄裡的o省由幾位姑媽撫養（用的是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的錢）。至於andrejeff，用俄文說，也就是安德烈耶夫，不過是本地的一個做小買賣的商人，是個大怪物，是個自學成才的考古學家，是個俄國古董的熱心收藏家，有時與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知識上，而主要是在學術觀點上唇槍舌劍，彼此挖苦過。這位可敬的商人，蓄著雪白的大鬍子，戴著銀邊的大眼鏡，他曾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小片莊園上（與斯克沃列什尼基毗鄰）買過幾俄畝森林用於砍伐，可是有四百盧布尚未付清。雖然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在打點自己的朋友去柏林的時候，十分闊氣地給了他很大一筆錢，但是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行前卻對這四百盧布另有打算，大概另有什麼秘密用途，所以當andrejeff請求寬限一個月的時候，他差點沒哭出來。話又說回來，andrejeff是有權要求寬限的，因為幾乎就在半年前，由於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當時另有急用，他已預付了第一筆款子。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急切地看了這第一封信，用鉛筆在這句感嘆「你倆在哪裡？」下畫了條著重線，標上日期，鎖進了小匣子。他當然是想起了自己的兩位已故的妻子。在收到的第二封柏林來信中，這調子又變了：「我一晝夜工作十二小時（「哪怕十一小時呢。」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嘀咕道）。在各個圖書館裡翻閱圖書，查詢資料，做摘記，東奔西跑，拜訪教授。我恢復了同敦達索夫這一好人家的友好往來。娜傑日達·尼古拉耶芙娜甚至到今天還是那麼千嬌百媚！她向您問好。她的年輕的丈夫和所有三個侄兒都在柏林。每天晚上我們就同年輕人聊天，一直聊到天亮，我們幾乎在進行雅典式的夜談，但僅就其內容精緻、風格典雅而言，一切都很高雅：樂聲悠揚，不絕於耳，西班牙的旋律，全人類復興的幻想，永恆的美的理念，西斯廷聖母，光明中摻雜著黑暗，但是太陽也有黑子嘛！噢，我的朋友，我的高尚而又忠實的朋友！我的心同您在一起，我是您的，永遠同您一個人在一起，entoutpays，甚至哪怕danslepaysdemakaretdesesveaux，您記得吧，我們臨行前，在彼得堡，常常戰戰兢兢地談到它。現在我帶著微笑回憶這一切。越過邊境後，我就感到自己安全了，這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新的感覺，這是頭一回，經過如此漫長的歲月之後……」如此等等。
「嗯，全是胡說八道！」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認定，把這封信也歸在一起，「如果雅典式的夜談一直繼續到天明，那就不可能每天看書十二小時了。難道這是喝醉了酒寫的？這個敦達索娃太太怎敢向我致意問好？不過就讓他散散心吧……」
「danslepaysdemakaretdesesveaux」這話的意思是「馬卡爾連牛犢也不趕去的地方」。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故意用極其笨拙的方式把俄羅斯的諺語和土生土長的俗語翻譯成法語，他無疑是懂得這話的意思的，也能翻譯得更好，但是他這樣做無非出於一種特殊的賣弄，並認為這樣做很俏皮。
但是他出國散心的時間不長，連四個月都沒堅持下來就匆匆趕回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的最後幾封信滿紙都是傾訴他對他那不在身邊的朋友的一往情深的愛，而且張張信紙都浸透了離情別意之淚。有這麼一些異常戀家的人，就像室內飼養的小狗一樣。兩朋友的見面簡直是歡天喜地，但是過了兩天，一切又同從前一樣了，甚至比從前還要乏味。「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過了兩星期後以絕密的方式悄悄告訴我，「我的朋友，我發現了一個對我十分可怕的……新情況：jesuisun普通的食客，etriendeplus！maisr-r-riendeplus！」
八
接著，我們這裡便風平浪靜，而且持續了幾乎整整九年。歇斯底里的發作和伏在我肩上的號啕大哭，也絲毫沒有妨礙我們的幸福。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這段時間裡，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沒有怎麼發胖。只有他的鼻子稍許發紅，人也變得更加心平氣和了。慢慢、慢慢地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朋友圈，不過這圈子通常並不大。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雖然與這圈子很少接觸，但是我們大家都承認她是我們的保護人。在接受了彼得堡的教訓之後，她終於在敝城定居；冬天住在城裡她自己的府邸裡，夏天則住在城郊她自己的莊園上。最近七年來，也就是說直到敝省的現任省長奉命到任為止，她在敝省的上層社會從來不曾有過這麼高的地位和影響。敝省的前任省長，即令人難忘而又隨和的伊萬·奧西波維奇，是她的近親，而且從前她還曾有恩於他。省長夫人一想到可能會引起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的不悅，就不免心驚膽戰。敝省的上流社會對她的崇拜，竟發展到令人感到有點造孽的地步。這樣一來，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就神氣了。他是俱樂部的會員，常常神氣活現地大把大把地輸錢，使人肅然起敬，其實許多人也只是把他看成一名「學者」而已。後來，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允許他搬到另一所房子去住，我們的日子就過得更自由了。我們每週兩次在他那裡聚會，常常過得很開心，尤其當他十分大方、不吝嗇香檳酒的時候。葡萄酒也是在那個安德烈耶夫的鋪子裡買的。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每半年付一次賬，而且每次付賬的日子幾乎都碰上他亞霍亂復發。
這個朋友圈資格最老的成員名叫利普京，他是省府的一名小官吏，人已經不年輕了，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省城裡是出了名的無神論者。他續絃的妻子既年輕又好看，他得了一筆嫁妝，此外，還有三個年已及笄的女兒。他讓全家都對他戰戰兢兢，服服帖帖，而且不許她們出門，他非常吝嗇，靠自己的俸祿積攢了一點錢，購置了一座小木屋。他是個不安分的人，然而位卑職小；省城裡的人並不把他放在眼裡，上層人士也不肯接待他。再說他臭名遠揚，專愛搬弄是非，不止一次受到別人懲罰，而且被懲罰得很慘，一次是挨一位軍官的打，另一次是挨一位可敬的家長——一位地主的揍。但是我們卻喜歡他才思敏捷、富有求知慾，以及他那與眾不同的幸災樂禍的開心勁兒。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不喜歡他，但是他卻有本事巴結她，而且不知怎麼每次都巴結上了。
她也不喜歡沙托夫，直到最近這一年他才成了這圈子的成員。沙托夫從前是大學生，在一次學生鬧事後被學校開除。他小時候曾受業於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可是他一生下來就是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的農奴，因為他的生父是她已故的跟班帕維爾·費奧多羅夫，曾受過她不少恩惠。因為他高傲而又忘恩負義，所以她不喜歡他，他被學校開除後也沒有立刻回到她身邊，她當時特意給他寫了一封信，他也不予理睬，寧可受僱於一個開明商人，替他做牛做馬，給他的孩子們教課，因此她怎麼也不能原諒他。他跟這個商人家庭一起出國，與其說是當家庭教師，不如說是個照顧孩子的男僕；不過他當時倒的確很想出國。孩子們身邊還有一位家庭女教師，是一位活潑麻利的俄國小姐，她也是在臨行前才進這家人家的，他們僱她多半因為她便宜。可才過了兩個月，商人就把她趕走了，說她有「自由思想」。在她之後接著離去的還有沙托夫，事隔不久，他就跟她在日內瓦結了婚。他倆同居了大約三週，後來就分手了，就像兩個自由的、不受任何約束的人一樣；當然，也是因為窮。後來他就一個人在歐洲長久漂泊，靠什麼生活只有上帝知道；據說，他曾在街頭給人擦過皮靴，還在一個港口當過搬運工。最後，大概一年前，他才回到老家，回到我們這兒，跟他年老的姑媽住在一起，過了一個月就把她送了終。他有一個妹妹，名叫達莎，也是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養大的，是她的養女，也是她的寵兒，在她家過著十分體面的貴族小姐般的生活。可是沙托夫卻跟這妹妹若即若離，十分疏遠。在我們中間，他常常板著臉，很少說話，但是間或倘若有人觸犯了他的信念，他也會痛苦地勃然大怒，出言不遜。「必須先把沙托夫捆起來，然後才能跟他辯論。」有時候，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開玩笑地說，但是他很喜歡他。在國外的時候，沙托夫徹底改變了他過去的某些社會主義信念，跳到另一個相反的極端。他是屬於那種抱有理想主義的俄國人，某種強大的思想會突然戰勝他們，一下子把他們壓倒，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他們從來駕馭不了這種思想，可是卻熱烈地信仰它，他們就像被壓在一塊大石頭底下，身體被壓成了兩半，於是後來他們就畢生都在臨死前的痛苦掙扎中度過。沙托夫的外貌與他的信念完全相符：他行動笨拙，蓬亂的、淺色的頭髮，矮個兒，寬闊的肩膀，厚嘴唇，濃重的、下垂的淺黃色眉毛，皺眉蹙額，目光總是陰陽怪氣、頑固地低垂著，彷彿對什麼感到羞愧似的。他的頭髮中總剩下這麼一綹頭髮，怎麼也撫不平，總是撅著。他年約二十七八。「他老婆甩了他，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有一回，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定神端詳了他一番以後，說了這樣的看法。儘管他非常窮，他還是儘量穿得整潔。回來後，他仍舊不去向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求助，而是馬馬虎虎地湊合著過日子；他也曾幫商人們幹過活。有一回還站過櫃檯，後來又準備好要走了，去做夥計的幫手，到船上去押貨，可是臨行前突然病倒了。很難想象他能忍受怎樣的貧窮，他甚至壓根兒不去想它。他病倒後，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曾秘密地、匿名地讓人捎給他一百盧布。然而，他還是打聽到了這一秘密，想了想，把錢收下了，然後去向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道謝。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熱情地接待了他，可是這一回他又丟人地辜負了她的期望：他一共才坐了五分鐘，一言不發，兩眼死死地盯著地面，傻乎乎地微笑著，談話正進行到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沒把她的話聽完，就站起身來，不知怎麼側著身子笨手笨腳地鞠了一躬，感到羞愧難當，恰好碰著了她那張名貴的組合式針線臺，轟隆一聲倒在地板上，散了架，他羞愧得半死不活地走了出去。後來，利普京狠狠地責備他，說他不應該收他過去專橫霸道的女地主送給他的這一百盧布，當時就應當輕蔑地予以拒絕，可是他非但收了，而且還顛顛地跑去道謝。他孤零零地住在城市邊上，即使我們中間的什麼人去看他，他也不歡迎。他經常到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那兒去參加晚會，向他借報紙和書看。
經常來參加晚會的還有一個名叫維爾金斯基的年輕人，他是本地的一名小官吏，與沙托夫有某些相似之處，儘管兩人看來在所有方面都截然不同，但他也是個「拖家帶口的人」。這個既可憐又非常文靜的年輕人（不過他已經三十歲了），很有學問，但大半是靠自學得來的。他很窮，已婚，在衙門供職，養活著妻子的姑媽和一個小姨子。他的夫人，以及家中的所有女士，都信奉眼下最時髦的信念，但是這一切在她們那兒都顯得有點兒粗俗，正如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在談到另一件事時形容的那樣，這乃是一種「淪落街頭的思想」。她們信奉的一切都來自書本，可是稍有風吹草動，只要從我們首善之區的什麼進步組織稍稍傳來一點風聲，她們就準備把任何東西都扔到窗外去，只要有人勸她們扔，她們無不照辦。madame維爾金斯卡婭在敝城做接生這個行當，她在未婚前一直住在彼得堡。維爾金斯基本人是個少有的心地純潔的人，我很少遇到比他更正直、更火一般熱情的人了。「我永遠，永遠不會掉隊，落後於這些光輝的希望。」他常常兩眼放光地對我說。每當他談到這些「光輝的希望」時，他總是聲音低低的、甜甜的，彷彿秘密地說什麼悄悄話似的。他個子相當高，但身材細長，肩膀奇窄，頭髮呈紅褐色，而且長得非常稀。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常常高傲地嘲笑他的某些見解，他只淡淡地付之一笑，有時候也會很嚴肅地反駁他，並且常常使他在許多問題上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對他的態度始終很親切，而且對我們大家也一直像父輩一樣。
「你們都是些‘半瓶子醋’，」他常向維爾金斯基開玩笑地說，「所有同您一樣的人，就說您吧，維爾金斯基，我還沒有發現您目——光——短——淺，可是在彼得堡chezcesséminaristes，這種鼠目寸光卻屢見不鮮，不過你們終究是些‘半瓶子醋’。沙托夫倒很想成為整瓶子醋，可連他也是半瓶子醋。」
「那我呢？」利普京問。
「您不過是中庸之道，隨遇而安……得過且過。」
利普京聽了很不高興。
大家在談到維爾金斯基的時候，遺憾的是還說得有鼻子有眼，非常可靠，說他的夫人跟他正式結婚後還沒過上一年，就突然向他宣佈，她不跟他過了，她看上了列比亞德金。這個列比亞德金是個外來戶，後來發現是個非常可疑的分子，而且根本不像他自詡的那樣是個退役大尉。他就會擰著小鬍子，喝酒，聊天，信口雌黃，滿嘴胡唚。這人居然毫不客氣地立刻搬到維爾金斯基家住，十分得意地吃著別人的麵包，吃飯睡覺都在他們那兒，最後還傲慢地不把主人放在眼裡。有人說，當維爾金斯基的妻子向他宣佈分開過的時候，維爾金斯基向她說：「我的朋友，在這以前我只是愛你，現在我尊敬你。」但當時他未必說過這句古羅馬格言；相反，有人說，他號啕大哭，泣不成聲。有一天，在他倆分開後大約過了兩週，他們全「家」出動，到城外的樹林裡去郊遊，跟朋友們一起喝茶。維爾金斯基當時不知怎麼開心得不得了，還參加了跳舞，但是突然，事前也沒發生任何爭吵，猛地伸出兩手一把抓住正在獨自跳康康舞的身材高大的列比亞德金的頭髮，把他摁倒在地，又是尖叫又是喊又是哭地把他拖了就走。這個大高個兒幾乎嚇破了膽，甚至都沒有自衛，在拖他走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打破沉默，但是他事後卻大生其氣，表現了一個體麵人應有的義憤。維爾金斯基一整夜都跪在他妻子面前求饒，但是這饒他沒有求到，因為他始終不肯向列比亞德金賠罪；此外，他還被指責為信仰不堅和愚蠢，後者主要表現在向女人討饒時居然下跪。很快，大尉就不見了，直到最近才帶著他妹妹另有所圖地出現在敝城，但是關於他的情況，我們以後再談。因此，這個可憐的「拖家帶口的人」常常到我們這裡來消愁解悶，需要我們跟他在一起，這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他在我們這兒從來不談自己的家務事。僅僅有一次，他跟我一起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家回來，他本想遠兜遠轉地談談自己的境況，可是卻立刻一把抓住我的胳臂，熱烈地感嘆道：
「這沒什麼，這不過是私事，這絲毫，絲毫不會妨礙‘共同事業’！」
常來參加我們這個小圈子活動的還有一些偶然的來客：常來的有一個猶太佬叫利亞姆申，還有一位名叫卡爾圖佐夫的大尉。有一個時期一位勤學好問的老人也常來，但是他死了。利普京還帶來過一位流放此地的波蘭天主教教士，叫斯隆採夫斯基，有一個時期我們按原則接待了他，但是後來也就不再接待他了。
九
有一個時期，敝城上下在談到我們的時候，常常說我們這個小圈子乃是自由思想、荒淫無恥和不信神的策源地，而且這一謠傳還居然有人相信。其實我們進行的無非是最無害、最可愛、完全俄國式的既開心而又自由主義的閒談。「高階的自由主義」和「高階的自由主義者」，即沒有任何目的的自由主義者，只有在我們俄國才可能有。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就像任何一個思維敏銳的人一樣，必須有聽眾，此外還必須意識到他正在履行宣傳某種思想的崇高職責。最後還得有人跟他一起喝香檳酒，並在茶餘酒後進行某種愉快的交談，談談俄羅斯和「俄羅斯精神」，談談一般的上帝，尤其是「俄羅斯的上帝」；第一百次地重複盡人皆知而且說得老掉牙了的俄國醜聞。我們也不反對談談城裡的流言蜚語，而且有時還要對此給予義正詞嚴的、符合高尚道德的判決。我們也常常談全人類的問題，議論歐洲和人類的未來命運；我們還不容反駁地預言，法國在推翻了君主專制政體後，肯定會一下子降到二流國家的水平，並且深信這很快並很容易就會發生。我們早就預言，在統一的義大利，羅馬教皇只能充當普通的都主教的角色，並且深信，在我們這個人道、工業和鐵路的時代，要解決這整個千年難題不過是小事一樁而已。但是，要知道，由「俄國的高階自由主義」來處理問題，從來都是這種紙上談兵、光說不練的態度。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有時候也談論藝術，談得非常好，不過有點抽象。有時候他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時代的朋友（他談的都是在我國發展史上名垂青史的人物），他每次回憶起這些人的時候都十分感動，充滿景仰之情，但也似乎不無嫉妒。有時候實在閒得無聊，就讓猶太佬利亞姆申（省郵政總局的小職員），坐下來彈琴，他彈得一手好鋼琴，在彈琴的間歇則表演豬叫聲、雷雨聲、女人分娩時的喊叫聲和嬰兒呱呱墜地時的啼哭聲，等等，等等；請他來就是為了讓他幹這個。如果多喝了兩杯（這也是常有的，雖然並不經常發生），大家就變得興高采烈，甚至有一次，在利亞姆申的伴奏下，還合唱了《馬賽曲》，只是不知道唱得好不好。我們曾興高采烈地歡慶二月十九日這一偉大的日子，還在這以前很久就為歡慶這一日子的到來而頻頻乾杯。這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時既沒有沙托夫，也沒有維爾金斯基，而且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還同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住在一起，住在同一座宅子裡。還在這個偉大日子到來前的若干時候，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就養成了一種習慣，常常唸唸有詞地背誦一首著名的詩，雖然這詩顯得有點不倫不類，想必是某個過去的自由派地主做的：
莊稼漢手執利斧在前進，
即將發生可怕的事情。
似乎，都是這類反詩，原詩我記不清了。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有一次無意中聽到他在背誦，便他喝道：「胡說，胡說！」說完便氣呼呼地出去了，當時利普京恰好在場，便刻薄地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說：
「要是地主老爺過去的農奴當真在慶賀解放時給他們帶來某種不愉快的事，那就太遺憾了。」
他說時伸出食指在自己的脖子周圍畫了個圈。
「cherami，」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寬厚地對他說道，「請相信，這（他重複了一遍繞脖一圈的手勢）既不會給我們的地主帶來好處，也不會給我們大家帶來好處。我們即使沒有腦袋也搞不出任何名堂，何況最礙事的正是我們的腦袋，妨礙我們去理解應該理解的事情。」
我要指出，我國有許多人認為，在發表宣言那天將會發生某種非同尋常的事，即利普京預言過的那類事，要知道這些人乃是所謂的農民通和國家通。看來，連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也贊同這些想法，因此在這個偉大的日子即將到來的前夜，突然向瓦爾瓦拉·彼得羅芙娜請求出國；總之，他也開始不安了。但是，這個偉大的日子過去了，爾後又過去了一段時間，在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嘴上又出現了高傲的微笑。他向我們就俄羅斯人的性格，尤其是俄羅斯農民的性格發表了若干精闢的見解。
「我們這些人也太心急了，對我國的農民也太急於求成了，」他發表了一系列精闢的見解後最後說道，「我們把他們變成了時髦的話題，我國文學界中的某些人連續好幾年刺刺不休地把他們當成新發現的奇珍異寶大加稱道。我們把桂冠戴在他們長滿蝨子的腦袋上。俄國農村在整整一千年中給予我們的僅僅是喀馬林舞。一位頗會說俏皮話的優秀的俄國詩人，頭一次在舞臺上看到偉大的拉舍爾的演出時曾歡呼：‘我決不用拉舍爾來換一個鄉巴佬！’我要進一步說：我要用所有的俄國莊稼漢來換一個拉舍爾2。該是看問題清醒一些的時候了，不要把我國粗鄙的土產柏油與bouquetdel'impératrice混為一談。」
利普京立刻表示同意，但是他又指出，昧著良心去誇獎農民，在當時還是必要的，是一種時尚。甚至上流社會的太太小姐們在讀《苦命人安東》時也熱淚盈眶，她們中的某些人甚至還從巴黎寫信到俄羅斯給她們的管家，讓他們從今以後對待農民要儘可能人道些。
無獨有偶，在有關安東·彼得羅夫的流言剛剛傳開，在敝省，在距離斯克沃列什尼基總共才十五俄裡的地方，發生了一場誤會，當局一時怒起，派去了一隊士兵。這一回，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竟出乎意料地激動起來，甚至把我們嚇了一跳。他在俱樂部裡大叫大嚷，應當多派軍隊去，應當打電報到別的縣去調軍隊來；他還跑去找省長，向他保證，他與此事無關；他還提出請求，不要用老眼光看人，不要把他牽連到這件事情裡去，他還建議立即將他的這一宣告上報彼得堡的有關方面。幸虧這一切很快就過去了，結果是不了了之，不過我當時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態度感到很吃驚。
大家知道，過了約摸三年，有人談起了民族性，並且產生了一種「輿論」。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不禁啞然失笑。
「諸位朋友，」他教導我們說，「我們的民族性，如果當真像他們現在在報紙上硬要我們相信的那樣，‘業已誕生了’的話——那它還坐在學校裡，坐在某個德國的彼得中學裡，在唸德國書，在背背不完的德國課，而且，倘若需要，德國老師還會讓它罰跪，對這位德國老師我要誇獎幾句；但是最可能的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任何這樣的事情也沒有產生，一切都同過去一樣，也就是說，在上帝的庇護下一切都依然故我。我看，對於俄國，pournotresainterussie，這也就足夠了。再說，所有這些全斯拉夫精神和民族性——這一切都太陳舊了，並不新鮮。所謂民族性，如果您願意的話，永遠也不會在我國出現，除非它以俱樂部老爺的娛樂這一形式出現，而且還是莫斯科的娛樂，自然，我說的不是伊戈爾時代。最後，一切都由於閒得無聊。我國的一切，善行與義舉，也無非是由於閒得無聊。一切都是因為我國老爺可愛的、有教養的、刁鑽古怪的遊手好閒！這話我已經翻來覆去說過三萬年了。我們不會依靠自己的勞動生活！他們現在在那裡大轟大嗡地侈談什麼在我國‘業已誕生’的社會輿論——這麼突如其來，該不是無緣無故地從天上掉下來的吧？難道他們就不明白，要取得一種見解，首要的條件是勞動，自己的勞動，凡事都應有自己的首創精神，自己的實踐！不費吹灰之力是永遠得不到任何東西的。只要我們勞動，就會有自己的見解。可是因為我們從來都不勞動，所以迄今為止代替我們工作的人就會代替我們擁有他們自己的見解，我說的仍舊是那個歐洲，仍舊是那些德國人，他們當了我們二百年的老師。再說我們俄羅斯乃是個大誤會，這誤會單靠我們自己，沒有德國人幫忙，自己又不勞動，是解決不了的！因此已經二十年了，我不斷地敲響警鐘，不斷地呼籲勞動。我為呼籲這事已經貢獻了一生，並且像個瘋子似的對此堅信不疑。現在我已經不相信了，但是我仍在使警鐘長鳴，這警鐘我要敲到底，一直敲到死；我要不停地拉鍾繩，直到人們為我敲起喪鐘！」
嗚呼！我們只能唯唯諾諾地隨聲附和。我們向我們的導師鼓掌，而且還鼓得十分熱烈！那又怎麼樣呢，諸位，難道現在，有時候，不是經常還可以聽到這種同樣「可愛」、同樣「聰明」的「自由主義」的俄羅斯的陳詞濫調嗎？
我們的導師是信神的。「我不明白這裡的人為什麼都把我形容成一個不信神的人？」他有時候常說，「我信仰神，maisdistinguons，我信仰神就像相信一個僅僅在我身上意識到自己存在的生靈。但是我無法像我的納斯塔西婭（女僕）或者某個信仰神‘以防不測’的老爺那樣去信仰，或者像我們親愛的沙托夫那樣，不過，不，沙托夫不能算數，沙托夫的信仰是違心的，同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一樣。至於基督教，儘管我真心誠意地尊重基督教，但我不是基督徒。毋寧說我是古代的多神教徒，就跟偉大的歌德和古希臘人一樣。僅就基督教不瞭解女人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喬治·桑在她的一部天才小說中曾對此作了出色的描寫。至於頂禮膜拜、齋戒以及其他等等，我不明白，誰管得了我？這關他們什麼事？不管我們這裡的告密者怎麼費盡心機，我也不願做一個狡詐的耶穌會士。四七年，別林斯基還在國外，他給果戈理寫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強烈譴責他居然相信‘什麼神’。entrenoussoitdit，我無法想象有什麼比果戈理（當時的果戈理）看到這個提法以及……讀到全信的時候更滑稽可笑的了！但是，我先撇開可笑的地方不談，因為我對問題的實質還是同意的，因此我要說，並且指出，這才是一些真正的人！他們善於愛自己的人民，善於為人民受苦，為人民犧牲一切，與此同時，如果必要，他們也善於對人民不隨便苟同，在某些看法上對人民不縱容姑息。別林斯基絕不會當真在植物油或者蘿蔔燒豌豆中尋找救國救民之道……」
但這時沙托夫介入了。
「您剛才說的這些人就從來不曾愛過人民，既沒有為人民受過苦，也沒有為人民犧牲過任何東西，不管您對此怎樣富於想象，不管您怎樣聊以自娛！」他陰陽怪氣地悻然說道，低下了頭，在椅子上焦躁地別轉了身子。
「您說他們不愛人民！」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吼道，「噢，他們多麼愛俄羅斯啊！」
「既不愛俄羅斯，也不愛人民！」沙托夫也兩眼放光地吼道，「不知道的東西就不可能去愛，而他們對俄國人民一無所知！他們大家，也包括您在內，看俄國人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別林斯基尤甚；僅就他給果戈理的那封信便可一目瞭然。別林斯基就像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個好奇者一樣，在珍禽異獸展覽館中偏偏看不見大象，而將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國那幾只社會主義的小甲蟲身上；他看到這些小甲蟲後就萬事大吉了。要知道，說不定他還比我們大家都聰明！你們不僅對人民視而不見——你們還對人民不屑一顧，單憑這點就可窺見一斑，即在你們的想象中，所謂人民，那就只有法國人，而且還僅僅是巴黎人，你們引以為恥的是俄國人民居然與法國人不一樣。這就是毫不誇張的事實真相！誰心目中沒有人民，誰心目中也就沒有上帝！你們要清楚，所有那些不再瞭解本國人民並與他們失去聯絡的人，也就會在同等程度上立刻失去我們父輩的信仰，或者逐漸變成一個無神論者，或者逐漸變成一個冷漠的人。我說的是大實話！這是一個正在得到證實的事實。正因為此，所以現在你們大家——或者是可憎的無神論者，或者是無動於衷、道德敗壞的壞蛋，除此以外，什麼也不是！您也一樣，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我根本不把您看做例外，甚至可以說，我說的就是您，您要明白這道理！」
通常，說完這類獨白之後（這在他是常有的事），沙托夫就抓起自己的便帽，匆匆向房門走去，他深信，現在已經一了百了了，他已經徹底地、永遠地斷絕了自己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友好關係了。但是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卻總能及時地攔住他，不讓他走。
「沙托夫，咱倆作了這麼一大堆親切的交談之後，是不是該和好了呢？」他常常這樣說，寬厚地從安樂椅上向他伸出了手。
沙托夫行動笨拙，生性靦腆，不喜歡溫情脈脈。從外表看，他這人很粗魯，可骨子裡他的心卻似乎軟極了。雖然常常失去分寸，可是到頭來首先感到痛苦的還是他自己。聽到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這一番和好的表示後，他用鼻音支支吾吾地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像只熊似的在原地踏了一會兒步，突然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把自己的便帽放到一邊，又坐到原先的椅子上，兩眼死死地盯著地面。不用說，拿來了酒，於是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找了一個適當的理由宣佈乾杯，比如說舉杯紀念某個過去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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