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秋川真理惠回去後，我再度折回畫室。開啟所有照明，滿房間細細找了一遍。但古鈴哪裡也沒找見——它消失去了哪裡。

最後看見鈴是什麼時候的事呢？上星期日秋川真理惠第一次來這裡時，她拿起板架上的鈴搖晃來著，又放回了板架。當時的事我記得很清楚。後來見到鈴沒有？我想不起來。那一個星期我幾乎沒進入畫室，畫筆也一次沒拿。我開始畫《白色斯巴魯男子》，但全然進退維谷。秋川真理惠的肖像也還沒有著手，進入所謂創作瓶頸。

而不覺之間鈴消失了。

秋川真理惠穿過夜間樹林時，從小廟後頭聽見鈴聲傳來。莫非鈴被誰放回那個洞裡了？我是不是應該這就去洞那裡確認一下鈴聲是否實際從那裡傳來？

卻又無論如何也沒有心緒這就一個人踏入暗夜中的雜木林。這天始料未及的事紛至沓來，我多少有些累了。不管誰怎麼說，今天一天份額「始料未及之事」的分配應該已經完成。

去廚房從電冰箱取出幾塊冰放進杯中，往上面倒入威士忌。時間才八點半。秋川真理惠可平安穿過樹林、穿過「通道」返回家中了嗎？估計沒問題，不至於有值得我擔心的事情發生。按她本人說法，那一帶她從小就一直作為遊樂場來著。那孩子比外表有主見得多。

我不緊不慢喝了兩杯蘇格蘭威士忌，嚼了幾塊椒鹽餅乾，然後刷牙睡覺。或者半夜被那鈴聲叫醒也未可知，如以往那樣在下半夜兩點左右。沒辦法，到時再說吧！但最終什麼也沒發生——大概什麼也沒發生——睡到第二天早上六點半，一次也沒醒來。

睜眼一看，窗外正在下雨。預告理應到來的冬天的冷雨，安靜執著的雨，下法同三月妻提出分手時下的雨十分相似。妻說分手時間裡，我大體背過臉觀望窗外下的雨。

早餐後我穿上塑膠雨披，戴上雨帽（兩樣都是旅行途中在函館體育用品店買的），走進雜木林。沒有撐傘。我繞到小廟後頭，把蓋在洞口的板蓋挪開一半，用手電筒往洞裡仔細探照。裡面空空如也。沒有鈴，沒有騎士團長。但為慎重起見，我決定利用豎在洞裡的梯子下到洞底看看。下洞是第一次。金屬梯由於身體的重量每走一步都彎一下，發出讓人不安的吱呀聲。但歸終什麼也沒找到。僅僅是個無人洞。圓得很漂亮，乍看像是井，但作為井直徑過大。若以汲水為目的，無需挖這麼大口徑的井。周圍石塊的砌法也一絲不苟，如園藝業者所說。

我長時間一動不動站在這裡思來想去。頭頂有切成半月形的天空出現，沒有多少閉塞感。我關掉手電筒，背靠幽暗潮溼的石壁，閉目傾聽頭上不規則的滴雨聲。自己也不大清楚自己在想什麼，但反正我在這裡圍繞什麼思來想去。一個想法連上另一個想法，又和一個不同的想法連在一起。但怎麼說好呢？這裡有的總好像是離奇的感覺。又怎麼說好呢？簡直就像自己被「想」這一行為本身整個吞噬進去。

一如我帶著某種想法活著行動著，這個洞也在思考著，活著行動著，呼吸著伸縮著。我有這樣的感觸。我的思考同洞的思考在這黑暗中似乎相互盤根錯節，讓樹液你來我往。如自己與他者融在一起的顏料那樣混濁，界線越來越撲朔迷離。

不久，我被一種感覺——周圍石壁漸漸變窄的感覺襲上身來。心臟在我胸間發著乾澀的聲響一張一縮，甚至心臟瓣膜一開一閉的動靜都好像聽見了。自己彷彿正在接近死後世界那種陰冷的氣息就在這裡。那個世界絕非給人以厭惡感的場所，但現在還不應該去。

我猛然回過神來，切斷徑自行動的思考。我重新開啟手電筒四下探照。梯子還立在這裡。頭頂可以看見和剛才同樣的天空。見了，我放心地舒了口氣。我想，即使天空沒有了梯子消失了也沒什麼奇怪。這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我緊緊抓著梯子一格一格小心往上爬去。爬上地面，兩腿站穩淋溼的地面，這才好歹得以正常呼吸。心臟的悸動也逐漸停止下來。之後再次往洞裡窺看，用手電筒光照遍所有邊邊角角。洞恢復一如往日的洞。它沒有活著，沒有思考，牆壁也沒有收攏變窄。十一月中旬的冷雨靜靜淋溼洞底。

我把蓋子蓋回，上面擺上鎮石。照原樣準確擺上石塊，以便誰再挪動了馬上即可瞭然。而後戴好帽子，折回剛才走來的路。

問題是，騎士團長究竟消失到哪裡去了呢？我在林中路上邊走邊想。一晃兒兩個多星期沒見到他的身影了。而奇異的是，他這麼久沒現身多少讓我感到有些悵惘。縱使莫名其妙的存在，縱使說話方式相當奇妙，縱使從哪裡擅自觀看我的性行為，我也還是在不知不覺間對這佩一把短劍的小個子騎士團長懷有了類似親近感的感情。但願騎士團長身上別發生不好的事。

返回家中，走進畫室，坐在平時的舊木凳上（想必是雨田具彥作畫時坐的凳子）久久凝視牆上掛的《刺殺騎士團長》。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我往往這樣沒完沒了地看這幅畫。百看不厭。這一幅日本畫本應成為某座美術館最重要的藏品之一才是。而實際上卻掛在這狹小畫室簡陋的牆壁由我一人所有。以前也沒觸及誰的目光，藏在閣樓裡。

這幅畫在訴說什麼，秋川真理惠說，簡直就像小鳥要從小籠子裡飛去外面的世界。

越看這幅畫，我越覺得真理惠一語中的。確實如此。看上去確實像有什麼正拼命掙扎著要從那囚禁場所脫身而出。它在希求自由和更為廣闊的空間。使得這幅畫變得如此強有力的，是其中的堅強意志。鳥具體意味什麼呢？籠具體意味什麼呢？儘管都還沒有了然於心。

這天我想畫什麼想得不得了。「想畫什麼」的心情在自己體內逐漸高漲，簡直就像晚潮洶湧撲岸。不過畫真理惠肖像的心情還沒有形成，那還太早。等到下星期日好了。而且，讓《白色斯巴魯男子》重新上畫架的心情也沒能上來。那裡——如秋川真理惠所說——潛伏著某種危險的力。

我已經以畫秋川真理惠的打算把新的中號畫布準備在畫架上。我在畫架前面的木凳弓腰坐下，目不轉睛久久盯視上面的空白。但沒有湧起那裡應畫的意象。不管看多久，空白仍是空白。到底畫什麼好呢？如此冥思苦索之間，終於碰到此刻自己最想畫的畫圖。

我從畫布前離開，取出大型素描簿。我坐在畫室地板上，背靠牆，盤腿，用鉛筆畫石室畫。用的不是常用的2b，而是hb。雜木林中石堆下出現的那個不可思議的洞。我在腦海中推出剛剛看過的場景，儘量詳細描繪下來。畫近乎奇妙地密實砌成的石壁，畫洞口周圍的地面，畫那裡如鋪了一張美麗圖案的溼乎乎的落葉。遮掩洞口的那片芒草被重型機械的履帶碾得匍匐在地，一片狼藉。

畫這畫的過程中我再次陷入奇妙的感覺，恍惚自己同雜木林中的洞融為一體，那個洞無疑期盼被我畫下來，被畫得毫釐不爽。為了滿足它的期盼，我幾乎下意識地手動不止。這時間裡我感覺到的是沒有雜質的幾近純粹的造型喜悅。過去多長時間了呢？驀然回神，素描頁已被黑色鉛筆線條塗得滿滿一片。

去廚房倒了幾杯冷水喝，熱了咖啡倒在馬克杯裡，拿杯折回畫室。我把開啟的素描簿放在畫架上，從離開些的位置坐在凳上再次看這幅素描。樹林中的圓洞無比精確地活生生出現在畫中，看上去洞真正有了生命。或者莫如說，較之現實中的洞，更像是活物。我從凳上下來，湊近細看，又從不同角度看。我發覺，它令人聯想起女性的隱秘部位。被履帶碾碎的芒草叢看上去同陰毛毫無二致。

我獨自搖頭，不能不苦笑。完全是畫成畫的弗洛伊德式解釋。豈不應了那方面的大頭評論家似的腔調？「令人想起宛如孤獨女性性·器官那樣的地面幽暗的洞穴，看起來彷彿作為從作者無意識領域中浮現出來的記憶與欲·望的表象而發揮功能。」低俗！

儘管如此，樹林中那個奇異的圓洞同女性隱秘部位產生關聯這一念頭仍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因此，當稍後電話鈴響起的時刻，一聽聲就猜想是人妻女友打來的電話。

實際上也是她的電話。

「噯，忽然有了時間，這就過去可以的？」

我覷了眼鍾：「可以可以，一起吃午飯什麼的好了！」

「買點兒能簡單吃的東西過去。」她說。

「那好啊！一大早就一直工作，什麼都沒準備。」

她結束通話電話。我去臥室整理床鋪。拾起床上散亂的衣服，疊好收進衣櫃抽屜。洗了洗碗槽裡的早餐碟碗收好。

接著去客廳把理查德·史特勞斯的《玫瑰騎士》（喬治·索爾蒂指揮）的唱片一如往常放在唱機轉盤上，在沙發一邊看書一邊等女友到來。隨即倏然心想，秋川笙子到底看的什麼書呢？到底看哪一種型別的書看得那麼入迷呢？

女友十二點十五分趕來。她的紅色迷你停在門前，懷抱食品店紙袋的她從車上下來。雨仍在悄無聲息地下著，但她沒有撐傘。身穿黃色塑膠雨衣，頭戴雨帽，快步走了過來。我開啟房門，接過紙袋，直接拿去廚房。她脫去雨衣，下面穿的是鮮綠色高領毛衣，毛衣下一對乳··房隆起動人的形狀。雖然沒有秋川笙子的乳··房大，但大小程度適中。

「從早上一直工作？」

「不錯。」我說，「不過不是受誰之託，是自己想畫什麼。興之所至，樂此不疲。」

「任其徒然。」

「算是吧。」我說。

「肚子餓了？」

「啊，沒怎麼餓。」

「那好，」她說，「午飯不放在下一步？」

「好好，當然。」

「為什麼今天干勁這麼大呢？」她在床上稍後問我。

「為什麼呢——」我說。也許因為從早上就悶頭畫地面開的那個直徑約兩米的奇妙洞穴的關係。畫著畫著，覺得頗像女性生殖器，於是性慾被多少刺激起來了……無論如何這話不能出口。

「好些天沒見你了，所以強烈地需要你。」我選擇較為穩妥的表達說。

「那麼說真讓我高興。」她用指尖輕撫我的胸口說。「不過，實際上不是想抱更年輕女孩？」

「沒那樣的想法。」我說。

「當真？」

「想都沒想過。」我說。實際也沒想過。我把和她的性·愛作為性·愛本身加以純粹享用，根本沒想找除她以外的什麼人（當然，同柚之間的那一行為另當別論，那完全是另一種構成）。

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不把現在畫秋川真理惠肖像的事告訴她。因我覺得以十三歲美少女為模特畫畫這點，說不定微妙刺激她的嫉妒心。無論怎樣的年齡，對於所有女性來說都無疑是微妙的年齡。四十一歲也罷，十三歲也罷，她們都總是面對微妙的年齡。這是我從迄今經歷的少許女性中切身學得的一個教訓。

「對了，不認為男女之間的關係總像是不可思議的東西？」她說。

「不可思議？如何不可思議？」

「就是說，我們這麼交往著——儘管前不久剛剛認識，卻這樣整個赤身裸·體摟在一起。毫不設防地、毫不害羞地。這樣子，想來不是不可思議的？」

「或許不可思議。」我靜靜認可。慶餘年小說

「噯，作為遊戲考慮一下好了！雖說不純屬遊戲，但類似某種遊戲。如果不這麼考慮，情理就講不通。」

「考慮考慮。」我說。

「那，遊戲要有規則的吧？」

「要有。」

「棒球也好足球也好，都有一本厚厚的規則手冊，上面分門別類寫著五花八門的瑣碎規則。裁判員和選手們都得牢牢記住才行。不然比賽就不成立。對吧？」

「正解。」

她在此停頓片刻，等待我把那一場景深深植入腦海。

「這樣，我想說的是，我們有沒有曾就這遊戲規則好好商量過一次。有的？」

我略一沉吟說道：「我想大概沒有。」

「但現實當中我們是按照某種假想規則進行這一遊戲的。是吧？」

「那麼說來，或許是那樣的。」

「那可能就是這麼回事，我想，」她說，「我按照我知道的規則進行遊戲，你按照你知道的規則進行遊戲。而且我們本能性地尊重各自的規則。只要兩人規則不相撞而帶來麻煩的混亂，這一遊戲就得以順利進行。大約是這樣的吧？」

我就此思量片刻。「或許是那樣的。我們基本尊重各自的規則。」

「但與此同時，我在想，同尊重或信賴什麼的相比，恐怕更是禮儀問題。」

「禮儀問題？」我重複她的話。

「禮儀很重要。」

「的確怕是那樣的。」我予以認可。

「不過，假如信賴啦尊重啦禮儀啦不再正常發揮作用，雙方的規則相互衝撞，遊戲不能一帆風順的時候，那麼我們就不得不中斷比賽，商定新的共同規則。或者必須直接停止比賽，退出賽場。而選擇哪一個，無需說，就是重大問題。」

那正是我的婚姻生活中發生的事，我想。我們直接中止比賽，悄然退出賽場，在三月一個冷雨飄零的星期日午後。

「那麼，」我說，「你是希望在這裡就我們的比賽規則重新談一談？」

她搖頭道：「不，你什麼都不懂。我所希望的，是根本就不談遊戲規則，一概不談。正因如此，我才這樣在你面前一絲不掛。這樣無所謂的？」

「我倒是無所謂。」我說。

「最低限度的信賴和尊重，尤其禮儀！」

「尤其禮儀！」我重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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