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許多問題是永遠也解不開的方程式。
一卓乃麗
一塊低沉沉的黑雲飄到頭上，隨著溼潤潤的風，早春的細雨灑下來。我暗自慶幸，剛好找到她的家。
這是個臨街的小門，單扇的；上邊的油漆剝落殆盡，淨是一條條長長的乾裂的口子。毫不起眼的破門小戶，難道她就在這兒？
我敲了兩次門，每次三下，裡邊有響動，就是沒人來開門。雨催逼著我快些叫開門，我剛剛舉起彎曲的食指，忽然「嘩啦」一聲門開了，堵著門口站著一個形容消瘦的年輕女人，一張發黃卻五官端正的面孔繃得像一塊又平又硬的木板，還氣哼哼的。莫非我的敲門聲和猝然來訪打擾了她？不，恐怕並非完全是這個緣故。因為她那雙黑亮亮的大眼睛正在警覺而又嚴厲地上下打量著我。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不利於她的因素。可是我的行裝再平常不過——一身普普通通的藍布制服，舊布鞋，除去胳膊間夾著一個黑色的人造革的公事包外，再沒什么別的了。但她的目光就落在這公事包上，停了一瞬，然後仰起臉朝我，略帶一些傲氣，很生硬地說：「我不認識你。」這完全不是對一位陌生來客應該說的話。
「我卻是找你來的！你是卓乃麗吧？」我很冷靜，又很冷淡，以表示對她不禮貌態度的反感。
「什么事？」她依舊那樣神氣，並堵著門口，絲毫沒有讓我進屋去的意思。
雨沙沙地落在我的帽頂和雙肩上，她居然這么不動聲色地看著我挨淋，我有些惱怒了：「我是馬鞍縣人民法院的，為了你的離婚案特意來的！」假如我不是公職在身，而是私訪，我會挖苦她兩句然後掉頭就走。
她聽了我的話，臉上竟做出一副奇怪得有些滑稽的表情，說不清是嘲弄、是譏諷、是無可奈何，還是別的什么意思。然後一扭身往屋裡走去，隨口說了一句：「那就進來吧！」門口讓開，我隨她走了進去。
「坐吧！」她說，但並不說叫我坐在哪裡，就去整理她床上揉成一團的被子。我見屋中間一張小桌旁有把高背的舊椅子，就坐下了。她卻幹她的事，也不搭理我，好像屋裡只她一個人。此時，我便感到自己對於要辦的事已經不像來時那樣樂觀了。
昨天下午，縣法院的副院長找我，交給我一個據說是「十分棘手」的事——一樁離婚案。而這樁事在我們縣裡像什么稀奇的新聞一樣，早被鬧得無人不知，自然也不止一次傳進我的耳朵裡。這事不歸我管，我知道得並不多。只知道八年前趙家屯公社大榆樹大隊來了一個女知識青年，沒過一年就嫁給本隊一個名叫趙鎖柱的光棍。大榆樹大隊還把這樁親事當作「知識青年紮根農村」的典型事例報到縣裡。當時我正在縣裡當文書，這份材料經過我的手，好像還在哪個報上報道過。此後，我隨縣裡的一些幹部到趙家屯公社修了三個月的水渠，聽人說那女知青和趙鎖柱的日子過得蠻好，還養了一對雙胞胎，都是小子。我沒見過這兩口子，還真有點兒想看看大城市裡的姑娘和鄉壤間長大的小夥子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但半年前，忽聽說那女知青突然提出要同趙鎖柱離婚，而且一開口就像板上釘釘子，敲得死死的。趙鎖柱不同意，那女知青就硬撇下趙鎖柱和兩個兒子，隻身回城去了，一去四個月，再也不回來。似乎不管趙鎖柱幹不幹，就這么長久地分開了。人們就議論開了。有的說那女知青，有的說趙鎖柱，說好說壞，說是說非，什么髒話歹話都有。我向經辦此案的老呂打聽究竟，沒料到老呂也說不清楚，看來他是贊成趙鎖柱的。我問他為什么，他卻說那女知青的道理聽不明白，有些「詞兒」也「古里古怪得弄不懂」，甚至「學說都學不上來」。並說自己肚子裡墨水不多，對付不了那個「能說會道、胡攪蠻纏」的女知青。這個案子一直未得了結。誰想，昨天下午就落在我頭上。副院長說我有口才，排難解紛最有辦法，縣法院裡又唯有我一個大學畢業生，應付一個高中畢業的女知青綽綽有餘。看來這事非我出頭不可了。我答應下來，昨晚在心裡做了一番安排：先得做些調查，按照法院對待離婚案的常規，除去情況特殊之外，一般是盡力說服雙方言歸於好，將要求離婚人的理由想方設法一一駁倒就是了。朋友不打不成交，夫妻不打不算好。世界上怎么會有解不開的疙瘩。何況同事們都說我一個舌頭能頂上一個手指頭呢！但我現在望著這年輕女人的背影，感覺像一扇鏽死的大鐵門，用尋常的力氣是打不開的。
我點上一支菸，想使自己沉靜下來，對這件將要著手的事擺出一副十分認真的架勢，順眼環視了這間小屋。這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破舊、凌亂、簡陋，除去兩張單人小床和一個櫃子，其餘都是些破破爛爛、零七八碎的東西了。屋裡有股濃濁溼澀的氣味，也許是因為陰雨的天氣裡地面返潮？還是她剛剛起床不久，尚未開窗通風？那窗子也不過是個二尺多見方的小窗洞，裝著鐵柵，方向朝北，估計在晴天裡陽光對於這間蹩腳的小屋也是吝嗇的。屋裡四角的東西看不清，雜亂地放在身旁小桌上的一堆書倒看得一清二楚。有海明威、羅曼·羅蘭的小說，有盧梭的《懺悔錄》，還有黑格爾的那本厚厚的《美學》，等等。有些書我上大學時讀過，有些是不曾讀過的，只知道那些著作家的赫赫大名。有人說，從一個人身邊的書，可以找到通往他心底最絕妙的縫隙。但我順著眼前這些艱澀難深、絕不是一般消閒解悶的書，便發覺這女人的心絕非淺薄，而是一口莫測的深井了。我還沒同她談話，僅僅是眼前這些書，這間小破屋，就把縣裡那些關於她「這女人在城裡有外心」「她撇下丈夫孩子回城享清福去了」等似乎可信的議論，無聲而悄悄地駁倒了。那么她——
「你有什么話就問吧——」卓乃麗的話打斷我的思索。這時，見她已坐在歸置齊整的床鋪邊上了。頭髮也像剛梳了幾下，整齊些了。她的目光平靜地直視著我。
不知為什么，我開頭幾句話顯得不夠老練，缺乏準備，甚至有點兒倉促而慌張——這是我從未有過的：「你們的離婚問題……是什么時候提出來的？」這句話其實完全沒必要問。於是我馬上遭到她不客氣的反問：
「你那公文包裡沒記著嗎？」
但她這句話，她這不近人情的神態和能言善辯的嘴巴，卻把我的能力、好強和自負都刺激起來了。剛剛身上那些拘束和困惑的感覺一掃而空，一股挺身應戰似的興奮勁兒使我精神百倍。我像詩人忽然來了靈感那樣，一句單刀直入的話來到唇邊，我把話鋒直衝著她說：
「我這次來主要是弄清楚你提出離婚的理由。你以前提出的那些理由只對你自己講得通，對第二個人——尤其是對趙鎖柱就講不通。因此也不容易被法院所准許。」
誰知我這幾句話對她竟發生如此強烈的效力。她像給一根粗粗的針狠刺一下，登時霍地站起身來，臉漲得通紅，但她沒有對我大發雷霆，只是瞠目看著我。隨後，她的表情變得相當高傲，那張發黃而端正的臉一歪，對我嘲笑地說：
「哼！你剛進來時，我冷淡了你，心裡還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呢！現在我倒很相信自己的推測，你們全是一個模子扣出來的。我想問一問，你們那裡有沒有人懂得人需要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夫妻之間起碼需要共同語言？難道你們的職責就是維繫著一個個建立起來的家庭不破裂，而不去理會這個家庭的基礎是痛苦還是幸福？你們嘴裡的唾液就像黏合劑一樣，只有把破裂的家庭黏合在一起才是你們的職能？可惜，我不是鳥兒，不是田鼠，不是低階動物。是人！人需要精神生活與感情生活，而且人的最高的生活權利，就是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來決定自己的生活，它和人的肉體一樣不容侵犯。至於離婚，那是我個人的事，我不管我的理由別人懂不懂！」
噢，聽了她這一番被激怒而傾述出來的話，我初步理解了她離婚的根由，並聯想到這些話在原先經辦此案的老呂的耳朵裡當然是莫名其妙的。我想，下面的工作是進一步瞭解她的想法，而且我知道，對於這樣一個性格的女子，必須故意站在她對方，刺激她多說，才能更深地瞭解她。
「你說離婚是你個人的事，這句話只對了一半，因為所謂‘離婚’，總有個對方，就是趙鎖柱。對於法律來說，只有離婚雙方同意，達成協議，才能被法律承認。如果趙鎖柱不同意，我們不能強迫他。這一點是法律，也是常規，你總該明白吧？」
她聽了，似乎冷靜下來一些，咬了一下嘴唇輕輕說了一聲：「明白。」隨後，她再次又惱火又衝動，手一擺說，「他是無法理解我的離婚理由的。也許正因為這個，我更堅持離婚……我，我有自己的辦法。如果法院不准我們離婚，我會在不觸犯法律的情況下，達到自己的目的。」
「你怎么做？」
「那是我的事。我有支配自己命運的權利！」
「難道你……」
「嘿！」她冷冷笑了一下說，「你放心，我不會輕生的。如果我有這個意思也不會對你表示出來的，那不是用‘死’來威脅政府機關了？再說，我愛生活，對生活充滿信心，也很自信。我離婚也正是為了更好地生活。」
「那么你想怎么做？！」
她瞅了我一眼，說：
「我永遠不再回到趙鎖柱那裡去，一直在這兒待下去。」
「那你怎么生活？」
「我問你，什么是生活？生活駕馭人，還是人駕馭生活？如果有兩種生活：一個是自由自在、依照自己的志趣安排每天的二十四小時；一個是整天跟毫無共同之處的所謂的‘愛人’吃飯、忙家務、睡覺，你選擇哪種？」
「你……你這么下去，要到哪一天？」
「直到老，到死；或者社會進步了，人的一切受到應有的尊重；精神生活變得不是可有可無的，人們認識到它的價值，承認它在夫妻之間是第一位的；你們這些辦理離婚案的人也都不是循規守舊的和事佬，我的狀況或許會得到改變，但我不抱希望。」
「你可真爽直！」我說，「你認為我們沒有頭腦，不會思索，什么都不懂嗎？」
「不，我的理由並非什么高深的道理。你們的腦袋裡也不乏思維的成果，不乏見地，但你們辦起事來就不依靠自己的大腦，而是依賴條文、成規，還有傳統的概念。傳統就是正統；正統就是天經地義、不可違背的。你們早已習慣成自然，從來就不去驗證一下那些傳統的概念是否合乎人情事理，而是硬要把生活扭曲了，裝進那一個個固定不變的套子裡去！」
「如果我個人認為你的話也不無道理呢？」我突然問她。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說出這樣的話。但我說這句話時似乎有些衝動，是不是給這女人頗有些真知灼見的話打動了？
她聽到我的問話，微微一怔，開始用一種鄭重和認真的神情打量我，彷彿在分辨我是怎樣一個人。剛才眼裡射出的惱怒、昂憤、過激、咄咄逼人的光芒，好像水面上強烈的反光，一下子掠去了。只剩下一雙幽幽深潭般的眼睛，陷在她凹進去的發黑的眼窩裡，異常冷靜，上邊好似還罩著一層淡淡的寒霧。她慎重又好奇地注視著我。一瞬間，我明白地感到坐在我對面這年輕的女人有著沉重的心事。凡是性情乖僻的人，大都是由非凡的經歷和特異的環境塑造成的；有如一件破損了的古物，其間必然經歷過許多不為人知的磨難……
我忽覺手指熱辣辣的，原來菸捲已經燒到了根兒。我扔了菸頭，重新點上一支菸，抽了兩口，把話題轉到更關鍵的地方：
「我們暫且不議論你的理由。我很想知道，你這些想法是早在同趙鎖柱結婚之前就有了，還是以後才有的。」
她停頓一下，說：
「當然是以後。因為任何結論性的想法都產生在事情發生過後。」
「你與他結合之前難道不了解他？」
「不瞭解。」
「什么？你們沒交過朋友？沒談過話？」
「幾乎沒有。不僅婚前，直到現在。七年吧！」
「為什么？你們吵過架？」
「不，從來沒吵過架。有時我倒想和他吵吵架，因為我寂寞得難受。但偏偏他脾氣很好。一句話可以對你講明，我們沒話可說。想想吧！如果讓你和一個跟啞巴差不多、只知道下地幹活的人共同生活一輩子，你受得了嗎？」
「那你為什么要嫁給他？你又不是被迫的！」
「不，我是被迫的。」她的聲音低沉，口氣卻肯定。
這使我十分驚訝：
「誰強迫你的？」
「我。自己強迫自己。」她說。
她的話愈來愈使我驚奇莫解。如果單聽她這句話，會以為她在故弄玄虛，但她的表情卻告訴我，這句話後邊隱藏著難言的沉重的內容。她一會兒埋下頭去，好像有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後頸上，半天抬不起來，只能看見她蹙緊的眉頭；過一會兒，她又仰起頭來，繃緊嘴唇，眼裡放出硬充強者那樣狠巴巴的光來。彷彿只有這樣，才能甩開纏繞在心上的痛苦的繩索。
「你為什么強迫自己？」我說，「我看得出，即使七八年前你也是個有主見的姑娘。是不是因為當時家庭、社會，或者你自己的處境所迫？我明白，有時外界的壓力是不可能抗拒的，尤其是看不到希望時，只能屈從生活強加給你的……我說得對嗎？」
顯然我的話深進到她的心裡，撥響了她心底的弦。每人心底都潛藏著一根弦，輕易觸不到，長久默不作聲，但一旦碰響了它，就會顫動不已地發出真正的心聲……我留意到，她的眉毛輕輕地下意識地一揚一揚，嘴角時而微微抽動一下；她的一隻手無意識地在床單上劃來劃去——這便是她內心翻騰的情緒流露在外的徵兆了；她直怔怔望著我的目光也再沒有一絲一毫的生硬、警惕和輕蔑的神氣了。我感覺她好像要對我說什么更深一層的話了。
「是的。我可以告訴你當時的情況。因為我看得出，你不像你的同事——那個來找我幾次的姓呂的——那么愚蠢。我嘛——唉，簡單地說吧！從小就死了母親，我是獨生女，一直與父親相依為命。父親是搞‘冷凍’裝置的。首都體育館的人造冰場就是我父親參加設計的。那時的生活自然挺不錯，不過，這都是過去的事了，跟一場美夢差不多。緊接著的是比噩夢還可怕的現實。七一年，父親因為叔叔的問題，受到牽連，給抓起來。我的家被抄了，家裡的東西被我父親單位裡的一些人作為‘查抄物資’分得一乾二淨。我被趕進這間小屋，每月八塊錢的生活費，那年我剛好高中畢業，學校和街道居委會天天來逼我下鄉。我去找姑媽。她再三鼓動我下鄉，大概她怕我沾上她。我姑父家的一個遠親在大榆樹大隊當會計。他們就通過這個會計把我送到鄉下。這地方離城裡不遠，總比那些到天涯海角去安身的知青強。我還得感謝我那姑父和姑媽呢！哼！可是好事總與我無緣，倒霉的事卻常常和我碰面。我在鄉下幹了一年多就得了腎盂腎炎，腰疼得直不起來，下不了地。生產隊又沒輕活，隊上只要給我找點兒輕活就會招來別人的閒話——這些鄉下的事你會比我更清楚。我回城來又找我姑媽。人的自私往往最可利用。她怕我沾上她，就會為我加倍地賣力氣。他們辦得可好，很快就給我找了一條出路——就是託我姑父那個當會計的遠親，在隊裡給我找一個丈夫！」
「趙鎖柱嗎？」
「對，我在隊裡生活這半年，常常見到這個人。比我大八歲，個子高一頭，長得很壯實，渾身都是力氣。但我除了看他在地裡從早到黑不停地幹活之外，不知他怎么生活的。我只聽說他是條單身漢，二十歲死了爹孃，沒有兄弟姐妹。由於他小時候摔過一跤，腦門留下一道疤，村裡人說他破了相，一直說不上媳婦——我聽說是他就答應嫁給他。」
「你們經人介紹後也沒好好談談？」我插問。
「沒什么好談的。也沒什么可談的。我沒有別的出路。一個人到了那個地步，有條路，不管通不通，也得走下去。我那姑媽、姑父又再三勸我嫁給他。說他已經答應了，結了婚，不叫我下地。我的戶口在農村，回不來，又有病……你要問我當時到底怎么想的，我也不好說。反正我總得活著吧！他要娶我，我肯嫁他，然後我往他家一住，就算成了親，多么簡單！」她說著，嘴角露出一絲譏諷的冷笑，好像譏笑自己。
「就這樣嫁給他，你不覺得有些輕率？」
「那個時代，人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別的事還談得上什么輕率不輕率。別忘了，我是一個‘反革命子女’，他出身貧農，大概反而會有人認為他娶我才是輕率的呢！」她說到這裡沉吟片刻，聲音降了半度似的低沉下來，「你知道，我答應嫁給他的前一天，哭了整整一夜。我心裡很清楚，如果我嫁給這樣一個人，我曾經對生活美好的幻想、我的志向、我的追求，等等，一切全完了。只剩下一個四肢活動的軀體，跳動著的心臟，為了填飽肚子而每天張開三次的嘴巴。但現實是霸道的，它逼迫你拋開自己的一切去服從它。我那時畢竟年輕，簡單，沒辦法，有軟弱的一面，只好乖乖地服從了。因為這個男人能叫我活下來，除此我再沒別的出路。
「我感激他可以用別的方式，難道必須像贖身那樣跟隨他一輩子？」
「你們在一起生活了七年，能說沒感情嗎？」
「人的感情是多種多樣的。嚴格地說，雖然我們共同生活了七年，卻不存在夫妻應有的那種感情。他不叫我下地幹活，人很老實，能吃苦，是個好人。他養活了我和兩個孩子；我呢？給他做做飯，縫棉衣，照看家裡。這隻能說我們之間互相照顧得很好，但這談不上我喜歡他，更談不上愛他，自然也談不上我們之間存在著夫妻感情。因為我與他在精神上格格不入。我們只像兩個星球一樣，各按各的軌道執行，誰也不犯誰，但互相是沉默的，毫無共同的相通之處。我的全部精神生活，就是到城市裡探親時，找老同學借幾本舊書帶回去看看。一旦有了想法，只能把自己分作兩個人，自己對自己談。有時，在村裡看電影回來，對他談談感受他也不懂。我要認真對他談起來，他最多隻會皺著眉頭說兩個字：‘啥呀！’他沒上過學，會寫的字超不過一百個。當然這並不能說他不好，沒有文化並不是一個人的過錯，但與我共同生活就不合適。或許他以為這種日子過得挺好，但我受不了！我以為，夫妻不合適，可以各擇其路，為什么偏偏要硬湊在一起？像一根線拴兩個螞蚱，死了也拴得結結實實的。你那位姓呂的同事說我的離婚理由‘不能成其為理由’。我又驚奇，又氣憤。我問他到底什么理由能‘成其為理由’？為什么夫妻一方沒有生育能力就可以離婚？難道夫妻生活就是溫飽加上養活孩子？」
她提到「孩子」，我禁不住問：
「如果你們真的離婚了，孩子就不能生活在自己的親生父母的身邊。你是否想過，這對孩子的身心成長以至性格的形成都會有影響？」
她聽了我這話，沉吟良久。誰想到這位口齒伶俐、頗有主見的女人一下子變得躊躇和猶豫了。可是她像黯淡下來的燭火突然爆了一下火花，重新閃出光焰，她說出了溢滿決心的話：
「同志。你的問題好厲害！孩子的哭聲會使走投無路、決意投河的母親回過身來。母子的感情是切不斷的最堅韌的繩索。但這一切我早都想過了。因為對於我，這繩索是鎖鏈，會一輩子牢牢把我拴在趙鎖柱身邊。我下了決心。孩子歸他歸我，一人一個，怎么都成。決心不可能再變。我年輕時曾經有過的怯弱、順從、害怕孤獨、依賴性等這些弱點，已經叫我吃盡苦頭。現在應當結束了，而且只有我的決心才能使它結束。至於你——同志，如果你是瞭解情況來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如果你是來做什么調解說服工作的，就請你不要再抱任何能夠見到成效的希望。我沒話可說了！」
「我想再問你一句。據我所知，你父親已經落實政策了。你不怕有人說，你離婚是要甩掉農村的鄉巴佬，回城追求享受？」
她一聽這話，可有點兒動火，手指向四下一掃，說：
「哈！那就請大隊、公社和縣裡派個參觀團來看吧！我就這間小屋。原來的房子住了人，成了既成事實，搬不回去了。我家是落實了，發還的傢俱東西就剩這些！我爸爸沒錢，只落了一身病。人過六十，落實了也就退休了。至於人們再怎么想、怎么猜、怎么說，就由他們說去好了。在人們的閒話裡，大概沒有一個完美的人，總是更壞一些，而不是更好一些。弱者會在閒話裡畏首畏尾，最後被搞得神經衰弱。我不管他們怎么說，因為那是他們吃飯後信口說的。誰都知道，議論一個普通的人是不負法律責任的。」
於是，我們沉默下來。說實話，剛剛這一番談話，是我來時不曾料到，沒有任何準備，又似乎是難以駁倒的。我再點上一支菸，想理一理自己紛亂一團的思緒時，她正呆怔怔瞧著窗外。外邊的雨比剛才緊了一些，密密地細細沙沙有聲了，而且聽到屋外什么地方有沉重的滴水聲。不知由於天亮了些，還是我的眼睛已經適應了屋裡的光線，此刻小屋內的一切都歷歷在目，得以細細端看：她的小床前放了一張方木凳，代替床頭櫃，堆滿了書報雜誌，上邊還散亂地放著不少張寫滿字的紙，有的掉落到凳子後邊去。凳子腿旁遺落了一支廉價的、沒有筆帽的圓珠筆。小屋只有一盞燈，從屋頂中央垂吊下來；一根長長的燈繩是用麻繩和塑膠條接起來的，由屋頂直扯到她的床邊，末端拴在床背的欄杆柱上。其餘的便是破箱子啦、柳條包啦、紙盒子啦……一堆竹竿、木條、煙囪和雜七雜八的東西豎在屋門後。屋裡像樣的東西唯有一件老式的五屜櫃，也蒙著一層塵埃，上邊放著一個竹殼暖瓶；玻璃杯裡隔夜的剩茶根兒變成焦黃顏色；還有一塊吃剩下的麵包頭攤在半張信紙上。四壁空空，沒有一樣裝飾物，沒有畫兒，只有滿牆剝落的牆皮和大大小小的釘子眼兒；還有一個打卷兒了的蠅拍掛在禿壁上，大概自去年秋天蠅蚊絕跡後一直掛在那裡的。牆下半邊糊了一圈報紙，想是為了隔潮，卻早浸染上一圈圈發黃的溼漬……處處顯得拮据、清貧、狼狽、無精打采，這裡便包含著她目前生活面貌的全部內容了吧！難道在這裡她生活得反而更自在、更快活、更溫暖、更幸福？在凡人的眼裡，一個嚮往著自己的精神目標的人的生活往往是不可思議的。她撇下自己的親生骨肉，卻在這一方天地中為了某種追求而甘於寂寞，情願吃苦，這就不覺引起我的同情，或者毋寧說是一種敬重了。但她能永遠這樣生活下去嗎？我禁不住問她：
「你就永遠這樣生活下去？你如果真離了婚，你對自己的將來有沒有什么設想？」
她回答得倒挺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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