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上獵犬狩獵狐狸，這種荒僻地帶的方式展示了一個激動人心的範例，其中只有部分並且很可能無害的機械化介入。這是最純粹的戶外活動之一，其中包含著真正的柵條風味，也擁有第一流的人與地球關係的戲劇性。狐狸是被刻意留在射程範圍之外的，因此，倫理約束也得到了體現。可是我們如今卻坐在福特汽車裡追蹤狐狸！巴格爾·安的叫聲和廉價小汽車的喇叭聲混作一團！不管怎樣，總算沒有人試圖發明機械獵犬或是在獵犬鼻子上鉚上一個可調節喉縮。也沒有人試圖用留聲機或者其他什么毫無痛苦的捷徑來傳授馴狗課程。我猜想，裝備設計者在獵犬的世界裡是無能為力了。

把戶外活動的弊病全部歸咎於物理輔助工具發明者是不準確的。廣告業者提供了設想，而設想絕少像實物工具一般誠實，雖說它們或許同樣無用。在這些設想中，有一個值得特別提出來說一說，那就是「到哪裡去」部門。能夠知道哪裡是打獵或垂釣的好地方，是一種非常私人化的能力財富。它同釣竿、狗或獵槍一樣，是可以作為個人的善意出借或贈予的東西。可若是把它們作為輔助工具掛在戶外活動的賣場上，在我看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進至於將它們當作免費的公共「服務」提供給所有人，在我看來更是大大不一樣。如今，就連「環境保護」部門也在告訴湯姆、迪克和哈利們，哪裡有魚會咬鉤，哪裡有一大群野鴨會冒險飛下來尋找吃食。

所有這些有組織的無序化都在漸漸剝離戶外活動中最本質的個人要素之中的個性因子。我不知道正當與非正當行為之間的分界線是劃在了哪裡——然而，我確信，「到哪裡去」部門已經將一切理性的邊界都打破了。

如果在某個地方狩獵或釣魚的確很好，那么「到哪裡去」服務便足以誘使戶外活動參與者的慾望無節制地膨脹。如果它們不那么好，廣告業者又必定會採取更多、更有說服力的方式加以宣傳。釣魚彩票就是其中之一：在那裡，人們在某幾條人工養殖的魚身上貼上標籤，告訴釣魚者，如果釣到中獎數字，就會獲得相應的獎金。這種科技與桌球室的古怪混血兒註定使得許多早已耗竭的湖泊仍然得承擔起過度的捕撈，同時也為許多鄉村商會奉上了可資洋洋自得的自豪感。

對於職業的野生動植物管理者來說，若只想著潔身自好而對這些事避而遠之，無異於尸位素餐。產品工程師和銷售者隸屬同一陣營，兩者拴在同一條繩子上。

野生動植物管理者們試圖通過控制環境實現在荒野中繁育獵物，如此一來，狩獵便從獲取行為變成了保育行為。如果這樣的變化真的發生了，它對文化價值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必須承認，「柵條」風味和公開免費獲取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性的關聯。丹尼爾·布恩連等待農作物生長的耐心都沒有，遑論野生動物。或許，老派獵人頑固地拒絕接受保育理念正是他的「柵條」傳承的體現。又或許，保育之所以遭到抵制，正是因為它違背了「柵條」傳統中的一大要素：自由狩獵。

機械化未能為它所摧毀的柵條價值提供任何文化替代品——至少我沒有看到。保育或管理提供了一種替代品，名叫「荒野耕作」，在我看來，它至少具有可與之匹配的價值。為了野生動植物的保育而對土地加以管理，這樣的經驗與任何其他形式的耕作行為有著同樣的價值，它們都能夠提醒我們記起人與地球的關係。更有甚者，倫理約束也蘊含其中——像這樣管理獵物而非依賴於控制捕獵者是需要更高水平的倫理約束的。那么，或許可以得出結論，獵物保育削減了一種價值（柵條），但同時對另外兩種價值有所提升。

如果我們將戶外活動視作戰場，不知疲憊的機械化程式與完全停滯不前的傳統是衝突雙方，那么有關文化價值的前景就真是一片黑暗了。但為什么我們有關戶外活動的觀念不能像我們那不斷加長的裝備名單一樣成長呢？或許文化價值的救贖就在於掌握主動。我——不只我一個人——相信時機已經成熟。戶外活動愛好者能夠自行決定未來的模樣。

比方說，最近十年裡已經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戶外活動形式，它不會破壞野生世界，它利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它繞開了他人土地借用限制的問題，並且大大提高了單位土地面積上的人口承載力。這種活動不受獵物袋尺寸的限制，也沒有休獵季。它需要老師，不需要監察者。它要求一種具備最高文化價值的全新的叢林知識。我說的這種活動，就是野生動植物研究。

野生動植物研究最初是以不容窺探的專業領域面目出現的。無疑，更加困難、艱苦的研究工作和課題必須留給專業人士來完成，但仍然有足夠多的問題適合不同程度的業餘愛好者參與。在機械發明的領域裡，業餘愛好者早就介入了研究工作。在生物學的領域裡，業餘愛好者的研究也有競技的價值，這一點才剛剛開始被人們認識到。

就像瑪格麗特·莫爾斯·尼斯，一位業餘的鳥類學者，在她自己家的後院裡研究歌帶鵐，成了鳥類行為的世界權威，比許多在公共機構中研究鳥類的專業學者做得更加出色，思考得也更加深入。查爾斯·l.布若雷，一名銀行家，喜歡為鷹戴上標記環志，以此作為娛樂，卻發現了一個此前無人知曉的事實：有的鷹冬天在南邊築巢，卻也會飛到北邊的森林裡度個短假。草原上的小麥農場主諾曼·科瑞多和斯圖爾特·科瑞多，以及馬尼托巴，在他們的農場裡研究動植物，成了知名的權威人士，熟知從本地植物到野生動物圈的一切。艾略特·s.巴克爾，一名新墨西哥州群山間的牛仔，完成了一本有關那最不可捉摸的貓科動物——美洲獅——的著作，併成為該領域最好的兩部著作之一。如果有人說，這些人是在工作而不是娛樂，別相信他。他們只是發現了，戶外活動的最大樂趣存在於觀察和探索未知之中。

鳥類學、哺乳動物學和植物學如今已為大多數愛好者所知，但這些領域可能提供給（以及開放給）業餘愛好者的，目前還只是幼兒園級別的小打小鬧。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之一在於，整個生物學教育（包括在野生動植物方面的教育）都旨在保持專業學界在研究方面的壟斷權。留給愛好者的只不過是虛假的發現之旅——去重複驗證專業權威已經知道了的東西。年輕人需要被告知的是，建造完成的航船就停泊在他自己頭腦的幹船塢裡，隨時可以揚帆出海，自由航行。

依我所見，推廣野生動植物研究活動是對抗野生動植物管理行業的最重要一環。野生動植物還有另一個價值，如今仍只有少數生態學家看到，可是這一點或許對整個人類來說都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知道了，動物種群擁有行為模式，身在其中的動物個體並不自知，但它仍然是實踐該模式的一部分。就像兔子並不知道種群的週期，但它卻是週期運轉的推動力。

我們無法在個體或短時間內識別出這些行為模式。對一隻兔子的觀察再如何審慎周密，它也不會告訴我們任何有關週期的事。週期的概念萌發於持續數十年來對兔子群體的審慎觀察。

這引發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人類種群是否也有我們所不曾知曉的行為模式？我們正在推動的是哪一種模式？暴亂和戰爭、動盪和革命是否也是這整個程式中的一部分呢？

許多歷史學者和哲學家堅持將我們的群體行為解釋為個人意志力總和的結果。整個外交活動的主旨都基於一個假設：政治團體具備高貴誠實者的特性。另外，某些經濟學者則將整個社會視為指掌之間的玩物，對此，我們的認知總是大大滯後。

我們有理由假設，人類社會的程式體現著比兔子群體更高的主觀意志。但同樣也有理由假設，作為一個物種，人類存在某些群體行為模式，可我們卻一無所知，因為命運絕不會將它們揭示出來。也可能是我們誤讀了其中的意義，錯解了命運的提示。

這種懷疑關乎人類種群行為模式的基本面，為高等動物研究注入了異常大的熱情和價值——畢竟，那是我們能夠找到的唯一參照系。埃靈頓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經指出了這些動物參照系的文化價值。數個世紀來，這個藏著豐富知識的浩大圖書館已經對我們關上了大門，因為我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找它，又該怎樣才能找到它。生態學如今教導我們，要到動物種群裡去尋找參照系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通過學習生物圈中某個細小部分的運轉方式，我們可以推測整個系統是如何運轉的。理解這些更深層次的意義，以鑽研的辯證眼光接受它們，才是未來的叢林知識所需要的能力。

總結一下，野生動植物曾經養育了我們，造就了我們的文化。直到今天，它們仍然在為我們提供閒暇時光的愉悅。但我們試圖藉助現代機械收穫這種愉悅，卻在這過程中摧毀了它們的部分價值。然而，只要換以現代的心智謀取收穫，便能夠得享愉悅，同時得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