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愛與戰爭，極少有什么組織能像被稱為「戶外遊憩愛好者」的群體一般，承擔著那樣多的熱情，容納著那么多不同的個體，成長為那樣一種自相矛盾的混合體，個人慾望和利他主義並存其間。人們都知道，迴歸自然是好事。可是究竟好在哪裡，應該做些什么來鼓勵這樣的追求？關於這些問題，各家意見莫衷一是，只有最不具批判性的觀點才能免於遭到質疑。

「戶外遊憩」在老羅斯福時代成了一個名實難副的問題。那時候，鐵路從城市延伸到鄉間，將城市居民成群送進鄉村田野。人們開始留意到，出遊的群體越龐大，每個人可能享受到的安寧、寂靜、野生動植物和風景就越少，想要接觸它們就得走上更遠的路。

汽車將這一度輕微的、限於區域性的窘境帶到了更加偏遠的地方，一直到平坦大道的盡頭方才止步。這使得荒僻土地上的某些曾經隨處可見的東西變得罕有起來，但總能找到些什么的。週末旅行者就像太陽發射出的離子一般，以每個城市為中心向外發散，行動過程中產生出熱量和摩擦。旅行產業提供膳宿以吸引更多的離子，讓他們來得更快，走得更遠。有關山岩和溪流的廣告向所有人宣佈，就在近來已不堪負荷的地方之外，哪裡還有新的休憩地、美景、獵場和可供垂釣的湖泊。當局為連線新的腹地修建公路，然後買下更多的荒僻山野與土地，用以接納循路加速而來的出遊者。裝置產業緩和了與蠻荒自然的衝撞，木工變成演示工具技藝的存在。如今旅行拖車高踞在俗濫金字塔的塔頂。有人走進叢林和高山，卻只追尋普通旅行或高爾夫就能提供的東西，對他們來說，眼下的情形尚可接受。可是，對於尋求更多的人來說，戶外遊憩已經變成了一個自我摧毀的過程：一直在尋覓，卻永遠無法真正找到，這是機械化社會中的一大挫折。

荒野在駕車旅行者的進攻下節節敗退，這已不是某一個地方的事情了——哈得孫灣、阿拉斯加、墨西哥、南非都已潰不成軍，接下來輪到南美洲和西伯利亞了。莫霍克的戰鼓如今響徹世界各個角落的河岸。人類不再身處自家的葡萄藤和無花果樹下無精打采地工作，他們將無數生靈世世代代努力尋找更美好家園的原動力注入汽車油箱，他們如蟻群般蜂擁來去，從一片大陸奔向另一片大陸。

這便是「戶外遊憩」——最新的款式。

如今的遊憩旅人都是誰，他們又在尋找什么？幾個例子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首先，隨便找個野鴨棲息的沼澤溼地看上一眼。汽車彷彿柵欄般圍著它停了一圈。沼澤外緣的蘆葦叢裡，每一個狩獵點上都趴著某位社會棟樑，槍已上膛，食指已經迫不及待要扣動扳機去殺死一隻鴨子，一旦需要，就絕不顧及任何聯邦或共和國的法令。他已膨脹到再也無法壓抑他蒐羅肉類的慾望了，那是上帝賜予的本能。

在附近林子裡遊逛的是另一位棟樑，正在蒐羅珍稀的蕨類或不曾見過的林鶯。因為他這樣的狩獵絕少需要偷盜或劫掠，於是他對獵殺者不屑一顧。雖說，他年輕時很可能也曾是其中一員。

不遠處的某個度假勝地裡還有另一種自然愛好者——會在樺樹皮上寫下蹩腳詩句的那一種。到處都是這樣漫無目的的駕車人，他們的遊憩就是對公里數的追求，他們在一個夏天裡跑遍了所有國家公園，如今又朝著墨西哥城和更南邊的地方奔去。

最後，也有專業人士，藉助不計其數的環境保護組織，努力為尋覓自然的大眾提供他們想要的，或是引導他們將被迫接受的當成自己想要的。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這么多差異巨大的人都被簡簡單單地歸作了一類？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獵人，只是各有各的方式罷了。那么為什么每個人都自稱為環保主義者？因為他們渴望獵取的每一隻野生動物都試圖遠遠逃開，他們希望有法律、財政撥款、區域規劃、機構改組或其他形式的群體意願出面施展某種巫術，將它們留在原地。

遊憩通常作為一種經濟資源被提及。參議院用虔誠的計算題告訴我們，公眾每年要在這項活動上花費多少個百萬美元。它的確有關乎經濟的一面——垂釣池邊的一幢小別墅，甚至沼澤地裡的一個野鴨狩獵點，其造價可能就相當於鄰近一個農場的全部成本。

它同樣也有關乎倫理道德的一面。在未開發地點的爭奪戰中，規則和摩西十誡逐漸成形。我們都聽說過「戶外禮儀」。我們將它們灌輸給年輕人。我們將有關「什么是戶外運動愛好者？」的定義印在紙面上，只要有人肯為這信仰的傳播繁衍花上一個美元，就可以得到一份副本高掛在牆頭。

然而，很明顯，這些經濟或倫理的表現都是原動力的結果，而非誘因。我們尋求與自然取得聯絡，是因為我們能夠從中得到享受。就像在歌劇院裡，經濟的齒輪被用於打造和維持劇院的功用。同樣在歌劇院裡，專業人士以打造和維持其功用來謀生，但無論最根本的原動力還是最終的目的，若說是在於經濟，那都是錯誤的。掩體裡的獵鴨人和舞臺上的歌劇演員，除了服裝的差異之外，做的是同樣的事。每個人都在將日常生活中的戲劇性以娛樂的方式重演。歸根結底，他們實踐的都是美學的演練。

有關戶外遊憩的公共政策總是引人爭議。在有關怎樣才是對基礎資源的保護以及應當如何對基礎資源施加保護的問題上，同樣認真的城市人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就這樣，荒野保護協會致力於將道路逐出荒僻的土地山野，而商會則致力於拓展它們，兩者高擎的都是遊憩之名。獵場主殺死鷹隼和鳥類愛好者保護鷹隼也都是以各自的獵槍和望遠鏡之名。這樣的內訌通常都會為對方標上一個簡短的惡名，然而，事實上，各方考慮的只是遊憩程式中的不同組成部分罷了。這些組成部分在特徵或性質上相去甚遠。一條政策的頒佈，很可能意味著此方之蜜糖，彼方之砒霜。

如此看來，似乎應當及早將各個部分拆解開來，檢驗它們各自與眾不同的特徵或性質。

我們從最簡單也最明顯的部分開始吧，即戶外遊憩愛好者有可能尋覓、找到、捕獲和帶走的實物。歸在這個分類下的是愛好者們捕獲的野物，比如獵物和魚，或是代表成就的象徵或標誌物，比如獸頭、獸皮、照片和標本。

以上種種全都基於「戰利品」這一概念。它們在尋覓過程和獲取過程中提供的愉悅是——或者說應當是——相同的。戰利品，無論它是一隻鳥蛋、一簍鱒魚、一籃蘑菇、一張熊的照片、一朵野花壓制成的標本，還是塞在山巔石縫裡的一張紙條，都是一份憑證。它證明了這份憑證的持有者曾經到過某個地方，做過某些事，證明了他在克難制勝、巧運智謀或獲取財富這些古老本領的演練中實踐了技巧、勇氣和辨識力。這些依託於戰利品而存在的內涵往往遠勝實物本身的價值。

不過，不同戰利品面對群體效應的反應是不同的。通過繁育和管理的手段，獵物和魚類的產量可以得到提升，從而讓獵人收穫更多的獵物，或是在單體收益不變的情形下讓更多人得利。過去十年來，一種名為「野生動植物管理」的職業憑空出現。如今大約有二十所大學在教授相關技能，著力研究怎樣才能獲得更大的野生動物產出量和更好的品質。然而，當走得太遠之後，這樣的產量增長便開始遭遇邊際收益遞減法則。對於獵物和魚類的高度集約化管理，在人工化的過程中降低了戰利品的個體價值。

作為例證，想想一條人工養殖且新近才放入溪流中的鱒魚吧。這條溪流遭遇了過度捕撈，已經失去了自然繁衍鱒魚的能力。水體遭到汙染，森林開發和踐踏導致水溫升高，河道淤塞。沒有人會宣稱，這條鱒魚與在落基山脈高處某條天然溪流中捕獲的純野生鱒魚擁有同樣的價值。它的美學內涵不足，儘管要捕獲它或許需要同樣的技巧（有權威說，在人工養殖的過程中，它的肝臟也退化了，因此註定早亡）。然而，若干遭遇了過度捕撈的州如今幾乎都完全依賴於這種人工養殖的鱒魚。

所有介於人工和非人工之間的過渡形式都是存在的，只是隨著規模化應用的增長，環境保護的手段被全面推向了人工化的一端，戰利品的價值亦隨之全面下跌。

為了保護這種昂貴的、人工養殖且或多或少缺乏生存能力的鱒魚，環保委員會覺得，有必要殺死所有造訪魚兒生長的養殖場的大藍鷺和燕鷗，外加所有生活在放養人工魚的溪流中的秋沙鴨和水獺。釣魚的人或許自有其看法，覺得像這樣為了一種野生生物而犧牲另一種算不上什么損失。可是鳥類學者已經快要把牙都咬碎了。人工化管理事實上就是以另一種有可能更加高階的遊憩為代價，換取垂釣的可能性；它是從公眾整體的儲蓄賬戶裡提取紅利支付給某些個人。類似的生物學探索在獵物管理方面更勝一籌。歐洲很早以前就開始提供野物獲取資料了，我們甚至可以知道獵取的野生動物與其捕食者之間的「轉換率」。比如，在德國薩克森州，每七隻鳥遭到獵殺，就意味著一隻鷹被殺死，同樣，每三頭小型獵物可以轉換為一頭中大型食肉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