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從布魯塞爾回來後，花了三天時間，為他即將到法國執行任務作最後的準備和安排。
他把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駕駛執照放在口袋裡，出門到汽車協會總部，以同樣的名字申請了一張國際駕駛執照。
他從專賣旅行用品的舊貨店裡，買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準備裝進去的東西，是為了可以假扮成丹麥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師。在整理行裝以前，他先把從哥本哈根買來的三件襯衫上有丹麥製的標記拆下來，換在從倫敦買來的牧師襯衫，硬領，以及黑色的牧師服裝上。除了這些衣服外，還有鞋子。襪子、內衣以及深灰色的輕質上衣，以便某一天可以化裝成為詹森牧師。在同一個衣箱裡，又把扮成美國大學生馬蒂．舒爾勃格的衣服、運動鞋、襪子、褲子、汗衫還有一件風衣放了進去。
撕開衣箱的裡層，就在衣箱硬蓋的兩層皮革之間，塞進了兩張外國人的護照。
他可能有一天會扮成這兩個外國人。在已經裝滿衣服的衣箱內，最後放進去的東西是丹麥版的關於法國天主教堂的書，還有兩副眼鏡，一副化裝丹麥人、另一副則是化裝美國人時用的。他把兩套不同顏色的隱形眼鏡仔細地用薄紙包好，還有準備染髮用的東西。
第二隻衣箱裡放進他在巴黎舊貨市場買的法國設計和製造的鞋子、襪子、襯衫和褲子，還有長過膝蓋的舊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夾層裡，他塞進法國中年人安德烈．馬丁的假證件。這隻皮箱裡還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還要裝進一套細的鋼管，裡面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槍和彈藥。
第三隻衣箱稍微小些，裝進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東西，其中有鞋子、襪子、內衣、襯衫、領帶、手帕以及三件精製的上衣。在這個皮箱的夾層內，有幾疊票面為十英鎊的鈔票，總數是一千英鎊。那是他從布魯塞爾回來時，從他自己的銀行存款中取出來的。
他把每個皮箱都仔細地鎖好，鑰匙套在他自己的鑰匙圈內。把淺灰色上衣洗過燙平，然後掛在公寓壁櫥的掛鉤上。胸口袋內是他的護照、駕駛執照和國際駕駛執照，還有一疊鈔票，大概有一百英鎊現款。
最後一件行李是一隻輕巧的手提袋，裡面裝了刮臉用具、睡衣、海綿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後買的一些東西──一副用精織的帶子製的輕質吊帶，一袋兩磅裝的石膏，幾卷粗織的軟麻布繃帶，半打卷裝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鈍但很結實的羊毛剪。
這個手提袋將作為隨身的行李，根據他的經驗，在通過機場海關檢查時，檢查員很少會突然要求檢查一隻手提的公文包的。
採購與裝箱完成之後，他的計畫工作也接近於完成了。偽裝成佩爾．詹森牧師或馬蒂．舒爾勃格，這在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預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橫生，必須放棄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馬丁的身份對他的計畫卻是至關重要的，很可能其他兩種身份根本不會用到。萬一真是如此的話，任務完成後整隻衣箱可以棄置在什么行李寄存處，事實上他也再不會用到這些東西了。進入法國時他有三隻衣箱和一個手提袋，他估計離開時只須攜帶一隻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絕不會再多了。
當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他就停下來等待兩個通知，以便決定他出發的時間。一個是巴黎的電話號碼，他能通過這個電話，及時瞭解關於法國總統周圍安全保工實際力量的情況。另一個是邁耶先生從蘇黎士寫來的通知單，告訴他二十五萬美元已經存進了他的銀行賬戶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時候，在他的公寓裡，來回地練習跛子走路的姿勢。經過兩天時間的實踐，他對於自己裝成跛子走路已經完全滿意了，任何人都會認為他的腿或者腳脖子受了傷。
他等待的第一個通知是八月九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蓋著羅馬的郵戳，信上說：「你可以用莫里托爾五九○一與你的朋友接觸，用『這裡是豺狼』幾個字介紹你自己。回答你的話是：『這是瓦爾米，祝你幸運。』」
一直到十一日早晨，蘇黎士的來信收到了。當他開啟信看到了那個好訊息後，真是笑逐顏開。他認為不管前途如何，只要還活著，他將是一個很有錢的富翁。假如他將要進行的工作獲得成功，他將更有錢。他毫不懷疑他一定能成功，這個機會是不會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來的時間打電話預訂飛機票，決定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早晨動身。
地下室裡除了桌子後面五個人的深沉而有節制的呼吸外，顯得一片寂靜；桌子前面綁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發出粗聲粗氣的哮喘聲。無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說不清楚牆壁是什么顏色，整個地方只有一片燈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這是一盞平常供閱讀用的檯燈，但是燈泡的度數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熱度。
燈夾在桌子的左手邊上，燈罩是可以調節的，現在直射在六英呎外的椅上。
部分光線照在斑駁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這兒有幾隻手或手腕，那兒只看到幾隻手指，以及用手指夾住的香菸，一縷縷青煙冉冉上升。
檯燈的光線是那么亮，對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後面並排坐著的五個人的肩膀和身體，對犯人來說是看不見的。他要想看見審訊者的唯一的辦法是離開座位，走到旁邊去，避開燈光，不讓燈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這樣才能看出審訊者們上半身的輪廓。
對犯人來說，這是辦不到的。
綁帶把他的兩條小腿牢牢地綁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後腿，都是用l形的鋼支架固定在地面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同樣用綁帶牢牢地綁緊在扶手上。另一個帶子圍住他的腰部，還有一根帶子則圍住他長滿茸毛的胸部，每一根帶子都滲透了汗水。
桌子上除掉有幾隻手外，幾乎全是空的。只有在桌子的角上有一條小槽，上面鑲著一片黃銅，在一側刻有字。在小槽中間，突出一個小的黃銅手柄端部用膠木包住，這隻小手柄，能在槽內前後上下地移動。此外，還有一個開關。坐在桌子左邊上的人用一隻右手握住這隻手柄，可以看得見手背上有很細的黑毛在跳動。
桌子下面有兩股電線：一股接通開關，另一股則接通電源控制器，通向放在操作者腳邊地上的變壓器。從這裡有一股粗的膠皮電纜連線在牆上配電盤的插座上。
在審訊者的後面，地下室後牆跟前的角落裡，有一個人坐在木桌前面，面對著牆壁，在他前面放著一套錄音機。有一支很小的綠燈亮著，雖然錄音機的卷軸並沒有動。
除掉呼吸聲外，地下室內非常寂靜。所有的人都把袖子高高捲起，他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地下室裡的氣味幾乎使人窒息，充滿著汗水、鐵鏽、發黴、菸草以及人們排出來的各種臭味。僅僅是後者，已足夠使人噁心，即使最強壯的人也忍不住，更何況還有恐懼和痛苦的折磨。
坐在中間的終於說話了，語調很文明、和善並帶些誘騙的味道。
「聽著，我可憐的維克托，你一定得告訴我們。雖然不一定現在就說，但是最後你一定會說的。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們佩服你，但是你也不能再支援多久了。既然如此，你為什么不告訴我們呢？你以為羅丹不許你說嗎？即使他在這兒的話也會命令你告訴我們的。他對這裡的玩意兒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會告訴我們的。怎樣才能使你減輕痛苦，這你自己知道，他們到最後還是會說出來的。懂嗎？維克托，沒有一個人能支撐到底的，那么你為什么現在不說呢？說出來以後，你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休息，沒有人再來打擾你了……」
椅子裡的人抬起滿臉傷痕的臉向著燈光，臉上的汗閃閃發亮。他兩眼緊閉，究竟是由於在馬賽給科西嘉人腳踢的大塊青腫所致，還是由於燈光的關係，誰也無法確定。這副面孔對著桌子和麵前的一片黑暗停了一會兒，嘴巴張開好像要說話。一小堆嘔吐物從嘴裡湧出來，滴滴答答地掛在胸前，流到他膝間的一攤嘔吐物中。頭又耷拉下來直到下巴接觸到胸部。與此同時，一頭蓬鬆的亂髮搖來搖去，似乎算作一種回答。
桌子後面的聲音又開始了。「維克托，聽我說，你是一個硬漢子。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已經打破我們這裡的記錄了。但即使這樣，你也是不能再堅持下去的，而我們卻能夠堅持。如果需要，我們可以讓你活著，一天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
「但是像過去那樣仁慈的大赦，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么不說呢？現在是技術世界，有藥物，你是懂的。現在第三階段已經結束了，比這更好的待遇不會再有了。因此，你為什么還不說呢？我們明白你的想法，我們也知道肉體折磨是什么滋味，而這些小夾鉗子它們不知道。這些小夾鉗子不可能懂得，它們還會繼續幹下去。你要告訴我們，他們在羅馬乾些什么？他們在等待著什么？」
他的大腦袋耷拉在胸前，左右搖來搖去。就好像他那閉著的眼睛在檢視一個又一個夾在他的乳頭上的小鉗子，或者那個唯一的大鉗子──那鋸齒般的齒緊夾在他的陰莖頭上。
說話的這個人的雙手平擺在面前的光線下，看上去細嫩、潔白、安閒。他又等了一會兒把一隻手從另一隻手那裡伸開，拇指屈到手掌中，其他四指則伸開，平攤在桌上。
在房間另一頭掌管開關的人用手把銅鈕從標尺上的二推到四的地方，然後把開關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間。
放在木桌面上的那隻手，把分開的手指收起來，又一次把食指伸向空中，然後把指尖指向下，這是世界各地都懂得的「進行」的標誌。這樣，開關就把電流接通了。
椅子裡的那個人身上夾的金屬鉗子用電線連向開關，在輕微的嗡嗡聲中動起來了。一聲不響，椅子裡那個碩大的身軀好像是背後有隻無形的手在推動一般，猶如飄浮般地升起來了，腿和手腕都在擠著皮帶向外膨脹，直到皮革的襯墊都緊緊地嵌進肉裡和骨頭裡。那雙眼睛，由於周圍的肌肉浮腫，從醫學上來說是不可能看清東西的──現在也不管什么醫學現象了，向外突出，鼓著盯視著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張著好像是吃驚似的，緊接著從肺部發出一聲鬼嚎般的嘶叫。叫過一聲後，就接連不斷地叫下去……
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在下午四點十分時支撐不住了。錄音機繼續開著。
他開始談了，有點語無倫次，漫無邊際地一會兒抽泣一會兒尖叫，坐在當中的那個人以平靜的聲音和十分明確的語言，一句一句地提問：「為什么他們在那裡，維克托……在那個旅館裡……羅丹、蒙克雷和卡松……他們怕什么……他們曾去過什么地方？維克托……他們見過誰……為什么他們誰都沒有見？維克托……告訴我們，維克托……為什么是羅馬……在羅馬以前呢？為什么是維也納，維克托……維也納的什么地方……哪一個旅館……他們為什么要在那裡，維克托……」
科瓦爾斯基在五十分鐘以後不響了，他最後的一些胡言亂語在他又陷入昏迷時都給錄了下來，一直到他停止出聲。桌子後面的那個聲音仍在繼續，顯得更加溫和了，這樣持續了幾分鐘直到什么回答都沒有了。然後中間的那個人給他的下屬一個命令，這一次訊問就算結束了。
錄音帶從盤子上取下來，用一部快車從古堡營房的地下室飛速送到巴黎郊外行動分局的辦公室裡。
午後耀眼的陽光，曾經使得巴黎的馬路很熾熱。待到金黃色的夕陽西下時，陽光逐漸暗淡，到了晚上九點鐘，路燈齊明瞭。夏天的傍晚，常常有成對的伴侶，沿著塞納河的岸邊緩慢地散步，手牽著手，好像陶醉在薄暮之中。愛情和青春，不論他們如何努力企圖留住它，好像永遠不能保持原來的那樣。在沿著岸邊的人行道上的咖啡館，顯得非常熱鬧，顧客們有聊天的，有碰杯的，有互相祝賀的，也有互相譏諷的；有的嘲笑，有的恭維，有的道歉，還有的相互攻擊。可以說是無所不有，真是塞納河岸八月晚上的奇蹟。即使旅遊者們嘴裡說感到厭倦，卻還是照樣帶著鈔票去了。
在靠近百合門的一間小辦公室裡，卻絲毫沒有這種輕鬆的氣氛。一架錄音機在書桌上慢慢地旋轉，三個人環桌而坐。他們從下午一直幹到傍晚。一個人掌握著開關，不斷地根據第二個人的指示放音或者倒帶。第二個人頭上帶著一副耳機，他皺起眉頭集中注意力，儘可能地從耳機中傳出的一片雜音中識別出有意義的字句來。
他嘴巴里叼著一支香菸，升起來的藍色煙霧燻得他兩眼淌著淚水；每當他要重聽一遍時就打手勢向管機器的人示意。有時十秒鐘的一段錄音他要聽上六七次才點頭讓管機器的人繼續放下去，然後他就把這一段話背誦出來。
第三個人是一個年輕的金色頭髮的人。他坐在一架打字機前，等候聽音打字。
古堡營房的地下室中提出的問題在耳機中聽來清晰準確，很容易懂。但回答就沒有條理了，也聽不太清楚。打字員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訪問記，問題都是從新的一行開始，前面冠以一個「問」字；回答總是另起一行，前面冠以「答」宇。這些回答都是前言不搭後語，在意思完全連不上的地方用了許多頓點。
他們完工的時候已近午夜十二點了。雖然窗戶開著，但空氣裡還是充滿了藍色的煙霧，聞著活像一個火藥庫。
三個人僵硬疲乏地站起來，各人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伸著懶腰，舒展緊張的肌肉。其中有一個人走到電話機旁，要總機接通外線，撥了個電話號碼。那個帶耳機的人把耳機取下，把錄音帶捲到原來的盤上。打字員則把打字機上的最後一頁抽了出來，把夾在中間的複寫紙取出。一大疊打好字的紙張，按順序整理好，最上面的一份要送給羅蘭上校，第二份存檔，第三份攝製成微型膠捲，存放在主管部門，如果羅蘭認為需要，再分送出去。
羅蘭上校這時正在飯店內和朋友們一起共進晚餐。電話追蹤到了這家飯店。像往常一樣，這位看來很瀟灑很風流的單身漢，由於他本人的機智和漂亮，以及他對女士們的殷勤，在場的婦女們對他特別讚賞。當服務員請他接電話時，他表示歉意而離開座位。電話機就在櫃檯上，上校簡單地說了一聲「羅蘭」，並且等了一會兒，讓對方辨認出這是他本人在接電話。
然後羅蘭講了第一句話，這是事先安排好的字句，而且再同樣地說了一遍。一個旁聽者可能聽到電話裡說的是關於他正在修理的汽車已經修好了，可以在上校認為方便的時候取用。羅蘭上校向對方表示感謝後，回到餐桌上。五分鐘後，他用很禮貌的託辭提前告退，說他第二天早晨將起得很早，還要處理一件很麻煩的事，必須回去好好休息。十分鐘後，他駕駛著汽車飛快地通過市內仍然很擁擠的街道，駛向安靜的近郊的里拉門。他到達他的辦公室時，剛過凌晨一點鐘。他脫去那件深色潔淨的外套，向值夜班的服務員要了杯咖啡，便按電鈕招呼他的助手。
科瓦爾斯基的一份供詞與咖啡同時送到。他很快地看完了這份二十六頁的檔案，企圖抓住那發狂的外籍軍團人員所說的要點，中間有些語句吸引住了他，使他緊皺眉頭，但是他從頭讀到尾，沒有停頓。
第二遍他讀得慢了一些，更仔細一些，對每一段都非常注意。等到讀第三遍時，他從文具盒裡拿出一支黑色的鋼筆，讀得更仔細了。他把西爾維、壞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若若、柯瓦契、科西嘉壞蛋、外籍軍團等字樣上，都畫上一條粗線，所有這些，他都已經知道，對它不感興趣。
他的許多胡言亂語都是有關西爾維的，有些是涉及一個名叫尤莉的女人的，這些對羅蘭來說毫無意義。把這些都刪去後，供詞就不超過六頁了。在其餘的段落裡，他希望能找到什么有意義的東西。供詞裡有羅馬，三個頭頭是在羅馬的，反正他是知道這個的。可是為什么這個問題已經提出過八次了，大體上說每次的答案都一樣？
顯然，他們不願意像阿古在二月份被綁架那樣也被綁架。羅蘭想這是自然的。在處理科瓦爾斯基這件事上，他是不是在浪費時間？但有一個字這個外籍軍團人員曾經提起過兩次，或者毋寧說是咕噥過兩次，當他在回答這八個同樣的問題的時候。這個字就是「秘密」。是個形容詞嗎？他們在羅馬沒有什么可稱為秘密的；或者是一個名詞，那么這個秘密是什么呢？
羅蘭從頭到尾反覆看了十次，然後又回到開始的地方。這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人在羅馬，他們在那裡是因為不希望因掌握一件秘密而被綁架。
羅蘭譏諷地微笑著。他比紀博將軍知道得更清楚，羅丹是不會出於害怕而躲避開來的。如此看來他們是知道一項秘密的，是嗎？什么秘密？看來事情是出自維也納，維也納這個詞出現過三次。可是最初認為他所說的一定是里昂以南二十英哩的維也納。現在看來可能是奧地利的首都，而不是法國一個省裡的城市。
他們在維也納開了一個會。然後他們去了羅馬避難，怕的是在他們的秘密暴露以前就被綁架或審訊。這個秘密一定起源於維也納。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咖啡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彈殼做的菸灰缸裡的香菸頭也在增加。當莫爾埃林蔭大道東邊可怕的工業郊區開始呈現出一條淡灰色的細線時，羅蘭上校知道他已找到一些端倪了。
有些什么重要的內容一定是漏掉了。
凌晨三點鐘有電話告訴他科瓦爾斯基不能再回答提問，因為他已經死了。那么那些漏掉的就永遠補不上去了嗎？也許這些漏掉的字句，夾雜在某些雜亂無章的答話中，因為犯人到了最後階段，身體已經不能支援，精神已經錯亂了。
羅蘭用鉛筆把那些撲朔迷離的東西摘抄下來。克萊斯特，有一個人叫克萊斯特。
科瓦爾斯基是一個波蘭人，他對這個字的發音是正確的，可是卻被法國的抄錄員拼寫錯了。羅蘭在戰爭年月裡學會了一點德語，把它改正了過來。是一個人名嗎？或者是一個地方？他打電話給總機，要他們找出維也納的電話簿，並從上面找一個名叫克萊斯特的人或地方。過了十分鐘，總機那邊有了回話來了。在維也納有兩個克萊斯特的電話號碼，都是私人的。還有兩個地方是這個名字：一個是男孩子上學的埃瓦爾德．克萊斯特小學，還有一個是在布魯克納大街的克萊斯特旅館。羅蘭把兩處地方都記了下來，並在克萊斯特旅館下面劃了線，然後他繼續讀下去。
有好幾處科瓦爾斯基提到一個外國人，對於這個人他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有時他用法語的「好」來提到這個人；有時他又用「壞人」來稱呼他。早晨五點剛過，羅蘭上校就派人去取磁帶和錄音機，然後花了一個小時來聽它。當他最後把錄音機關掉後，他平靜地對自己責罵了一陣。他拿起一支鉛筆對供詞的抄稿作了幾處修改。
科瓦爾斯基講到外國人時說的「好」，並不是「好」，而是「黃」，表示黃頭髮的意思；而記下來的「壞人」，實際上是「殺人」，這是因為他的嘴唇碎裂，無法發出正確的聲音。
這項工作從這裡開始，再聯絡到科瓦爾斯基的一段含含糊糊的語句的意義，就容易明白了。本來在出現豺狼（殺人者）這個字的時候，是被羅蘭刪去的。因為他認為這是科瓦爾斯基對那些追捕他的人以及使他受苦的人的一種侮辱之詞，而現在卻有一種新的意義了。這是一個淺黃頭髮殺人者的綽號，他是一個外國人。他們三個頭頭在去羅馬嚴密地保護起來以前，是在維也納的克萊斯特公寓曾與這個人會晤過。
現在羅蘭搞清楚了為什么前八個星期以來在法國接連發生了一連串的銀行和珠寶店搶劫案，波浪所及震撼全國。
這個淺黃色頭髮的人，不管他是誰，顯然是要錢才為「秘密軍隊組織」幹活的。
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這樣多的錢。顯然這個淺黃色頭髮的人並不是被找來解決一件匪幫格鬥的任務的。
到早晨九點鐘，羅蘭打電話給他的通訊辦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員，跨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慣例，發出一個「十萬火急」的命令給保安總局駐維也納辦事處，雖然按照常規維也納是屬於三處，即西歐處的轄區的。然後他把科瓦爾斯基的每份供詞都收攏來，一齊鎖在他的保險櫃裡。最後他坐下來寫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只有一個收件人，上面標著「絕密」。
他仔細地用正楷書寫這份報告，扼要地講明這次行動是根據他個人的動議並由他親自佈置來逮捕科瓦爾斯基的；報告敘述了此人被誘進圈套，誤信一個他親近的人因病入院，結果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就回到了馬賽，被行動分局特工人員捕獲；又簡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動分局特工人員審問的記錄以及他所作的雜亂的供詞。報告裡明明白白地指出，這個前外籍軍團人員曾拒捕並打傷兩個特工人員，在企圖自殺時自己也受了傷，在他被制服後不得不送去住院。他的供詞是在病床上作的。
報告的其餘部分，是大量的供詞和羅蘭對它的解釋。他寫完報告後稍停了一下，審視著窗外鱗次櫛比的屋頂，在東方的朝陽照射下像是鍍了金似的。羅蘭是有聲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過分地敘述他經辦的案件，也不能作誇大的結論。他小心細緻地寫好最後一段。
『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刻，以確認這個陰謀的存在為目的的審問還正在進行。無論如何，如果審問的內容屬實，則根據我的看法，上述獲得的情報構成一個極危險的陰謀，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謀劃危害法國總統的生命。如果陰謀如上所述確實存在，如果某個外國出生的、秘密代號為豺狼的刺客已在謀劃危害總統的生命，甚至現在正準備執行此計畫時，那么我有義務通知您，在我看來我們面臨一個全國範圍的緊急狀態。』
非常不尋常的是，羅蘭上校還親自打出報告的最後清樣，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裡，寫上地址，蓋上特工機構最高保密級的印記。最後他燒掉他用正楷寫在大頁書寫紙上的原稿；在他辦公室一角的小間裡有一個小洗手盆，他把紙灰從水管裡沖了下去。
當他做完這一切以後，就洗手洗臉。他擦乾後望著洗臉盆上面的鏡子，那張朝他望著的臉已經失去了原來的俊俏。這張在年輕時曾經是那么漂亮，而且在成年後仍舊那么吸引著婦女的臉蛋兒，已經顯露出中年時期所具有疲勞和緊張。鼻子兩側各有一條皺紋，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圍好像永遠有兩道黑圈；雙鬢顯得已經斑白了。他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他把人們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殺人；他把人們送進地下室，並使用各種手段讓他們在地下室裡嚎叫。他在這方面的經歷太多、知識也太豐富了。
這就使得這個五十四歲的行動分局首腦的面貌，遠遠地超過他的實際年齡。如果多看他一會兒，他的面貌和單純的農民實際上沒有什么差異。
「到今年年底，」他對自己說，「我真的要離開這個崗位了。」回頭看著鏡子裡的這張臉，的確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應該簡單的辭職呢？或許這張臉比他心裡要說的更清楚。經過若干年以後，人就無法自拔了。一個人原來幹什么，那么他的餘年仍然是幹什么。回想從抵抗運動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總局，最後到了行動分局，在這些年代裡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對著鏡子裡的面孔提問。一切都是為了法國。可是見鬼的是法國哪裡管你這些呢？鏡子裡的面孔也凝望著鏡子外的面孔，相對無言。因為兩者都知道答案該是什么。
羅蘭上校命令一個騎摩托車的信差到他的辦公室向他本人報到。他還要了煎雞蛋、麵包卷和黃油，另外還要了更多的咖啡，不過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
因為頭痛，還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給了信差，並對他作了吩咐。
吃完雞蛋和麵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著窗子的窗臺上去喝，這是面向著巴黎的那一角落。跨過好幾英哩鱗次櫛比的屋頂，他可以遠眺到聖母院的塔尖，而且透過塞納河上熱天的晨霧，還能遙望到更遠的艾菲爾鐵塔。
這一天是八月十一日早晨九點，城裡的人正在緊張地工作，也許有人在咒罵這個穿著黑色皮革上衣的騎摩托車的人呢？因為他把警報器按個不停，在車子行列中穿來穿去，向第八區疾駛。
羅蘭在想，放在騎摩托車的信差屁股後面信袋裡的信件中所說的威脅是否能夠避免呢，他到年底時能不能安穩地退休恐怕就取決於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