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爾斯基好像命中註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郵政總局不能打電話，如果他要打電話的話，他可能會錯過班機。這天給波瓦契的信還在信箱裡。他取了五封信，把它們放在鐵盒內鎖好，很快地動身回到旅館。九點半羅丹上校讓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內睡覺，下一班他將在屋頂值班，時間是當天晚上九點開始。

他回到自己房間裡，只是為了拿他的手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自己的槍上街），並把它塞進槍套內。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么鼓起來的槍和槍套在一百碼內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來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縫製得很蹩腳，他掛起槍，看起來像鼓起的口袋一樣。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買的貝雷帽塞在衣袋裡，又把他六個月積存下來的一卷義大利里拉和法國法郎裝進衣袋，然後關上門出去了。

樓梯口服務檯的值班人員抬頭望著他。

「他們讓我打一個電話去。」科瓦爾斯基說，用拇指向上面九層樓指了一下。

值班人員什么也沒有說，只看著他走進了停在那裡的電梯。幾秒鐘後他已經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鏡。

街對面的咖啡館裡坐著一個人，手裡捧著一本《今日》週刊。當這個波蘭人在街上張望著找出租汽車的時候，那人把雜誌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的太陽眼鏡打量著科瓦爾斯基。看看沒有車，科瓦爾斯基就向街角轉彎處走去。這個拿雜誌的人也就離開咖啡館的陽臺，走到人行道邊。一輛小「菲亞特」汽車從街上停車的巷中開過來停在他面前。他跨進了車，這部「菲亞特」汽車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蹤著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攬生意的出租汽車，就向它招手。他告訴司機說：「菲烏米齊諾。」

在機場上，他來到義大利國際航空公司辦事處，以現金付了票款，向辦事處女職員表示他既沒有衣箱也沒有手提行李，並且聽到女職員通知他，乘十一點十五分飛馬賽班機的旅客一小時零五分後就要登機了。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那個行動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著他。

為了消磨時間，他信步走進咖啡廳，在櫃檯前買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裡他能看到好多飛機上上下下。雖然他不知道飛機是怎樣會飛的，但他喜歡飛機場。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飛機的聲音，就表示德國的和俄國的戰鬥機，或者是美國的飛行堡壘。後來在越南，這些聲音就意味著b二十六型轟炸機，在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戰鬥機。現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機場，他喜歡看它們像很大的銀鳥似地從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聲，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繩索把它掛在空中一樣。雖然他在社交上很膽小，但他卻喜歡看那飛機場裡無休止的喧鬧。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變，那么他很可能在飛機場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無法改變了。

他的思路又轉向了小西爾維，這使他雙眉緊皺。他痛苦地對自己說：這太不公平了，她將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壞蛋們卻活著，真是不公平。羅丹上校曾對他談起過他們，是他們這些人使法國遭難，他們背叛了法國軍隊，毀滅了軍團，而且把無數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拋給了恐怖分子。他認為羅丹上校從來沒有錯過。

他的班機發出了通知，他跟著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門，沿著炎熱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約一百碼處的飛機前。在觀望平臺那邊，有兩個羅蘭上校的特工人員在注視著他一步步登上舷梯進入機艙。他現在戴著一頂扁圓的帽子，面頰上貼了一塊橡皮膏。有一個特工轉身望著另一個特工，眼眉間有一種焦急的表情。當飛機起動，開始飛向馬賽時，兩個特工人員就離開原來的位置，他們向候機大廳方向走去，在公共電話室前停下，其中一人進去撥了一個羅馬的本地電話號碼。他向對方報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義大利航空公司四十五號班機，到達馬賽的時間是十二點十分。」

十分鐘以後，報告已經轉到巴黎。又過了十分鐘，馬賽也得到訊息了。

義大利航空公司子爵號飛機已經飛臨藍色的海灣，最後就要飛抵馬里尼安機場了。漂亮的羅馬空中小姐笑容滿面地走過通道，檢視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帶都已繫好，然後在機尾角落裡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並繫上她自己的安全帶。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個乘客不眨眼地盯視著窗外羅納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

這是一個動作遲緩的大漢，不會說義大利語，他的法語也是帶著濃烈的他那東歐祖國的口音。他剪短的黑髮上戴一頂黑色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鏡從來也不肯拿下來。一大塊橡皮膏把臉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這人一定是臉被刮破得很厲害。

飛機準時著陸了，離機場大樓很近，所有旅客都走進了海關大廳。當他們魚貫穿過玻璃門時，有一個矮小禿頂的人站在檢驗護照的警察旁邊並輕輕踢了一下他的腳踝。

「大傢伙，黑貝雷帽，貼塊橡皮膏。」說完後他安閒地踱開了，又給了另一個警察同樣的資訊。

旅客們分成兩行通過格子視窗。在格子窗後面，兩個警察面對面遙遙相對地坐著，中間相距約十英呎，旅客們從中間穿過。每個旅客都交驗護照和入境證。這些是保安警察部門的邊防檢查站，他們負責法國內部的安全，檢查入境的外國人以及回來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黃色的入境證上蓋了章；然後隨便地看了一下他遞過來的身份證，點點頭，揮手讓高個兒往前走。科瓦爾斯基放下心後，朝著海關人員那裡走去。

那個矮個兒的禿子剛對幾個海關官員小聲地說了幾句話，然後走進一間辦公室的玻璃門裡。一個高階海關職員用手勢指向站在那裡等候自己提包（從外面用運輸帶傳送進來）的旅客們，對科瓦爾斯基說：「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爾斯基笨拙地向海關職員說：「我沒有行李。」

海關職員揚起眉毛：「沒有行李嗎？很好，你有什么要報關稅的嗎？」

「也沒有。」

海關職員和氣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幾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馬賽口音一樣開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勢指指通向出租汽車站的出口。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到外面陽光下。他不習慣於隨便花錢，因此前後左右張望了一氣，直到看見機場的交通車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有幾個海關人員聚攏在為首的官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為什么要抓他？」

「看起來這個人脾氣不大好。」

「等那些雜種整夠他之後，他就不會這樣了。」第三個人這樣說，說的時候把頭向背後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紀較大的那個人插話說。「今天我們總算對法國盡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為偉大的夏爾（指戴高樂）吧？」當他很快走出去時，第一個人回答說。他歎了口氣，並咕噥著：「他媽的！」

正是午飯時刻，公共汽車最後停在市中心的法國民航辦事處門口。這裡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八月的馬賽很有一些特點，但是努力地工作決不在此列。太陽照在城市當空，像一種病菌一樣，鑽進每一個人的皮膚內，吮吸著人們的精力，使你一動也不想動，只想躺在涼快的臥室內，把百葉窗關好，把電風扇開啟。

即使在馬賽市最熱鬧的中心商業區，本來像流水似的車燈也不見了。馬路上只有少數行人和幾輛汽車慢吞吞地移動著，好像半身陷在泥漿裡似的。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大部分出租汽車司機，寧肯找一處蔭涼的地方停下車來休息。

若若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區的大街上，當出租汽車到達解放大道，他告訴司機停車讓他下車。司機們是完全遵照顧客的要求的。他們想，這些外國人可能在哪兒有他自己的汽車停著，所以寧願在這么熱的時候下車走幾步路。

科瓦爾斯基注視著出租汽車掉頭進城，直到不見蹤影為止。他向路旁咖啡館的侍者問清楚紙上寫的那條街道。這條街上的房子看起來都相當新，科瓦爾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來做車站的食品車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們已經有了固定的商亭了，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這也就足以說明他們家為什么日趨興旺了。讓西爾維在這一帶長大當然比在碼頭附近強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兒，一想到他剛才關於她的那些荒唐念頭時，科瓦爾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臺階下停了步。若若在電話裡說了些什么，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階，站在公寓門廳裡。這裡有兩排信箱，他看到「格爾茨鮑斯基二十三號」，因為就在上一層樓，所以他決定從樓梯走上去。

二十三號的一扇門同其他房間一樣，門口有一個電鈴，下面的名卡插內，有一張白的小卡片，上面印著格爾茨鮑斯基的名字。門是在走廊盡頭，左右是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

當他按電鈴時，門開啟了。就在這一瞬間，有人把一根棒子揮起打在他的腦門上。

這一下打破了他腦袋上的表皮。因為皮下是頭蓋骨，棒子就一下子彈了回去。

這時兩邊的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門從裡面開啟，幾個人蜂擁而出。

這一切都是在半秒鐘的時間內發生的。科瓦爾斯基被包圍了。雖然科瓦爾斯基在很多情況下反應很慢，但面臨這樣的處境，他很清楚：必須進行戰鬥。

在狹窄的走廊裡，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沒有用武之地。由於他個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頭部以前，沒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現在他頭上的血滴下來，流過他的眼睛。他辨認出有兩個人在他面前的門口；在他的兩旁還各有兩個人。他迫切需要活動的地方，因此他衝進了二十三號房間。

這一衝使他面前的那個人蹣跚地向後直退；他背後的人也都跟了進去。有好幾雙手拉住他的衣領和衣服。他在房間裡掏出腋下的自動手槍，掉轉身向門口開了一槍。正在這時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槍口隨著向下傾斜。

有一個特工讓子彈打碎了膝蓋，尖叫一聲倒了下去。與此同時他手裡的槍也給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捱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覺。緊接著五個人一起撲到他身上來把他掀倒在地。整個打鬥不過三分鐘時間。一位醫生後來估計，在他最後失去知覺以前，他的頭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襲擊總共有十二下。他的一隻耳朵有一塊肉給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臉孔看起來像一個深紅色的面具。

他的還手主要是一種本能反應行動。有兩次他幾乎抓到他的手槍，直到後來有人飛起一腳把它踢到起居間的另一頭去了。到最後他臉朝下倒下去時，打手中只剩下三個人還站在那裡用腳踢他。

幾個特工踢打完後，這個高大的軀體躺在地上毫無知覺，只有從裂了口子的頭皮上不停地流淌出來的鮮血說明他還是活著的；那三個沒有給打垮的人退後站著，惡狠狠地咒罵，胸膛一起一伏地喘著氣。至於其餘的人中，那個腿上中了一槍的斜倚著靠門的牆，臉色蒼白，沾滿鮮血的雙手捂著受傷的膝頭，從灰白的嘴唇裡發出一連串汙穢難聽的髒話；另一個人雙膝跪在地上，緩慢地前後搖晃著，一隻手深深地捂著被打破的腹股溝；最後一個人面孔向下躺在離波蘭人不遠的地毯上，左太陽穴青腫，變了顏色，因為科瓦爾斯基致命的一擊不偏不倚打了他個正著。

這群人的頭頭把科瓦爾斯基背向下翻過來，撥開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後走到窗前電話邊，撥了個市內的號碼，等著。

他還在喘著氣時，電話裡有人答話了。他告訴另一頭的接話人：「我們抓到他了……廝打嗎？當然，他拼命地廝打……他開了一槍，格里尼傷了一個膝蓋骨，卡普蒂睪丸上中了一彈，而維塞特則暈過去了，渾身冰涼……什么？對，波蘭人活著，這不是命令么？要不然我們不會讓他打得這么慘……啊，他也受傷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覺了……喂，我們不是要一隻盛生菜的籃子，我們是要兩輛救護車。要快一點！」

他放下了聽筒，漫無物件地嘟噥了一聲「媽的」，這是全世界操各種語言的人共同罵人的話。房間裡到處是傢俱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實上也只有當柴燒了。

他們原先都以為波蘭人會倒在外面的通道上，隔壁房間沒有擺一件傢俱。結果這就礙事了，他自己就遭到科瓦爾斯基扔過來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見鬼的波蘭人，他在想，領導辦公室的那些笨蛋們沒有說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十五分鐘後兩部雪鐵龍救護車來到公寓門口，醫生跑上樓來，花了五分鐘的時間，仔細地檢查了科瓦爾斯基，最後他把這個失去知覺的人的袖子捲起，給他打了一針。

當兩個抬擔架的人把科瓦爾斯基抬到電梯口時，醫生又轉身向著受傷的科西嘉人，他看到牆邊周圍全是血，知道他受傷很重。

他把受傷人的手從膝蓋拿開，檢查了一下說：「用嗎啡，然後送醫院。我準備給你打一針，在這裡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不論怎樣，我的孩子，你幹這個行當的時代是要結束了。」

在打針的時候，格里尼又是一連串的罵娘。

維塞特坐在地上，兩手抱住了頭，臉上好像沒有表情。卡普蒂現在筆直地靠牆坐著，好像只想作嘔。他的兩個同夥夾住他的雙肩架著他一拐一拐地從房內走到走廊。當第二輛救護車中的擔架把不能動彈的格里尼抬走後，為首的那個人把維塞特揹走了。

他走到過道里，回頭看看那亂七八糟的房間，醫生站在他旁邊。

「咳，真是一團糟。」醫生說。

「當地的警察們會來清理乾淨的。」為首的人說，「這是他們該死的公寓。」

他關好了房門，看見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房門還開著，這裡面的東西都沒有動，他就把兩扇門都關好了。

醫生問：「這兒沒有鄰居嗎？」

「沒有鄰居。」科西嘉人說，「我們佔用了整個樓層。」

醫生走在前面，他幫著把仍然昏迷的維塞特抬下樓梯，走向停著的車子。

十二小時以後，當救護車飛快地在法國國土上跑了好遠一段路程之後，科瓦爾斯基現在躺在一張輕便床上，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營房的地下室裡。房間裡當然是白粉刷的牆，又髒又黴，跟所有的監獄牢房都一樣，這裡刻寫著一些穢語，那裡塗抹著一些禱文。房裡又熱又悶，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氣味。波蘭人面孔向上躺在一個窄小的鐵床上，床腳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面的。床上除了一塊淡棕色墊子和捲在他頭下的毯子外，可說是別無他物。兩條結實的皮帶綁著他的兩踝，還有兩條綁著他的大腿和兩隻手腕。一條皮帶橫捆著他的胸膛。他仍然毫無知覺，只是深沉而不規則地呼吸著。

面部的血汙洗淨了，耳朵和頭皮已經縫合。一條橡皮膏貼在被打破的鼻子上，從嘶嘶發響的張著的嘴裡，可以看見兩個門牙被打斷了，只留下半截牙根。臉上其他部位也青腫得很厲害。

在濃密的黑汗毛下面，胸膛、肩膀、肚皮等處都隱約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腫塊，顯然是拳頭、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結果。右手腕包紮著繃帶和橡皮膏。

醫生檢查完畢，直起身來，把聽診器放回皮包裡。他迴轉身向身後的人點了點頭，這個人就敲了敲門。門開啟了，他們兩人走了出去。門又關上了，管監獄的人還插上兩道粗大的鋼門閂。

「真不知道你們是用什么打他的，難道是從一輛特別快車上扔下來的？」醫生一邊走過通道一邊問。

「用了六個人才制服了他。」羅蘭上校說。

「哈，他們幹得可真夠厲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壯得像頭公牛，那他簡直完了。」

「只好這樣啊。」上校回答，「他毀了我的三個人。」

「這一場打鬥一定是夠兇的。」

「確實如此。那么傷勢究竟怎么樣呢？」

「用外行人的話說：可能右腕骨折──我還沒有用x光檢查，左耳、頭皮撕裂，鼻子被打碎。傷口和青腫多處，很多地方劃破以及青腫，有些內出血，這可能惡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會好起來。他的身體實在結實，我所憂慮的是頭部，腦震盪是肯定的，是輕微的或者是嚴重的就不好說了。看不出來頭蓋骨受傷，雖然……這並不是你們的人無能，因為他的頭蓋骨硬得像塊石頭。不過你們如果不讓他靜養些時日，那么腦震盪將會惡化。」

「我們需要問他幾個問題。」羅蘭上校看著夾在手指上點燃著的雪茄說。兩人從地下室走上階梯，到了監獄診療所的門口，都停了下來。醫生看著行動分局的頭頭，覺得有點討厭。

「我知道這是監獄，」醫生輕輕地說，「這是對付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監獄的醫生。在這個監獄裡，凡是關係到人們健康的問題，都是我應該管的事。從這兒往回走過去，走廊那邊──」他望著後面他們剛來的方向──「是你們的領域。我已經說得很清楚，在那兒發生什么事情，沒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說什么。但是我要說明：如果在那個人沒有復原以前，你們要用你們的方法開始『審問』，那么他就會死的，或者會成為一個神經錯亂的瘋子。」

上校聽著醫生提出的忠告，無動於衷。

「要多久才能復原？」他問。

醫生聳聳肩說：「很難說，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許要過幾天，即使他醒過來，還不宜於審問──這是從醫療方面的角度說的。如果腦震盪很輕微，那也至少兩個星期才能審問。」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藥品吧？」上校輕輕地說。

「藥是有的，但是我不想開藥方。你可能拿得到這種藥品，但決不會是從我這裡得到的。不管怎么說，他即使能對你說什么，也是毫無用處的。他可能說的是胡話，也可能清醒不過來。如果能清醒過來的話，也只能讓他自己恢復。現在用藥品只會使他變成白痴，對你和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他可能還要一個星期才能睜開眼睛，你最好還是等著吧。」

他說完轉身回診所去了。

但是醫生估計錯了。三天以後，科瓦爾斯基的眼睛睜開來了。

那是八月十日，這是第一次對他的審問，也是對他唯一的一次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