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在紐黑文一家很小的熟食店買三明治吃。

「哪一種？」頭髮花白的店老闆問。

在以色列，老闆當天做哪種三明治，客人就吃哪種。在美國，一個人時時刻刻都得做選擇、下決定。這大概就是所謂自由吧，約拿下了這樣的結論。

「雞蛋的？」約拿說出他的選擇，不過語氣聽起來卻像是在問問題。

「雞蛋色拉，好。要生菜西紅柿嗎？」

「呃，好啊。」

「哪種麵包？」

「呃，你有黑麵包嗎？」約拿將希伯來語中的「裸麥麵包」一詞照字面意義翻成英文。

「黑麵包？沒聽過，」掌櫃的說，「不過我們有很好的裸麥（rye）麵包。」

約拿沒聽懂rye這個字。「幹（dry）麵包？」他遲疑地問。

「小夥子，你一定會喜歡的。我做這行很久了，可以跟你打包票雞蛋色拉跟裸麥麵包是絕配。」

「好吧，」約拿無可奈何地說，「就給我乾麵包吧。」

在美國，亞拉姆語不再是他和家人在晚餐時談天說地所用的那個生動又親切的家鄉話；現在他唯一能聽到這個語言的機會是在猶太會堂。猶太經文中兩篇內容格外悲情的祈禱詞是以亞拉姆語唸的：一個是悼念死者用的《珈底什》（kaddish），另一個是解除贖罪節誓言用的《柯爾尼得萊》（kolnidre）。約拿在紐黑文度過第一個贖罪節時，聽到他的母語被以許多優美的長母音和莊嚴的節律念出來，讓他不禁覺得自己終於懂得古老的塔木德經裡那段文句了。「世界被賜予了四個偉大的語言。」貝特·顧卜林的喬納森（jonathanofbetgubrin）拉比在西元四世紀完成的耶路撒冷塔木德經裡寫道。在他眼裡，希臘語是詩歌的語言，拉丁語是戰爭的語言，希伯來語是交談的語言，而亞拉姆語則是輓歌的語言。

☆☆☆

我父親在耶魯大學就讀的第一年寄回以色列的家書，道盡了思念家鄉和夢想破滅的心情。2005年，我來到耶路撒冷卡塔蒙區祖父母生前居住的公寓，在地下儲藏室的一個鞋盒裡看到這些信。

父親的妹妹莎拉當年對美國也懷有許多浪漫的憧憬，但父親在寫給她的信中難掩大夢初醒的情緒。

1965年11月14日，他寫道：

一個社會在技術和物質層面越是進步，它的人民就越是複雜，相互之間也越疏離。這裡的每個人，特別是那些高階知識分子，都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莎拉，我們知道的那種不會去捕風捉影的單純的人，那種不只是關心自己，更會為別人操心的好人，那種人在這裡都不見了。

你很難明白我有多懷念那種簡單誠懇、自然不做作、沒有膚淺八卦的談話。就像媽媽和哈比卜阿姨或埃利亞胡叔叔和他的朋友聊天那樣。約拿瑪莫隨口說的一個故事，都要勝過美國娛樂媒體裡所有的無聊內容。莎拉，你不知道身邊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有溫暖的家庭，那是多么美好的事。美國大多數人都是悲哀的，因為他們的家庭生活都已毀損，無法復原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但約拿舉目無親的孤獨感依然強烈。他在一封信中告訴妹妹「美國是一個有兩億寂寞心靈的國家」。在另一封信中，他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充滿虛幻期望的國度。

1966年秋天，在耶魯第二年的他陷入某種存在主義式的恐懼感。

莎拉，我年紀越大，待在這裡而認識的人越多（我沒誇大其詞，我見過不下數千人），我就越感覺生命是不完整而且受損的。我在以色列認識的人，特別是那些庫爾德人，他們是完整心靈的理想化身，完全不像這邊的人那么複雜糾結、問題重重。這裡每個人乍看之下都很快樂，無憂無慮，但談過一兩次話以後，你會發現他們都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人們似乎都經歷過無數的生活危機和心理創傷……

在以色列，我被夾在札胡和耶路撒冷兩個世界之間。現在我有了第三個世界，紐黑文。莎拉，你無法想象我做過多少奇怪的夢，札胡、耶路撒冷和紐黑文在那些夢裡用詭異至極的方式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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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會」或「姐妹會」是美國大學中以兄弟、姐妹情誼為基礎招收會員的學生社團組織，其會所經常用作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