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本－古裡安將外來移民視為需要塑造的客體。對那些急於將移民吸收同化的人而言，新到者豐富的文化傳統沒有任何意義。

——得佛拉·哈科恩（dvorahacoher），《動盪中的移民》（immigrantsinturmoil），2003年

伊扎克·本－茲維（itzhakben-zvi）和大衛·本－古裡安有時被稱為「雙胞胎」：他們一起在君士坦丁堡修讀法律，走類似的文學路線，一起成立哈修莫（hashomer，守衛者）民兵，後來又並肩在政府最高層服務——本－古裡安當上總理，本－茲維則是總統。但在以色列的中東移民問題上，兩人的看法卻一直保持對立。

對本－古裡安而言，以色列是一個大熔爐；他鼓勵新來者讓自己故鄉的文化溶解在爐內翻騰的大雜燴中，讓一個新的以色列認同從逐漸凝結出來的灰色物質裡形塑而出。他認為猶太人離散在遠方的這兩千多年來培養出的各種奇異傳統就像是外來的病毒，威脅著這個新國家的整體性。此外，某些移民需要「再造」的程度遠超過其他移民。「摩洛哥來的移民完全沒有教養，」他被人引述曾經在一九六〇年代說過這句話，「他們的風俗習慣跟阿拉伯人沒兩樣。他們愛老婆，但卻會打她們……或許等到第三代的時候，這些東方猶太人身上會出現不一樣的東西，但目前我還看不到。」另有一次，他又被引述說過這段話：「我們不要以色列人變成阿拉伯人。我們有責任對抗黎凡特的鬼魂，因為它正在讓個人和社會變質。」

本－茲維的性格較為低調謙遜，與本－古裡安敲桌揮拳的好戰態度形成鮮明對比。他在當時的以色列似乎是唯一有膽量挑戰大熔爐理論的人。在他當上以色列第二任總統，與本－古裡安在以色列勞動黨（mapai）陣營中並肩治國之前，年輕時的本－茲維對一些鮮有人知的猶太社群和宗派的歷史產生極為濃厚的興趣。出身烏克蘭的他是個自學有成的史學家，雖然沒有受過正統的歷史訓練，卻寫出許多引人入勝的書籍和手冊，描述撒瑪利亞人、卡萊特人（karaite）、薩巴泰人（shabbatean），以及葉門、埃及、衣索匹亞、波斯、印度、阿富汗及庫爾德斯坦的猶太人。本－茲維以充滿幻想詩情的筆調，將庫爾德猶太人描寫為「被遺棄的猶太部落」，說他們是一支「堅韌剛強的山地族群」，「在他們身上可約略看到第一聖殿時代末期的猶太民族身影」。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流散與救贖》（theexiledandtheredeemed），這本書收錄了他歷年來所撰寫的關於東方猶太人的論文，已被翻譯為六國語言。

對本－茲維而言，如果要發掘猶太人的共同過去，最好的方法絕非藉由消弭差異性，而是透過不同的次文化反射出的光芒，從中窺探出歷史的真相。他不認為歐洲文化能解救中東地區的猶太文化，反而認為前者的影響會威脅到後者的活力。就他所處的年代而言，政治家要抱持這樣的立場，必須有非常大的勇氣。「當這些國家沒有受到歐洲影響，而且生活在那裡的猶太人能繼續根植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他們的創造力就不會受到損害，也能得以繼續對猶太文化做出可觀的貢獻，」他在1960年寫道，「然而，由於猶太人在經濟和政治上處境艱難，隨著歐洲文化滲入，他們受到特別強大的吸引，於是在十九世紀期間，這股創造力便停滯了。中東猶太人揚棄了自身傳統的泉源，同時卻未能更加深入理解歐洲文化；他們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停留在表面層次，因此整體文化水平就降低了。沒有健全且紮實的文化基礎，他們很容易就受到周遭黎凡特地區的環境影響，採納一些距離猶太教和高尚異國文明同等遙遠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對伊斯蘭地區的猶太人進行精細的研究，「應該有助於更有效地瞭解整個猶太民族在流散前共有的歷史過往。」本－茲維表示，這個工作具有絕對的迫切性，因為隨著不同背景的猶太人每天更進一步地融進以色列的新文化內，他們原有的認同也會逐漸變得模糊難辨。

本－茲維試著讓自己過著如他筆下所描述那些人一樣簡單的生活，這使得他在經常趾高氣揚的阿什肯納茲同儕間成為謙遜的榜樣。他和妻子拉謝爾·雅奈·本－茲維（rachelyanaitben-zvi）「有許多年都住在耶路撒冷雷哈維亞區一棟以焦油紙鋪蓋的簡陋木屋，」《紐約時報》在他的訃聞中如此寫道，「他當上以色列總統後，官邸是一幢只有三個房間的預鑄式住宅，跟政府在各地村莊蓋給移民家庭住的房子沒有兩樣。」

1947年，本－茲維在希伯來大學支援下創立了中東猶太社群研究中心。六年後，這個機構更名為本－茲維學院。這所坐落在校園內的學術單位設定了三個目標：第一，針對「東方猶太社群」的歷史，建立全世界最大的資料庫；第二，積極刊登運用這些資料撰寫出的學術論文；第三，「鼓勵青年學子進入該研究領域，提供相關協助指導以及研究成果的刊登管道」。這些提案在當時可說是相當激進。1956年，學院內一名資深官員指出，「雖然東方猶太社群對猶太教乃至全世界貢獻卓著，在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卻依然沒有與這些社群有關的課程。」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學院人員已經走遍紐約、英國、荷蘭、俄國等地的各大圖書館，對所有相關資料進行復制，包括聖經註釋、彌賽亞詩文，以及各式各樣的戶籍登入資料、演說稿、商業信函等。他們很快就累積了將近五百萬頁的微膠捲資料，以及數千冊的珍本和原版手稿。

在堆積如山的資料中，有一組古代手稿讓學院的學術主任梅厄·貝納亞胡（meirbenayahu）百思莫解。貝納亞胡個性急躁，行事像個獨裁者。他把學院當作個人采邑，把中東猶太史所有領域都視為自己的轄區。然而，這其中卻有這么一大沓紙張，顯然是十七世紀期間在伊拉克庫爾德地區一處小村莊寫成的，但他沒有任何線索能理解這些檔案的內容。那到底是什么？是數百頁以希伯來字母寫成的東西，但卻不是希伯來文。在伊拉克那個偏遠的地區，主要由農夫和小商販組成的猶太人向來被認為是不識字的一群，但一批看起來像是猶太書文的豐富史料卻在某個時候從中迸現而出。那或許是某種形式的亞拉姆語？但大家都說亞拉姆語——至少就其書寫形式而言——早在西元1600年之前的數百年就已從地表消失。

這一切著實令他摸不著頭緒。

「庫爾德小夥子在哪兒？」

那是1963年的事，約拿上大學的最後一年。某天下午，梅厄·貝納亞胡悄悄來到波洛斯基的課堂，坐在後門邊的位子上等著。當波洛斯基宣佈下課，身穿筆挺西裝、腋下夾著費多拉（fedora，大帽簷硬頂猶太禮帽）的貝納亞胡從洶湧離去的學生人潮中擠到講堂前面，向波洛斯基簡單點個頭打招呼。

「是哪一個？」

波洛斯基沒有正面回答，而是抬起他紅通通的臉，稍微讓眼光停留在第二排那個消瘦的學生身上。這個學生每次下課後總要拖個好幾分鐘才離開，似乎是在整理剛剛寫下的筆記。

貝納亞胡猶似鬼魂般地悄悄飄到約拿旁邊的座位，從皮質公文包中拿出幾頁乍看像是符咒的古代文書。他幾乎是偷偷摸摸地把這些檔案放到約拿開啟的筆記本上，約拿嚇了一跳轉過頭去。

「我有功課給你，」貝納亞胡邊說邊露出隱約的笑容，他那細如鉛筆的小鬍鬚也隨之在嘴唇兩端往上翹，「你看得懂這個嗎？」

「我可以試試看。」約拿回答。他其實不太知道眼前這個人是誰。

幾天後，約拿坐在本－茲維學院圖書館的長桌邊，凝視著同樣那幾頁檔案。他覺得自己彷彿是透過失焦的相機鏡頭觀看那個東西；他希望能看到清晰的輪廓和鮮明的原色，但他實際看到的卻只是朦朧的形體和模糊的粉彩色調。他在札胡的同胞所說的新亞拉姆語是一種口說語言，鮮少被拼寫出來。在札胡，一個人如果會讀書寫字——這種情況基本上很少出現，他用的會是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但會不會有人真的曾經把亞拉姆語寫下來？他必須承認，如果是的話，那看起來很可能會像眼前檔案上的這些東西。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約拿覺得視力似乎逐漸敏銳起來。他現在看到，那些古代文字應該和他兒時說的話有關係，可能是一個比較古老的形式。某些字拼讀出來其實是一樣的。還有一些似乎帶有多餘的字母，如果讀出這些字母，就會是不同的字；如果不讀這些字母，這些字的主體就又和他所說的語言裡的某些字相同，或至少非常類似。約拿想到他讀過的莎士比亞作品裡所用的英文也有類似情況：一些多出的字母，一些曲折跳躍的語法結構，有時有些字在英文-希伯來文字典中找不到，經常有些關於人物和地名的陌生指涉。但如果將這些元素從中抽離，那個骨幹毫無疑問就是英文。

隨著書桌上的紙張越堆越多，他逐漸明白自己正在研讀的古代檔案都是一些傳說故事、宣道寓言，或關於《出埃及記》的註解，字裡行間充滿強烈的卡巴拉密宗色彩：天輪、偉大預言、聖靈、馬車旗幟、顯名……這些指涉經常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