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日，伊拉克內政部長薩利·賈布林（salihjabr）向國會提出一項草案。掩藏在「一九三三年六十二號法令增修條文」這條冰冷的技術性標題之後的，是伊拉克猶太人即將面臨的命運大轉折。草案前言如下：

我們注意到伊拉克猶太人正透過所有非法手段，企圖永遠離開伊拉克，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經非法離境。這些國民如果被迫留在我國，並保留伊拉克國籍，最後將無可避免地導致危害伊拉克國家安全的後果，並引發社會及經濟問題。因此我們認為比較明智的做法是，若當事人希望離開伊拉克，我們不該予以阻止，但他們將喪失伊拉克國籍。頒佈本法案目的即在此。

短短一個星期後，法案表決通過，在攝政王簽署後成為正式法令。它向伊拉克猶太人傳達的訊息非常明確：你有離開的自由，不過你必須放棄你的公民權，永遠不得回來。猶太人大舉流向以色列的單行道就此開通。

這道所謂「去除國籍法」是一項令人詫異的政策逆轉。一年前，伊拉克才自詡為以色列最兇悍的對手。1949年1月以阿簽訂停戰協議後，伊拉克成為阿拉伯世界唯一拒絕與以色列休兵的國家，隨後又領頭提出再次發動攻擊的想法。伊拉克的領導人非常清楚，讓猶太人移民合法化將會讓伊拉克成為支援以色列——這個被阿拉伯世界視為天譴的國家——的幫兇，將中東地區人數最多且最富裕的猶太社群拱手交給以色列。這還不包括這項措施將為伊拉克國內經濟帶來的混亂局面。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在一則1949年發回華盛頓的秘密電文中指出，「有責任感的伊拉克領導人都承認，由於猶太人在伊拉克財經及商業體系中的角色極為重要，猶太人大幅移出將嚴重損及伊拉克經濟，使伊拉克脆弱的穩定狀態陷入高度危機。」

但是後來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近幾個月以來，伊拉克虛張聲勢的姿態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困惑與退縮。儘管伊拉克安全部隊不斷突襲猶太人小區、對激進分子嚴刑拷打，他們依然難以動搖組織良好且日益壯大的錫安地下組織。1949年12月戒嚴法解除後，大批猶太人湧向南部大城巴士拉，從當地非法越境到伊朗，想辦法搭飛機到以色列。過去被認為做事不牢靠的阿拉伯及庫爾德走私犯看到伊拉克警方日益無能、貪汙盛行的情形，紛紛主動前來擔任猶太人的嚮導，帶領他們跋涉穿越不熟悉的土地。膽子越來越大的以色列摩薩德特工擴大業務規模，建立起高效率執行的人口偷渡和逃亡網路。1950年1月到3月，約有四千名猶太人從伊拉克順利地非法逃往巴勒斯坦。如果照這個速度繼續發展，伊拉克在六個月內失去的猶太人數量將與在此之前三十年的總數相當。

非法移民潮已經演變成伊拉克國內政治危機，以及國際社會的棘手問題。《紐約時報》派遣記者到伊朗的邊境城市霍朗夏赫爾（khoramshahr）進行報道，並在1950年2月以頭條證實「大批猶太人陸續逃離伊拉克，其中多數屬於錫安派」。走私犯輕而易舉地通過賄賂方式進出邊界檢查哨，伊拉克政府要求伊朗拒絕讓猶太人入境，但伊朗領導階層毫不猶豫地駁回了這項要求。

進退維谷的伊拉克為了挽回顏面，最後不得不屈服。這個情況就像是尾巴搖狗，而不是狗搖尾巴。伊拉克領導階層因為無力阻止猶太人不斷遷出，乾脆將其合法化，藉此宣稱情勢依然在政府控制之下。他們自我安慰地以為，或許只有幾千名較窮困、地位較低的猶太人會選擇離開。但伊拉克政府在接二連三打錯算盤後，這次又錯估了局勢。軍警對猶太小區的突襲、伊拉克軍隊在以阿戰爭中的慘重死傷、錫安特工決意促使猶太人遷出伊拉克，這些因素都讓情況出現了無法逆轉的改變。在極短的時間內，大約有十二萬名猶太人——幾乎是伊拉克境內猶太人的全部——已經準備好要從伊拉克撤離。

1950年3月一個溫暖的日子，哈布林河在融雪灌注下水勢洶湧。年方十一的約拿·貝赫·薩巴嘎正和同學排成一列進城，他又因為走路時搞錯左右腳而捱了打，關節還在隱隱作痛。他剛過了橋，就看到父親的穆斯林生意夥伴舉手向他打招呼。

「你聽到訊息了嗎，ma'almebutchuk——小拉比？」易卜拉欣哈吉（hajjiibrahim）問他。易卜拉欣是個四肢修長、態度斯文的紡織品商人，大家給他冠上「哈吉」這個朝聖者尊稱，因為據說他曾經離開札胡，到遠方某個伊斯蘭聖地去朝聖。約拿很崇拜他，因為他的店鋪是城裡少數裝了電話的地方；那玩意兒由一堆令人著迷的電線、鈴聲裝飾和詭異的插頭組成，只要撥打一個「8」就能接通——至少易卜拉欣是這么說的。約拿和他父親曾經在他店裡連續待了好幾個小時，不過電話連一次都沒響過。

「學校裡有沒有人告訴你？」

「告訴我什么，哈吉？你是說要小心河水暴漲嗎？」約拿問。

易卜拉欣笑了，「這樣說也有點道理喔！」——猶太人確實正如潮湧般紛紛遷離伊拉克。「不是啦，我聽到的訊息有點像你跟我說過的什么摩西把海水分開，讓以色列人可以走過去的故事。」

約拿和同學們聽完易卜拉欣的訊息後，立刻衝回猶太區向大家報告，接著興奮地把書包一摔，將裡面的書本拋向溫暖的午後空氣中。他們覺得彷彿有人剛告訴他們，學校停課了，永遠停課了。

☆☆☆

幾年前，我問我父親關於去除國籍法的事，當時我還在《巴爾的摩太陽報》（thebaltimoresun）擔任特約撰稿人，負責與安納波利斯（annapolis）美國海軍學校有關的採訪報道。父親告訴我，如果我想知道札胡的猶太學生在法令公佈當天的模樣，可以把它想象成海軍學校學生在畢業典禮當天把帽子丟向空中的情景。

「我們就像那樣慶祝，」父親說，「我們把書包丟向空中，似乎在說，‘去他媽的書！’」

不過在札胡的成年人之間，去除國籍法公佈的訊息卻讓長久以來被掩蓋住的社會斷層明顯浮上臺面。伊拉克的政策在某些人眼裡看來，無異是在叫猶太人滾蛋。身無分文的猶太人覺得如果走人的話，他們並沒有損失，以色列是個未知之境，就算他們在那裡一無所有，情況也不會比在札胡糟。而且至少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們將不再是一個阿拉伯國家中少數民族裡的弱勢宗教群體中地位最低的一群人，也就是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猶太人中的窮人。

人數雖少但勢力不小的富裕猶太商人階層則抱持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們在札胡擁有房產、商店、土地，離開札胡等於拋棄一切，要在未知的新環境中與命運賭博。他們聽過不少關於以色列的事，知道一船又一船教育程度高的歐洲猶太人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落腳當地。他們懷疑自己能有任何機會享有跟那些人一樣的財富和社會地位。

沒錯，猶太人在札胡擁有的權力不算多，他們必須仰賴辛迪、古利、斯里瓦尼等族群的頭目們提供保護。猶太人結婚時，得花一筆「喜錢」請頭目為他們祝福。頭目們經常會決定進行一些公共建設，這時猶太人就得志願提供勞力。但用這些來交換信仰和交易自由，代價難道真的太高嗎？當他們逐漸聽到歐洲猶太人所經歷的大屠殺，都覺得自己的運氣相較之下實在好太多了。

即便在1950年去除國籍法讓猶太人外移成為檯面上的事實以後，錫安主義依然頂多是被庫爾德猶太人用來包裝一些比較實際、迫在眼前的東西：對更美好生活的希冀；對傳統穆斯林及猶太間關係解體的不安；新生代與上一代之間的疏離；對未知冒險的渴望……還有也許是最重要的，是他們益發意識到札胡恐怕再也無法仰仗它遺世獨立的地理位置，繼續將外面的大世界隔絕在外。

我的祖父拉哈明那年三十三歲，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當他的父親告別塵世，他就要成為家族中最年長的男子，扛起家族領導人的擔子。札胡一直沒讓他失望，他也沒有理由離開。

1950年一個炙熱難當的夏日，約拿在家人開的雜貨鋪裡，坐在角落的凳子上聽他父親和另一位猶太商店老闆討論未來該何去何從。約拿這天把拉哈明幾個月前買給他的小羔羊裘裘牽在身邊，邊聽大人說話，邊摸著它身上油滑的長毛。

「讓那些窮人到以色列去吧，」拉哈明無所謂地把手一揮，「他們在那裡也許能找到比較好的生活。祝福他們。」

「我相信以色列會比較希望有我們這種人。」另外那位店老闆說。

「以色列是會有我們這種人，不過是在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