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薩巴爾家族的家庭故事看守人，是家族榮譽的護衛，是家族傳統的捍衛者。身為一名庫爾德父親的長子，大家說這些都是我的職責。但我打從出生前就開始抗拒這份責任。

我和父親的第一場衝突是因為我的名字，他希望將我取名為「阿拉姆」（aram），這是古代敘利亞一個地區的名稱，三四千年前最初的亞拉姆語（aramaic）族裔部落就居住在那裡。如果兒子名叫阿拉姆，一條承載三千年歷史的時空之線彷彿應運而生，將迂迴地穿越以色列和庫爾德斯坦，把我們拉回哈布林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那片土地。在迷濛的遠古時代，我父親的族語就是在那個地方開始從人類的唇齒之間滑墜而出。如果兒子名叫阿拉姆，父親就能把這個關於族群的偉大天賦權利傳給兒子，這個兒子繼而再傳遞給下一代，香火綿延不息，就像童話中的國王和王子，世代相傳。

我父親當初也許抱著這樣的思維，不過我母親倒是打著另一個算盤。她似乎在我出生前就非常瞭解我，因為她很不認同阿拉姆這個名字。她身為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社工人員兼教師，知道學校裡的小朋友對名字古怪的同學會有多殘忍。她告訴我父親，阿拉姆這名字絕對行不通。

所以早在我還沒出生之前，我就已經贏得漂亮的第一擊。

發生在我和父親之間的是一種縮小版的文明衝突。他是古代的庫爾德斯坦，我則是一九八〇年代的洛杉磯。

他在伊拉克北部一個沙塵漫天的小鎮長大，和一群人擠在一棟沒水沒電的簡陋土磚屋裡。我則是在一幢位於西洛杉磯林蔭幽森的優雅街道上、以白色灰泥粉刷得美輪美奐的大別墅中長大，附近隨時有標示著「貝萊爾巡邏隊」的私人警務巡邏車穿梭，治安好得不得了。

我們家在1972年、在我一歲大時遷居到洛杉磯，當時父親獲聘為ucla的大學教授。但他的現代意識卻幾乎完全沒有因為我們搬到這個充滿現代感的地區而有所提升。他會到j．c．penney平價百貨的折扣區購買設計師為打高爾夫球的場合所設計的粉色方格圖案西裝，接著自以為很體面地穿去參加大學學務會議。我都是在濱海度假城鎮聖莫尼卡（santamonica）的衝浪用品店購買百慕大褲和t恤，這些裝扮簡直就是我的制服，我連冬天到康涅狄格州拜訪母親的家人時都是這身打扮。

父親的一頭蓬亂捲髮是以每支才半美元的廉價刮鬍、整發兩用工具自己剪出來的；我則是從小就由媽媽帶到貝弗利山莊的高階沙龍設計，再用大量髮膠雕塑出的時髦髮型。父親老是用他老舊的雜牌錄音機播放一首又一首的庫爾德族哀歌，就算電池匣壞了，還拿橡皮筋固定住電池繼續用；我則愛坐在我那套最先進的搖滾鼓組前，邊聽私下錄製的嗆辣紅椒樂團（redhotchilipeppers）歌曲邊打拍子。

父親習慣穿著一件磨舊的浴袍，整天坐在家中的辦公室裡用亞拉姆文在索引卡上寫下一些隱晦難懂的註解；我則整天在偌大的後院裡跟一群玩滑板的哥們兒一起打造起跳臺。父親說的是荒腔走板、錯誤百出的怪腔怪調英語，我說的則是油腔滑調的加州英語，經常就冒出rad（紅）、lame（遜）、mellow（放輕鬆）這些流行用語。

我們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那場面真是不好看。我會大發雷霆，連珠炮般的三字經迴盪在整棟房子裡。他先是氣得七竅生煙，百思莫解當人家兒子的人怎么會對父親有這樣的行為，而後他會用假設安慰自己：美國小孩就是這么無可救藥。

不過，我多數時候會跟他保持安全距離。他活在他的星球上，我活在我的世界裡。

我也不記得確切的時間點了，總之在青少年時期的某個階段，我甚至不再以亞拉姆語中的「父親」叫他「阿爸」（abba）或「爹地」。他就只是一個名字——約拿（yona），一個外表和說話怪里怪氣、穿著打扮也很詭異的人，他不過是碰巧和我們同住一個屋簷下。他可以是我父親，也可以不是——這要看是誰問我這個問題。

很快地，這一切就不再重要了。我離家到新英格蘭念大學，畢業後在報社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生活裡充斥著偉大的故事，每天喝著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心情澎湃激昂地撰寫報道。某個警察在街頭遭到殘酷槍殺；某個議員貪汙，結果被人贓俱獲；某家工廠又將廢棄物非法排入河川……

父親成天關在家中辦公室做研究，家中孩子一一上大學後，他更將自己深深埋進他那個外人搞不清楚的族群——庫爾德斯坦猶太人的世界裡，探討他們的語言與民俗文化。有時候，我不禁懷疑當初醫院產房是不是弄混了。說不定真有那么一個不負族人所望的阿拉姆人生活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反倒是他那以保時捷跑車代步、在好萊塢當經紀人的爸爸不知道該怎么跟安靜的兒子溝通，絞盡腦汁也找不到辦法把兒子抽離出那本已經快翻爛的《亞拉姆語魔碗文獻中的語言特性》。

經過漫長的歲月，我才逐漸領悟到我可能錯怪了自己的父親——我可能真的是他的兒子。這個轉折點出現在2002年12月一個寒風刺骨的夜裡，那天我太太生下了我們的長子。這孩子是個頭髮烏黑細緻的男孩，雙眼有如燈籠般散發溫柔的光芒。他叫賽斯，他和我之間日後會不會出現裂痕，就像我和我父親那樣？他會不會也認為自己無法從父親身上學到什么，而父親也沒有任何東西能教他？

「你到底是誰？」當賽斯的媽媽在那個冬夜裡把他放進我的臂彎中，他似乎正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詢問我。

那年我已經三十一歲，但這個問題讓我無言以對。

我花了很多力氣才調整好我與父親、兒子的關係。我一點兒都不寬宏大量，自我防衛心很強，說什么也不可能覺悟般地回家請父親寬恕我，或到某個錄影棚裡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與父親相擁而泣。

於是我做了一件比較自然的事：我拿出我的記者筆記本。心想，如果我問的問題夠多，挖掘到相當深度，或許我就能在我和父親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找到一座連線兩端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