簾子的另一側，昨晚收進來的那個女人在咳嗽。她的咳嗽聲在牆壁間迴盪。她得的是肺炎，其實不應該住在這裡，但她有褥瘡，又沒法住在傳染病房。她咳起來就彷彿胃裡的東西都要吐出來一樣。多莉絲噁心得直哆嗦，用手捂住了耳朵。

「能把我的電腦給我嗎？」

多莉絲對著空蕩蕩的病房喊。她又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重複了一遍。她的喉嚨很乾，感覺在和上顎摩擦。冷冰冰的病房裡很安靜，沒有聽見護士來幫忙的腳步聲。

「按鈴。」當多莉絲叫第三遍時，咳嗽的女人喘著氣對她說。

「謝謝，不過不是什麼要緊的事。」

「既然你躺在這兒喊，那麼這事兒顯然很重要。按鈴吧。」那個女人煩躁地說。

多莉絲沒有回答。她不需要幫助時，護士們總會過來打擾她，可現在她真的需要她們時，她們又都不見了。要麼她自己試著拿電腦？她能看到電腦就在桌子上，早上護士把它放在那裡，電腦螢幕被蓋上了。她跟她們說了要把螢幕開啟，她們為什麼不聽呢？她應該可以自己過去拿吧？一點兒都不遠，如果她還想回到家，她就得練習練習。她拿起床的遙控器，摁了一個按鈕。床晃了一下，床尾開始往上升。她想讓床停下來，就把所有的按鈕都摁了下去。結果床頭開始移動，膝蓋下的部分也開始往上升。她慌了，趕緊摁下紅色的按鈴，同時又搖晃著遙控器，把能摁的按鈕都摁一遍。終於，床停住了。

「天哪，發生什麼了？」跑進來的護士笑了。

多莉絲正直直地坐著，腿抬著，就像一把摺疊刀。但她沒有笑，眨眨眼，忍住疼痛的淚水。

「我想去拿電腦。」她指著電腦，她的腿被慢慢降下去，後背的疼痛也逐漸減輕了。

「你為什麼不按鈴呢？我們會盡快過來幫忙的。你知道的，多莉絲。」

「我想練練走路，我想離開這兒。只做理療是不夠的，太慢了。」

「耐心些，多莉絲。你得接受現實。你已經96歲了，不是小孩子了。」護士輕聲細語，卻好像給了她猛然一擊。

「耐心和固執，」她喃喃地說，「如果你知道我有多固執。」

「我聽說了。我們要不要試試？」多莉絲點點頭。護士慢慢把她的腿垂在床邊，扶著她的上半身讓她坐起來。多莉絲眯起了眼睛。

「太快了嗎？你頭暈嗎？」護士同情地看著她，溫柔地撫摸她的頭髮。多莉絲搖搖頭。

「耐心和固執。」她說著，雙手按住軟軟的床墊。

「一，二，三，起。」護士一邊說，一邊扶多莉絲起身，雙手穩穩地撐住她的腋窩。她感到臀部猛地一疼，然後疼痛傳到了一條腿上。「一步一步來，好嗎？」多莉絲沒有說話，只是把摔斷的那條腿向前挪了幾毫米。接著，又把另一條腿挪了幾毫米。電腦已經近在咫尺。她盯著黑色的電腦包，只剩兩米了，但又彷彿隔著一條鴻溝。

「你要休息一下嗎？坐一會兒？」護士用腳鉤過來一個凳子，但多莉絲搖搖頭，仍然艱難地一步一步邁向放電腦的桌子。等她終於走到那兒時，立刻把雙手撐在電腦上吐了一口氣，頭深深地低了下去。

「天哪，你還真是固執。」護士微笑著，一隻胳膊摟著她的肩膀。多莉絲喘著粗氣。她的雙腿已經沒有知覺，她前後扭扭腳趾，想把腿喚醒。她抬起頭，看到護士的眼睛，然後便倒了下去。

a.卡爾·安德森

卡爾帶我們走出車站，走到街上，他不停地跟我們聊天。我們拎著小箱子，他拎著大箱子。他說他在車上聽到了我們的談話，他能聽懂一點瑞典語。車站外面有一排黃色的計程車，但他徑直走了過去，完全不理睬那些吆喝的司機。他走得很快，步子很大，總是領先我們幾步。

「如果他是騙子怎麼辦？萬一他是壞人呢？」艾格尼絲一邊小聲說，一邊拉了拉箱子，想讓我停下來。我也拉了拉箱子，盯著她，點點頭，讓她繼續往前走。她不情願地咕噥著，又邁開了步子。我們繼續跟著前面這個金髮男人，他比路上幾乎所有人都要高出至少半個頭。他看上去確實像瑞典人，或許這就是讓我決定相信他的原因。

我們走啊走。卡爾不時地回頭，彷彿是要看看我們還在不在。等他終於在一座窄窄的磚房前面停下時，我頭上已經冒汗了。紅色的大門外有兩個鐵盆，裡面種著水仙花。他衝我們點點頭。

「到了。她身體不太好。」他開門前解釋說。

這座房子有三層，每層只有一個房間。我們直接進了廚房，裡面有一個老婦人坐在搖椅上。她的手放在腿上，兩眼直直地看著前方。

「媽媽，看我帶誰回來了。兩個從瑞典來的姑娘。」他衝我們點點頭。她沒有抬頭，彷彿沒意識到有人進來。

「媽媽，她們可以跟你講瑞典語。」他摸摸她的臉頰。她的藍眼睛看上去毫無生氣，瞳孔很小。她的頭髮無精打采地散在肩上，還有幾縷搭在眼睛上。她的肩上蓋著一條厚厚的針織披肩，看上去髒兮兮的。

「她叫克里斯蒂娜。自從我父親失蹤後，她幾乎就不開口說話了。有時她會說幾句瑞典語，我只是想……」他轉過身去想掩飾自己的悲傷。他清了清喉嚨，接著說：

「我只是想或許你們能讓她重新開口講話。還有，我需要人幫忙做點家務。」

「我來試試。」艾格尼絲小心翼翼地靠近搖椅。她在地板上坐下，背對著那個老太太。

「我只是在這兒坐一會兒。」她用瑞典語說，「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整夜坐在這兒。如果你想說什麼，我願意聽。」

老太太沒回答。但是，過了一會兒，她的椅子輕輕搖了搖。我也坐了下來。屋子裡很安靜，只有搖椅吱吱呀呀的聲音和遠處街道上的嘈雜。我們答應在這裡住幾天，卡爾幫我們在樓上的起居室裡鋪了一張床。他還幫克里斯蒂娜也鋪了一張床墊，輕輕地幫她躺到上面。她太重了，他沒法把她搬到三樓的臥室裡。

卡爾經常上樓到起居室裡和我們聊天，但從不聊克里斯蒂娜。他跟我們講他那天都做了什麼，講他工作的那家銀行，也講歐洲和戰爭。在我們住在伊蓮家的幾個月裡，歐洲的形勢越來越糟。卡爾告訴我們最新的情況，但他不知道瑞典是否也參戰了。在美國人眼裡，歐洲彷彿只是一個大的國家。

開始，我們並不想問他的父親去哪兒了，但隨著我們對他了解得越來越多，聊的話題也越來越私密，幾個星期以後，我們終於鼓起了勇氣。答案在意料之中。

一切都很突然。一天，他們回家時，他的父親站在那裡，他的行李已經收拾好了。他說了幾句話就走了，沒有留下一分錢，但把房子留給了他們。

「他為了別人離開了我媽媽。他走後，她的心就死了。她在紐約一直覺得很迷失，他曾經是她的港灣。他照料著一切，他會為她挺身而出。」

我們靜靜地聽著。

「他已經走三年了，我並不想他。我並不想念他的壞脾氣和專橫的態度。其實沒有他，我們生活得更好，我只希望媽媽也能看到這一點。但她漸漸變得越來越抑鬱，她不再見人，不再關心我們的家，也不再關心她的外表。最後，她就在搖椅上坐著，再也不起來，幾乎不說一句話。」

我們輪流坐在克里斯蒂娜身邊跟她說話。她不喜歡離開搖椅，有時我都擔心她會變成一塊石頭。一個人能像那樣一言不發地坐多久？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過去了。卡爾堅持讓我們留下，說我們對克里斯蒂娜的恢復有好處。他說得對。終於，一天清晨，當我們燒水泡茶時，奇蹟發生了。

「跟我講講瑞典。」她有氣無力地說。聽到那句瑞典語的感覺真是好極了。

我們趕忙到她跟前，一人在她一邊，跟她聊了起來。我們跟她講我們玩耍的雪堆、土豆和鯡魚、淅瀝小雨的氣息還有第一朵款冬花。我們還跟她講斯德哥爾摩中部，在動物園島綠油油的草地上有跳來跳去的小羊羔和明亮的夏夜裡沙灘街上的腳踏車。我們給她描述的每一幅畫面都讓她的眼睛裡多了一點神采。她沒再說別的，但她越來越多地朝我們看。如果我們安靜下來，她就會抬起眉毛，衝我們點頭，讓我們繼續說。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繼續努力，想讓克里斯蒂娜開心起來。一天，卡爾到家時，看到搖椅空了。「搖椅空了。」他盯著我們，「搖椅空了！她在哪兒？我母親在哪兒？」我們大笑起來，指指水池。她正站在那兒洗午餐用過的盤子。她很瘦，臉色蒼白，但她自己站在那裡，雙手還在忙碌著。當卡爾走向她時，她溫和地笑了。他緊緊地擁抱了她。他趴在她的肩上看著我們，眼裡滿是淚水。

我們打聽著關於瑞典的訊息，但沒人知道準確的情況。新聞在報道希特勒和他的行徑，還有德國士兵佔領巴黎時哭泣的法國人。我們盯著那些黑白的畫面，難以想象在我熱愛和思念的城市裡正發生的一切。那裡跟我離開時已經截然不同，一切都變了。我給格斯塔寫了信，但是，跟之前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沒有迴音。

我們仍然同卡爾和克里斯蒂娜住在一起。我們不需要付房租，但我們幫忙做飯和打掃衛生。這是卡爾表達感謝的方式。他上班時，我們就陪克里斯蒂娜聊天。她無法解釋自己為什麼沉默了這麼久，感覺就像沉睡了好幾個月。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她一天天好轉，我重新開始考慮未來。我們得找工作，得有自己的住處。隱居了幾乎一年，我們得出去闖闖了。

艾格尼絲對我的計劃一點也不感興趣，而且她最近經常讓我很不滿。她有事不再告訴我，每次我說什麼，她總是心不在焉，好像有點傷感。她開始用英文回答我的問題，即使我在跟她講瑞典語。過了一段時間，我注意到她開始黏著卡爾，而不是我。晚上，他們倆會待在廚房的沙發上，低聲聊到深夜，就像曾經的阿蘭和我那樣。

一天晚上，很晚了，克里斯蒂娜坐在搖椅上縫桌布。我在看報紙，跟平常一樣搜尋著關於戰爭的新聞。在報紙裡提到的每一名死去計程車兵身上，我彷彿都會看到阿蘭。我專心地看著報紙，甚至沒有注意到他們倆站在我面前，手拉著手。艾格尼絲不得不重複了一遍：

「卡爾和我，我們要結婚了。」

我盯著她，又盯著他。我沒明白。她那麼小，怎麼能結婚呢？而且是跟卡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