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和淪陷

一九三九年夏末，薩瓦省到處都張貼著徵兵的告示，徵集年輕人入伍。所有的家庭都瀰漫著哀悼的氣氛。我搭乘了最後一班汽車下山後，年輕的司機就去參軍了，汽車也被軍隊徵用。香伯利的車站擠滿了揹著槍械裝備計程車兵們，我想方設法才擠上去巴黎的火車，在同一節車廂裡還有一位年輕的英國女人，她帶著她的寶寶和保姆。她們急著要趕回英國去。她的丈夫在站臺上和她們道別，他說他不久就會回英國和家人團聚，他還是不相信戰爭真會爆發。

莎士比亞書店照常開張，戰爭愈演愈烈。突然間，德國軍隊橫掃法國，他們離巴黎越來越近，在巴黎居住的人們紛紛逃離，或是準備逃離。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劇院街上一直人流湧動。人們在火車站旁安營紮寨，晚上也睡在那裡，希望能夠擠上一列火車。有些人開著私家車逃難，但是不久，就因為沒有汽油只能把車子棄置在路邊。大多數人都是靠著兩條腿逃走的，抱著孩子，扛著行李，也有推著童車或手推車，還有一些騎著腳踏車。同時，不斷擁入的還有北方或西北過來的難民，包括比利時人，拋開了他們所居住的農莊和城鎮，經過巴黎往西邊逃難。

阿德里安娜和我沒有加入逃難的浪潮，為什麼要逃呢？我的助手加拿大學生露絲·坎普曾試圖逃走，結果在壕溝中遭到機槍的掃射，後來還是被俘虜了。

一九四〇年一個美麗的六月天，陽光燦爛，晴空萬里。只有兩萬五千人還留在巴黎。我和阿德里安娜來到塞巴斯托普大道（boulevardsébastopol），含著眼淚看著逃難的人群穿過城市。他們都從東門進城，經過聖米歇爾大街（boulevardstmichel）和盧森堡花園橫穿巴黎，然後從奧林（orléans）和義大利門出城。他們的牛車上堆滿了各種家當，家當上面坐著孩子，老人，病人，懷孕的和抱著嬰兒的婦女，還有裝在籠子裡的雞鴨，狗和貓。有的時候，他們會在盧森堡花園停留，讓牛在那裡吃草。

我和老朋友伯特蘭——方丹醫生一起坐在醫院的視窗前吃中飯，看著最後一批難民擁進城裡，與他們接踵而來的是德國軍隊。無休止的機械部隊挺進巴黎：坦克車，全副武裝的軍車，戴著鋼盔計程車兵雙手交叉坐在裡面，這些士兵，這些機器，全都是冰冷的灰色，在轟隆隆震耳欲聾的響聲中向前行進。

在巴黎，有一些支援納粹的人，他們被人稱為是「法奸」，但這些人只是例外。我們所認識的人，個個都是抵抗派。伯特蘭——方丹醫生就是抵抗運動中非常活躍的分子。她的兒子雷米（rémi）二十歲的時候死在奧地利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營裡，這個集中營最為聲名狼藉，環境最惡劣。

那些從逃難中倖存下來的人後來回到巴黎，我的法國朋友們看到莎士比亞書店仍在開張，都非常高興。他們一頭鑽進我的書堆裡，我忙得不可開交。當時有一個名叫弗朗索瓦·伯恩韓（françoisebernheim）的年輕的猶太女孩自願來幫我，她在巴黎大學學習梵文，後來，因為納粹的新規定，她被學校開除，但是，她的導師鼓勵她抄寫那些非猶太學生的筆記進行學習，在導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她堅持著學業。

美國大使館千方百計說服我回美國，都被我給拒絕了。（回美國的路線是繞道里斯本，他們列出的交通費用非常吸引人，其中有一項是：「運送一隻鸚鵡，六美元。」）相反，我和朋友們一起在納粹佔領下的巴黎居住下來。因為我經常和弗朗索瓦一起出門，所以，我和她一樣也經歷著猶太人所受的各種特殊限制，當然，她必須在她的外套或裙子上配戴那個巨大的黃色「大衛之星」，而我則不用。我們總是騎著腳踏車出門，那也是當時唯一的交通工具。我們不能去公共場所，例如劇院、電影院、咖啡館、音樂廳，或是坐在公園的長凳上，甚至連街上的長凳都不能坐。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個陰涼的廣場裡吃中飯，我們坐在一條長凳旁邊的地上，一邊鬼鬼祟祟地看著周圍，一邊很快吞下白煮蛋並喝下熱水壺裡的茶。這種經驗我可真不想重複。

莎士比亞書店消失了

在美國宣戰以後，因為我的國籍，還有我和猶太人的關係，在納粹的眼裡，莎士比亞書店就被判了死刑。作為美國人，我必須到納粹總部去註冊自己的身份，並且每週得到我所居住的那個區的委員會去報到（猶太人每天都得去報到），因為沒有幾個美國人在巴黎，所以我們的名字都被記在一個草稿本上，而這本子又經常被亂丟而找不到，我常常幫那裡的人一起找。在我的名字和有關我的記錄旁邊，還有一條小注釋：「沒有馬匹」，我一直沒有搞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寫。

我一向很少有德國客戶，當然，在我變成「敵人」之後，他們根本就不來了——直到最後一位德國「貴客」光臨，是他終結了一切。一天，一位德軍的高階官員坐著輛巨大的灰色軍車來到我的書店，下車後，他盯著櫥窗裡的《芬尼根守靈夜》看了一會，然後進到店裡，用完美的英文告訴我他要買那本書。「但這本書是非賣品。」「為什麼？」我向他解釋說那是我最後的一本，我要保留著它。為誰保留？為我自己。他非常生氣。他對我說他對喬伊斯的作品很感興趣。但我的態度還是很堅決。他大步跨出書店，我趕緊把《芬尼根守靈夜》從櫥窗裡取下，放到安全的地方。

兩個星期以後，那位官員又昂首闊步來到我的店裡。那本《芬尼根守靈夜》呢？我說我已經收好了。他氣得聲音發抖，說：「今天我們要來沒收你書店裡所有的東西！」「請便吧。」我說。他開車走了。

我趕緊去和門房商量，她將三樓的那套沒人住的公寓開啟（我自己住的公寓在二樓），我和朋友們就用洗衣筐將所有的書籍和照片搬到樓上，還有所有的傢俱。我們甚至把燈具都給拆了下來，我又請了一位木匠師傅來拆卸所有的書櫥。僅僅花了兩個小時，書店裡就空無一物。一位油漆匠過來將劇院街十二號外的莎士比亞書店的招牌給粉刷掉。那是一九四一年。那些德國人有沒有來沒收莎士比亞書店所有的東西？如果他們真的來了，他們連書店都找不到了。

最後，他們還是過來把莎士比亞書店的主人給抓走了。

在集中營裡被關押了六個月以後，我又回到了巴黎，但這次，他們發給我一份公文，上面寫著德國軍隊可以隨時任意將我抓走。朋友們都說，與其等著他們再把我送回集中營，還不如我自己來個隱身術。莎拉·沃森（sarahwatson）小姐就把我藏在她的學生旅館裡，這間學生旅館位於聖米歇爾大街九十三號。我很高興地住在房子頂層一個小小的廚房裡，同住的還有沃森小姐和她的助手瑪賽爾·福尼爾（marcellefournier）夫人。她們給了我一張出入學生宿舍的會員卡，我覺得我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德國人好幾次試圖接管學生宿舍，沃森小姐也被拘禁了一段時間，但是靠著福尼爾夫人神奇般的能力，那裡一直開張著，住滿了正在學習的學生們。旅館是美國人開的，也是美國人在管理，但是，因為它是巴黎大學下屬的一個機構，所以，大學的負責人設法把沃森小姐弄出了集中營，讓她回到原來的職位上。

我每天都要到劇院街去，當然是偷偷去的，所以我知道阿德里安娜書店裡每天發生的事情，我也看到了午夜出版社（editionsdeminuit）出版的最新作品。午夜出版社的出版物都是秘密發行的，而且發行量很大。它的出版人是我的朋友伊芙·德斯維涅（yvonnedesvignes），她這麼做真是冒著極大的風險。抵抗運動中的所有著名的作家們都有書出版，其中，詩人艾利亞（pauleluard）出版的都是些小冊子。

【註釋】

午夜出版社是1941年由作家讓·布魯勒（jeanbruller）和皮埃爾·德勒斯克（pierredelescure）在巴黎成立的一家地下出版社，法國被德軍佔領期間，所有的媒體都在納粹的控制之下，午夜出版社在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時才公開，在這期間，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出版了許多反對德軍佔領的作品，作家包括紀德、阿拉貢、尚松、艾利亞等，但基本上都是用筆名寫作。二戰後，午夜出版社繼續活躍至今，50年代，他們最早出版了塞繆爾·貝克特（samuelbeckett）的法文作品，由他們出版的作家還有阿蘭·羅伯——格里耶（allanrobbe——grillet）、克羅德·西蒙（claudesimon）、瑪格利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等。

艾利亞（1895——1952），法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