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去美國

喬伊斯所付出的勞動和心血遠遠大於他的收入，這真是作為天才的悲哀。而喬伊斯又往往入不敷出，所以，他常常會有驚慌失措的時刻，莎士比亞書店的經濟狀況也是這樣。人們可能會覺得我從《尤利西斯》中賺了不少錢，其實，喬伊斯的口袋裡肯定裝了一塊吸鐵石，所有賺到的錢都被吸到他那個方向去了。我就像那首歌曲裡的西爾維斯塔（sylvester）：「不管我如何努力/所有的錢幣還是從我身邊悄然溜走」，從來就沒有人會說：「西爾維斯塔，別找零了。」當然，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和喬伊斯一起工作，為喬伊斯工作，所有的樂趣都是我的——確實也是其樂無窮——而所有的利潤都是他的。他的作品能賺到的錢，那些通過我的努力才賺到的錢，也都屬於他。為了不讓我的書店被拖垮，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一九三一年夏天，《尤利西斯》盜版猖獗，絕望之中，喬伊斯請他在倫敦的經紀人詹姆斯·平克（jamespinker）到美國去看看有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此書。確實有一些出版社感興趣，但都是些出情色書籍的出版社。在我的記憶中，唯一一家稍有聲望的出版社是喬伊斯在美國已有的出版商，許布希先生。但是他提議要出版一本《尤利西斯》的刪節本，喬伊斯當然不同意。所以，我覺得在許布希先生的書單上，已經有了《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都柏林人》、《流亡者》這些作品，《尤利西斯》無法成為其中的一員，實在令人遺憾。

平克找到其他一些有可能出版《尤利西斯》的出版社，但是我和喬伊斯都覺得他們好像沒什麼興趣，而且，我們倆也不喜歡他們信中的語氣。

這些出版社的來信都是寫給莎士比亞書店的，但是他們都把書店稱為是喬伊斯在巴黎的代理，而不是他的出版社。很明顯，肯定是喬伊斯讓平克對他們這麼說的。他們的來信彷彿是要出版一部手稿，而不是再版一本十年前已經出版過的書。我覺得這種處理事情的方法可真不恰當，我等著喬伊斯出面說些什麼，但是他一直沒有發表意見。我和他一樣焦急地盼望著這本當代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能夠在英語世界中正式出版，不再被貼上「禁書」之類侮辱性的標籤，能讓公眾購買到。《尤利西斯》能夠通過正常途徑在我的祖國出版，我原本想也沒想過我是否會因此得到一些好處。但是等我意識到別人也壓根沒有想到我的利益時，我反而在乎了。我告訴喬伊斯，我因被人忽視而憤怒，我還指出，如果要讓別人覺得我只是想把《尤利西斯》快點處理掉，這樣可不好，我問他是否覺得我應該要一些回報？他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所以，等到我收到下一封要求出版《尤利西斯》的信時，我就回復說，要我放棄版權，是要給我一定的報酬的。那人又寫信回來問我價格是多少，我說要兩萬五千美元。當然，這人以為我在開玩笑，後來，平克的有關信件被公開後，其他人看到我的這一要求，也笑我瘋了。（我向喬伊斯解釋說，我所提出的這個價格只能說明我對這本書的價值的評價之高。）我問這人那麼他覺得公平的價格應該是多少，他不願說出一個價格，他和其他人一樣，絲毫沒有覺得我的要求是認真的。

當然，有一家出版社例外，許布希先生答應要支付給我一部分版稅，但是，這筆錢要從喬伊斯的版稅裡分出來，這是我不可能接受的。這種事，我想都不會去想，而且，喬伊斯也不可能接受。

對於我和喬伊斯來說，合約向來不重要。在我最初出版《尤利西斯》時，我確實向喬伊斯提出過關於合同的事，但喬伊斯根本不想籤什麼合約，我也不在乎，所以，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再提合約的事。但是，在一九二七年，當我出版《一詩一便士》時，喬伊斯自己要求我起草一份合同，一九三〇年，他突然也要一份《尤利西斯》的合同。這些合約的條款都是完全按照喬伊斯的要求擬出的，他閱讀同意之後才簽了名。《尤利西斯》的合約所用的紙張還是那種正兒八經蓋了章的合約用紙。我得承認這些合約並沒有經過「律師」的見證，但是當時沒人覺得有這個必要。

我想喬伊斯突然要擬定這些合約，肯定是因為當時他正參與的某一事項需要他證明《尤利西斯》是屬於我的與他無關的財產。在他寫給一位負責起訴盜版商的律師的信中，他非常簡單明瞭地說明：《尤利西斯》屬西爾維亞·畢奇所有。我一直不知道喬伊斯的這封信，一直到後來，才有人給我看。

漸漸的，不再有人到我這裡來提出要廉價收購《尤利西斯》的版權，也有一段時間我和喬伊斯沒有再見面。但是，幾乎每天，他的一位老朋友都要來看我，這位老朋友總是先去住在如比亞廣場（squarerobiac）的喬伊斯那裡，然後再到我這裡，他會告訴我喬伊斯有關《尤利西斯》新的出版社的建議。他催促我放棄版權，因為版權屬於我這種說法，只是我自己幻想出來的。所以，有一天我問：「那麼我們的合約呢？難道那也是幻想出來的麼？」「合約是不存在的。」這位老朋友說，他也是位詩人，我從少年時代起就對他充滿敬意。他重複：「你的合約，是根本不存在的。」當我對他的這個宣言提出異議時，他說了一句更讓我震驚的話：「你是在損害喬伊斯的利益。」

等他一離開書店，我就立即打電話給喬伊斯，我告訴他說，關於《尤利西斯》，他可以隨意處理，我將不再堅持我對這本書擁有任何權利。

我想喬伊斯已經通過家裡人的關係，和蘭登書屋進行了聯絡和商談，雖然他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對他來說，這件事實在太重要了，所以，他決定如此來處理《尤利西斯》在美國出版之事，可能確實是最好的辦法。

後來，蘭登書屋果然出版了一部精美的《尤利西斯》，我收到此書的同時，也收到了約翰·伍爾斯法官（judgejohnsey）宣佈這部偉大的作品無罪的判決書。喬伊斯親自告訴我，他已經收到了出版社支付的四萬五千美元。我知道他是多麼需要這筆錢，他女兒的病情所需要的醫藥費越來越多，他自己的眼疾也越來越嚴重。對於他能夠拿到這樣一筆錢，能夠解決他財務上的困難，我由衷地為他高興。至於我個人的情感，我並不以此為榮，而且現在我怎麼想都無所謂了，我也就應該及時將這樣的情感拋開。

對我來說，我和喬伊斯籤的那兩份合約都毫無用處，合約的白紙黑字確實宣告，如果其他出版社想要出版這兩本書，那麼要與莎士比亞書店進行協商。但實際上，《尤利西斯》和《一詩一便士》後來都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完全沒和這兩本書的最早的出版社進行任何協商。然而，從《尤利西斯》這本書來說，我確實告訴喬伊斯他可以隨意處理此書。這些書畢竟是喬伊斯的作品，就像一個孩子當然應該屬於他的母親，而不是接生婆，對不對？

喬伊斯曾勸說我出版歐洲大陸版《尤利西斯》的平價本，但是，我對這個提議卻不感興趣。我的經濟狀況實在很困難，而且，如果我答應的話，就意味著我得繼續向喬伊斯提供所有的服務，這點我不再能做到，因為我的書店非常需要我，而且，我也覺得自己太累了。正巧在那時，奧德賽出版社（odysseypress）的一位成員前來看望我，他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議，他會去和喬伊斯接觸，讓他答應由他們來出版《尤利西斯》的歐洲版。據我瞭解，奧德賽出版社是曾經出版過《一位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的陶赫尼茨出版社的一家分支。喬伊斯接受了奧德賽出版社的提議，至於如何處理我的合約，我說就讓他們和喬伊斯做決定。他們做事很正規，一定要給我一份版稅，而且，因為給我的版稅並不影響他們給喬伊斯的報酬，所以我就接受了。奧德賽出版社出版的《尤利西斯》非常漂亮，而且，斯圖爾特·吉爾伯特修正了書中所有的錯誤。

同時，喬伊斯的那些永遠處理不完的事務也從莎士比亞書店轉到了保爾·里昂（paulléon）手上，他是喬伊斯的摯友，從那以後，喬伊斯的所有事務都由他掌管了。

三十年代

到了三十年代，塞納河左岸的風景改變了，所謂「迷惘的一代」——其實這一代人真的不應該用這個名字來形容——已經長大成熟並且功成名就。我的許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國，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懷念過去發現某一家小型文學評論或小出版社的那種樂趣。二十年代是一個讓人愉悅的年代，因為那時剛從一次世界大戰中走出來，而三十年代則要進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戰中去，並且面臨著世界經濟的大蕭條。但是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有幾位好朋友還是留在拉丁區裡，海明威在聖蘇普勒教堂（saint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麥克萊許夫婦計劃在盧森堡公園附近定居下來，我們不得不和龐德告別，因為他更喜歡義大利的拉普羅（rapallo），但是我們還有喬伊斯，尤金和瑪麗亞·約拉斯，雜誌《變遷》，還有克里斯街上住著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和艾麗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於聖母院廣場街（notredamedeschamps）的一家鋸木場的樓上，他的許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裡寫成的。埃茲拉·龐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們常能看到他戴著絲絨的貝雷帽走出走進。凱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anneporter）的公館也在那裡。

凱瑟林·安妮有一隻長得很帥的名叫船長（skipper）的公貓，它的女主人很會做菜，船長也就越來越胖。凱瑟林發明了一種瑞典式的運動系統，將滑輪掛在一棵樹上，這樣可以強迫船長在花園裡鍛鍊身體，但是，船長天生就不是苗條的那種貓。

有一天，船長死裡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門那裡看路人過往，有一個女人居然要把它裝進一個大筐裡，幸虧它的女主人出來及時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貓！」如果晚一分鐘，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許多肥貓失蹤，因為他們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jamesbriggs）］曾經邀請凱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國婦女俱樂部裡去做過一次演講，一般來說，我是不喜歡「演講」之類的活動的，但是，她的演講，就像她平時說出的話和寫出的文章一樣，非常精彩。後來，她也把演講的打字稿送給我儲存。

二十年代末，阿蘭·泰特（allentate）取得了一筆獎學金後第一次來巴黎時，我們就成了朋友。現在，他帶著妻子卡羅蘭·泰特（caroline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凱瑟林·安妮·波特一起與他們見面。我覺得這兩位的作品雖然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兩極，但在當代文學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對他那一代詩人進行一個總結，我認為阿蘭·泰特應該佔到比較高的地位。這些詩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獨特，他們的原創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讀阿蘭·泰特的詩作，就像閱讀優秀的英國詩歌一樣，讓人心曠神怡。

塞納河左岸的蘇讓別墅（villa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miller）活動的中心，從二十年代開始，文壇上就能聽到他的聲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聲音更響了。他有一位長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愛的安娜斯·尼恩（anaisnin）小姐。有一天，他倆一塊來找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寫作的《北迴歸線》（tropicofcancer）。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說，將文學與性愛相結合。我建議他將手稿給傑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這位文壇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歡那種赤裸裸的性愛主題，他出版了《北迴歸線》、《南迴歸線》（tropicof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歡米勒自己在蘇讓別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hamlet），接著是一本書名很有龐德風味的小書《金錢以及它如何變成這樣》（moneyandhowitgetsthatway）。我最後一次聽到有關米勒中心的訊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開信」，標題為《你要拿阿爾夫怎麼辦？》（whatareyougoingtodoaboutalf?），閱讀的人很快就會知道他到底想說些什麼。

托馬斯·伍爾夫（thomaswolfe）在《時光與河流》（oftimeandtheriver）出版之後沒多久，就來到巴黎，也來了我的書店。他說麥克斯·伯金斯（maxperkins）給了他一張支票，然後把他送到開往歐洲的船上。他談起喬伊斯對他的創作的影響，還說，他正在試圖擺脫那種影響。毋庸置疑，伍爾夫是一位極有天賦的年輕人，但是對人情世故卻有諸多不滿。他到巴黎來時，帶來一封給阿德蓮·瑪西（adelaidemassey）夫人的介紹信，後來，是瑪西夫人一直像母親一樣地照顧著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別人的照顧。

我親愛的瑪西夫人，是窮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她的老家是弗吉尼亞州的米德堡（middleburg）。她一邊在英國學院（britishinstitute）學習，一邊幫助瑪麗·瑞芙修女（sistermaryreeves）進行慈善工作，她可是瑞芙修女的左右手，她還要抽時間到莎士比亞書店裡當義工。［她現在仍然從事著由安·莫根（annmorgan）發起的救濟工作，並因為她的貢獻被授予勳章。］她對寫作很感興趣，但只侷限於別人的寫作。她其實也很有寫作的才華，所有的人都認為她可以也應該從事創作，只有她自己不這麼認為。

有一段時間我的書店裡找不到幫手，瑪西夫人每天都來救援。還有一段時間我年輕的助理經常感染一些孩子的疾病，瑪西夫人總能來填補空缺，這讓我覺得非常幸運。有一次，我出門好幾天，等我回來時，發現莎士比亞書店的助理感染了麻疹，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了，而瑪西夫人正忙著為整個書店消毒。

我一直沒有足夠的經費支付我的助理們一份像樣的工資，所以他們來為我工作真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很幸運，因為總是有朋友願意來幫忙，他們不在乎我有多難弄，也不在乎我的書店裡的諸多缺陷。

從我的書店開張之初，經過三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總有人願意來做莎士比亞書店的助理。我的第一和第二任助理完全是為我做義工，她們是路西亞·舒伍夫（lucieschwoff）和蘇珊娜·麥和比（susannemalherbe）。然後是瑪西尼·莫絲喬斯，她在書店裡工作了九年。我所有過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位專業的助理是簡·凡·米特（janevanmeter），現在是卡爾頓·辛曼夫人（rltonhinman），她的丈夫是一位莎士比亞專家。我當時在巴黎的《先驅論壇報》上刊登一則找助理的廣告，米特小姐前來應徵，能有她當助理，真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

在三十年代後期，雖然戰火近在眼前，我可愛的教女西爾維亞·彼特（sylviapeter）還是從芝加哥到巴黎來讀書，並在我的書店裡幫忙。接任她的是能力很強的埃莉諾·奧登伯格（eleanoroldenburger），然後是那位迷人的女孩普利斯拉·克特斯（priscillacurtiss），她臨走的時候真讓我難分難捨，如果不是戰爭迫在眉睫，她是會留下來的。

從戰爭開始一直到法國被德軍佔領，年輕的法國女性普萊特·列維（pauletterlévy）女士經常過來幫忙，她的丈夫當時正在前線打仗。還有一位名叫露絲·坎普（ruthcamp）的加拿大學生，在德軍擁入法國之時還在書店裡幫我，我想盡辦法勸她回家，但是她說什麼也不肯離開。

莎士比亞書店之友

現在，書店已經很有名了，書店裡總是擠滿了新老客戶，報紙和雜誌上也有越來越多的有關書店的報道。美國運通旅行團的大巴也會在劇院街十二號門口停留數分鐘，導遊向遊客指點出我的書店所在之處。但是儘管如此，大蕭條對莎士比亞書店的打擊還是比較嚴重。因為很多美國人離開巴黎，書店的生意已經不如以前，現在更是在走下坡路。我的那些法國朋友都還在，他們原本可以填補那些回了家的美國人所造成的生意的缺口，但是大蕭條對他們也有不小的影響。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情況更是一落千丈，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安德烈·紀德過來看我，問我書店的生意如何，我告訴他我正考慮是否要關門大吉呢。紀德聽我這麼一說，簡直嚇呆了，他大叫道：「我們不能放棄莎士比亞書店！」然後，他衝到街對面去問阿德里安娜我說的是不是真的，咳！她也只能確認我的說法！

紀德立刻糾集了一批作家，開始計劃如何拯救我的書店。他們的第一個主意是向法國政府遞交請願書，請他們援手資助書店。許多知名的作家和一些巴黎大學著名的教授都在請願書上籤了字，但是，政府的經費有限，更不會來資助我這樣一個外國人的小店。後來，這些作家們就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成員包括喬治·杜哈梅爾、路克·杜赫滕（lucdurtain）、安德烈·紀德、路易·吉列（louisgillet）、雅克·德拉克萊特（jacquesdelacretelle）、安德烈·莫洛亞、保爾·莫然（paulmorand）、讓·保蘭（jeanpaulhan）、儒勒·羅曼、讓·施隆伯傑和保爾·瓦萊裡。我的好朋友施隆伯傑起草了一封求助信，發表在委員會印刷的通訊中，呼籲大家援手幫助莎士比亞書店。信中邀請二百位朋友註冊為莎士比亞書店的會員，每年的會費是二百法郎，為期兩年，兩年後，莎士比亞書店應該能夠渡過難關了。委員會中的作家們答應輪流在書店裡朗讀他們尚未出版的作品，每個月一次，「莎士比亞書店之友」的註冊會員們有資格來參加這些朗讀會。雖然想要入會的人遠遠多過兩百人，但會員的名額卻限制在兩百之內，因為我這個小店中最多隻能擠得下這麼多人。同時，我的一些朋友也對書店進行了額外的捐贈，他們包括：詹姆斯·布里基斯夫人（mrsjamesbriggs）、瑪利安·維拉德（marianwillard）小姐、安·莫根（annmorgan）小姐、彼得夫人（mrspeter）、海琳娜·羅賓斯坦夫人（mrshelenarubinstein）、阿契伯德·麥克萊許先生、詹姆斯·希爾（jameshill）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