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如何把他的女主人公介紹給美國讀者，喬伊斯充滿了焦慮。於是，我就把目標定得很高，把它寄給了《日晷》，我希望它的主編瑪麗安娜·摩爾（mariannemoore）能夠被它吸引住。

當我聽到《日晷》接受了這篇新作的訊息時，我非常高興。後來才發現這是一場誤會。稿子寄到出版社時，摩爾小姐正巧出門在外，其實她很不情願發表這部作品。當然，《日晷》並沒有完全拒絕，他們告訴我說，要他們發表的話，這部作品必須進行大量的刪節，才能符合雜誌的要求。但是喬伊斯現在考慮的只是如何擴增這部作品，要他進行刪節，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不責怪《日晷》謹慎處理這份稿件，因為這篇文字中，母性之河流洶湧澎湃，若處理不當，《日晷》在曼哈頓西十三街的一百五十二號的地址可能都要被沖垮了呢。

《日晷》未能刊登《p.》，我覺得非常過意不去。當時仍在比利時的喬伊斯卻一點都不覺得意外。他寫信給我說：「你怎麼沒有和我打賭呢？我應該是能贏你一把的。」他又說他也對於未能取得這一「戰略上的據點」表示遺憾，因為他向來就把《芬尼根守靈夜》看成是一場戰役。

兩張唱片

一九二四年，我來到主人唱片公司（hismaster'svoice）在巴黎的辦公室，問他們是否能錄製喬伊斯朗讀《尤利西斯》的節選。他們讓我去見音樂唱片的主管皮耶羅·卡波拉（pierocoppola），最後，主人唱片公司同意錄製喬伊斯的朗讀，但是條件是一切費用必須由我們自己來承擔，而且，錄製出來的唱片不能用他們的hmv商標，也不會被收進他們的唱片目錄之中。

從一九一三年開始，在英國和法國都有作家錄製過唱片，詩人紀拉摩·阿波里耐爾（guillaumeapollinaire）就錄製過一些唱片，被保留在語言博物館（muséedelaparole）的檔案室裡。但在一九二四年，卡波拉告訴我大家想要的只是音樂唱片，別的唱片沒有銷路。我最後接受了主人唱片公司所開出的條件，答應等我收到三十張唱片後就會付款。此事的全過程就是這樣。

對於錄音這件事，喬伊斯既充滿渴望又非常擔心。那天，我叫了計程車陪他去遠在城外的畢蘭科鎮（billancourt）的錄音棚，他正好眼疾發作，所以他非常緊張。幸好，他與科波拉很快就熟悉起來，他們用義大利語談論著音樂。但是，對喬伊斯來說，錄音的過程真是一場折磨。第一次錄音以失敗告終，我們得回去重新再錄一次。錄成之後的《尤利西斯》真是一場出色的表演，每一次傾聽，我都會被感動得流淚。

喬伊斯選擇朗讀的是《埃俄羅斯》（aeolus）這一章中的一段講演，他說這是《尤利西斯》全書中唯一可以獨立出來的一段文字，也是僅有的一段「充滿雄辯」的文字，所以，很適合朗讀。他告訴我，他已經打定主意，這也將是他唯一一次朗讀《尤利西斯》。

我覺得，喬伊斯之所以選擇朗讀《埃俄羅斯》中的這一段，「充滿雄辯」並不是唯一的原因。錄音的結果也說明了這一點——「他大膽地提高了他的聲音」——聽上去，讓人覺得這遠遠不只是一次演講。

我的朋友奧格登（ogden）後來說，《尤利西斯》的錄音是「很糟糕」的。奧格登和理查茲（richards）合著的《意義之意義》（themeaningofmeaning）在我的書店中非常好賣，我的書店中也有奧格登的一些關於基本英文（basicenglish）的小書，有時，我也與這位英語束身衣的發明者見面。他在劍橋的正音委員會（orthologicalsociety）的工作室中，為蕭伯納以及其他人錄過音，他也有興趣與其他作家交流並進行語言的實驗，我猜想他的興趣主要在語言上。（蕭伯納和奧格登觀點一致，他們都認為英文的詞彙量已經非常龐大，一般人用都用不完，喬伊斯根本沒有必要再創造新詞。）奧格登先生誇口說，在他的劍橋工作室中，有兩臺全世界最大的錄音裝置，他讓我把喬伊斯送過去，到那裡去做一次正兒八經的錄音。所以，喬伊斯就前往劍橋，去錄製《安娜·利維亞·普拉貝爾》一章。

就這樣，我把他們兩位湊在了一起：一位是要解放英文，擴充套件英文；另一位要把英文常用字壓縮到五百以內。他倆的實驗完全相反，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對互相的工作充滿興趣。如果英文真被壓縮到五六百字的話，那麼喬伊斯肯定會餓得發慌，但是，對於奧格登曾經把《安娜·利維亞·普拉貝爾》按照基本英文的原則進行改寫，並將改寫後的版本在評論雜誌《心理》（psyche）上發表，喬伊斯覺得還是挺好玩的。我認為奧格登的「改寫本」讓原文盡失其美，但是我也知道，除了奧格登和理查德之外，再沒其他人和喬伊斯一樣對英語語言有著那麼強烈的興趣。所以，當黑日出版社要出版《山姆和山恩講述的故事》時，我建議他們邀請奧格登為之作序。

《安娜·利維亞》的錄音非常美妙，喬伊斯更是將那位愛爾蘭洗衣婦的口音表演得惟妙惟肖。這一珍貴成果，全要歸功於奧格登和他的基本英文。喬伊斯的記憶力一向驚人，他肯定已經將《安娜·利維亞》爛熟於心，但錄音時，他還是在某處打了結巴，就像當年錄製《尤利西斯》時一樣，要重新開始。

奧格登把錄音的第一和第二個版本都交給了我。他還用超大的字型把《安娜·利維亞》印在大紙上，這樣我們那位視力每況愈下的作家閱讀起來才能毫不費力。錄音後，喬伊斯把這幾張大紙也給了我。我一直想知道奧格登到底從哪裡弄到這麼大的鉛字，後來，我的朋友莫利斯·塞萊（mauricesaillet）仔細審查一番後，告訴我原書中的那幾頁被拍成了照片，然後又被放大了許多倍。《安娜·利維亞》是錄在一張唱片的正反面的，而《尤利西斯》中的段落只用了唱片的一面。喬伊斯同意錄製的《尤利西斯》也只有那麼一張。

有一件事真讓我非常後悔，因為我對有關錄音事宜的無知，我沒能採取必要的措施好好保護這些「母帶」，後來才有人告訴我保護唱片有一些特定的辦法，但是，那珍貴的《尤利西斯》的母帶還是被毀壞了。那時候，錄製唱片的方法還是很原始的，至少巴黎的主人唱片公司是這樣，奧格登說得對，《尤利西斯》的錄音從技術上來說並不成功。但不管怎樣，那是喬伊斯親自朗讀《尤利西斯》的唯一的錄音，在兩份錄音中，我也是更喜歡這一份。

《尤利西斯》的錄製並不是一次商業活動，那三十張複製的唱片，大部分都給了喬伊斯，讓他送給他的朋友和家人。一開始，我一張都沒有出售，許多年後，在我的經濟非常拮据時，我售出了手裡剩下的一兩張，當然，我的要價也是挺昂貴的。

我原本還想把喬伊斯的錄音重新翻版，但是巴黎的主人唱片公司的新主人手下的專家們和英國廣播公司的人都勸我打消這個念頭，我便放棄了這個計劃。後來，我授權給英國廣播公司，允許他們用我所擁有的最後一張唱片進行復制，在詩人w.r.羅傑斯（w.r.rodgers）有關喬伊斯的專題節目中播放，阿德里安娜和我也參與了這檔節目。

那些想聽聽《尤利西斯》的錄音的朋友們，可以到巴黎的語言博物館去聽。這要感謝我的一位加利福尼亞的朋友菲里亞斯·拉朗（philiaslalanne），是他提出的建議，喬伊斯的朗讀才得以和許多偉大的法國作家的朗讀儲存在一起。

【註釋】

此劇是根據《都柏林人》中的最後一篇短篇小說《逝者》（thedead）改編的，被認為是喬伊斯所有作品中最不成功的一部。當年，葉芝就拒絕在阿比劇院（abbeytheatre）排演此劇。它在倫敦的上演也要等到1970年，由品特（haroldpinter）執導在美人魚劇院（mermaidtheatre）演出。

呂涅波（1869——1940），法國演員、戲劇導演，全名aurelienfrançoismarielugné-poë。

許多人認為《流亡者》的結構與易卜生的戲劇非常相似，也有人批評它是易卜生作品的仿造品。

路易·如維（1887——1951），法國演員、導演。

科波從劇壇退下是在1941年3月，德軍佔領巴黎時，原因是他不願意接受德軍的指揮，所以，歸隱到鄉間的家中。所以，作者這裡所說的科波的歸隱修行無法考證。

喬伊斯於1941年1月在瑞士蘇黎世病逝。

《流亡者》在那裡共演了四十一場，是由雕塑家戴維森幫助製作的。

這時是1926年5月，劉易斯承諾說喬伊斯的新作將是他的新雜誌《敵人》中唯一的小說。

此時是1927年3月，劉易斯在給畢奇的附信中說，他知道自己的這本雜誌將不受歡迎，但是因為她是「巴黎唯一的英語的書商」，所以，還是把雜誌寄給了她。

亦即著名的唱片商標hmv，hmv的商標是一隻狗在聽留聲機，1909年，這個商標正式啟用。

皮耶羅·卡波拉（1888——1970），義大利作曲家、指揮家和鋼琴家。1923年到1934年間，是hmv巴黎分公司的藝術總監。

因為hmv不願意讓畢奇使用他們的商標，所以，喬伊斯後來自己設計了唱片的標誌。他的設計圖和幾張唱片，現在還儲存在美國布法羅大學中的喬伊斯收藏中。

錄音的日期是1924年11月27日，在那之前，因為眼疾的困擾，博什醫生已經安排要對喬伊斯的眼睛進行手術，但是，因為錄音的日期，手術被推遲。錄音後的第三天，喬伊斯的左眼進行切除白內障的手術，那時他的眼睛所接受的是第6次手術。

1924年11月16日，在喬伊斯寫給韋弗小姐的信中，他提到正在準備在hmv的錄音，但是說他要朗讀的是《塞壬》（sirens）一章；11月20日，在給拉爾博的信中，他說了同樣的話。所以，他是後來才選擇改錄《埃俄羅斯》一章的。整個錄音只有四分鐘。

奧格登（charleskayogden，1889——1957），英國作家、哲學家和語言學家。他發明了「基本英文」（basicenglish），也叫「簡單英文」（simpleenglish），提倡最簡單的用字和文法，並列出英文詞彙850個，說這些字就足以表達一切。《意義之意義》出版於1922年，與《尤利西斯》同年。1927年，他在劍橋建立了「正音委員會」，他的著作《基本英文：其規章及語法簡介》（basicenglish：ageneralintroductionwithrulesandgrammar）出版於1930年。所以，在這裡作者比喻他的工作是為英文穿上「束身衣」。現在，在將英文作為外語教授的地區，還沿用基本英文的850個詞彙。

在錄音時，喬伊斯向奧格登建議，如果用他的850字的基本英語來處理他的《p.》，效果會怎麼樣。但是直到1931年5月到9月間，當喬伊斯在倫敦住了一段時間時，他們才有機會共同進行這個實驗，將《p.》的最後四頁用基本英文改寫，並發表在《心理》雜誌的十月號上。

喬伊斯首先是想請赫胥黎（julianhuxley）或蘇利文（johnsullivan）為這本書作序，在兩人都拒絕之後，他才請奧格登為之作序。因為奧格登也是一位數學家，所以，喬伊斯希望他能在序言中對自己書中所使用到的數學結構進行闡述，但是奧格登在文中並未提到數學。雖然如此，喬伊斯還是稱他的序言「很有用」。此書出版於1929年8月9日。

喬伊斯這段1929年8月錄製的《安娜·利維亞》，現在可以在網上下載並聆聽。

1929年11月到12月間，在喬伊斯將這些大紙交給畢奇之前，俄國導演愛森斯坦到巴黎拜訪喬伊斯，喬伊斯還給他看了這些巨大的紙上印出的巨大的字型。當時他的眼疾讓他無法親自給愛森斯坦朗讀，所以，他就放了錄音給導演聽，讓他邊聽邊看那些大字。

《尤利西斯》的錄音只有四分多鐘，而《安娜·利維亞》的錄音是八分半鐘。《安娜·利維亞》唱片的售價在當年是兩個幾尼，還是屬於比較昂貴的。兩年之後，第一版的唱片售罄後，奧格登又發行了第二版，這次售價是第一次的一半。

這是1950年2月到3月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