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四年,海明威的回憶錄《流動的盛宴》出版,回憶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文藝圈。書中對許多在巴黎活動的作家頗有不遜之詞,但有一段描寫卻充滿了讚揚:「西爾維亞有一張生動的,如同雕塑般輪廓清晰的臉,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動物般充滿活力,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滿快樂。她的波浪般的褐色頭髮往後梳,露出她漂亮的前額,在耳朵下剪短,與她褐色的天鵝絨外套的衣領相平。她的兩條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歡開玩笑,也喜歡八卦,在我認識的所有人中,沒有人比她對我更好。」
被描寫的是西爾維亞·畢奇,《流動的盛宴》出版時,畢奇已去世兩年。在畢奇之前幾年出版的回憶錄《莎士比亞書店》中,她對海明威也有許多同樣溫馨的回憶和由衷的讚揚。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間,畢奇的莎士比亞書店是大洋兩岸英語法語作家的聚集地,這裡既是書店,也是圖書館,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這裡來買書、借書、會朋友、聊天、喝咖啡、談心事。龐德、喬伊斯、海明威、斯坦因、菲茨傑拉德、拉爾博、羅伯特·麥卡蒙、多斯·帕索斯、桑頓·懷爾德、曼·雷、茱娜·伯恩斯、尚松、普雷沃斯特、麥克利什、萊昂——保爾·法爾格、紀德、布萊荷、保爾·瓦萊裡、喬治·安太爾、亨利·米勒、托馬斯·伍爾夫等等。莎士比亞書店是自我流放的作家們在巴黎的家,是他們收取信件的穩定的通訊地址,是他們的「左岸銀行」和「郵政總局」。
畢奇是一位古怪的書商兼圖書管理員。她的圖書館毫無系統,她要出售的書上從無價碼,她更沒有任何營銷活動。而且,她與她要賣出的每一本書都難捨難分。但她是位好書商,因為她知道不同的讀者需要不同的書,她曾形容她的工作,說向讀者推薦書,就像是鞋店老闆為顧客找鞋子一樣,非得合腳才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莎士比亞書店》新版中,有美國詩人、出版家詹姆斯·拉何林(jameslaughlin)寫的序言,其中一段描寫了畢奇的書店:
和現在的許多書商不同的是,西爾維亞鼓勵顧客們在書店裡隨便讀書。對她來說,莎士比亞書店不只是一個生意,它更是一個事業,是為最好的文學作品服務的事業。她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就博覽群書,閱讀極廣,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文學品位。為了鼓勵大家隨意閱讀,她還特地到跳蚤市場上去買了好幾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來,我還能記得,這些椅子坐上去非常舒服。所有的書架都是靠牆擺著的,書店的中間部分是開放式的,就像一間起居室一樣,明亮的光線能通過窗子照進來。你一走進商店,目光馬上就會被兩面牆的書架之上掛著的作家們的照片吸引住,最重要的位置上掛著惠特曼、愛倫·坡和王爾德(還有兩張非常精美的布萊克的素描),其他還有當時所有一流作家的照片——喬伊斯,龐德,勞倫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等。書店裡的一個支架上,擺放著當時最出色的評論雜誌:《小評論》、《掃帚》、《日晷》、《這一區》、《千冊詩評》、《自我主義者》、《新英文評論》,當然還有尤金·約拉斯和他的同仁們「語言革命」的陣地《變遷》。一九三六年,我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鑑就是題獻給「語言革命」的。因為冬天沒有暖氣,所以,在書店中還有一個爐子。在旁邊有一個小房間,需要時,西爾維亞或哪位沒有地方住的作家可以在那裡過夜。
對於畢奇,拉何林的印象是:
西爾維亞雖然長得像小鳥一樣靈巧,但她卻如一匹良種賽馬那樣充滿力度和能量。她抽菸很厲害,總是不停地在忙這忙那。我還記得她在書店中,不管做什麼,動作都是那麼迅捷。我也記得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很有幽默感(特別喜歡用雙關語),無論別人說什麼,她總能妙語答對。在莎士比亞書店中,從來不會有一刻讓人覺得無聊。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巴黎的美國作家們,大多是憤世嫉俗的「迷惘的一代」,他們實驗新的寫作方法,試圖打破傳統常規。與這些叛逆的作家們相比,畢奇就顯得很循規蹈矩。出版史家休·福特(hughford)在一篇題為《畢奇:從普林斯頓到巴黎》(fromprincetontoparis:sylviabeach)的論文中說,她給人的印象是「自我控制」、「腳踏實地」、「端莊整潔」、「可敬可畏」,她更喜歡穿男裝:「精心剪裁的天鵝絨外套,低開的白領子上的蝶形領結,一頂小氈帽,一件沒有什麼特色的深色布料做成的襯衫,一雙舒服的美國皮鞋」,「她的頭髮被捲成整齊的小波浪,她的視力一直非常糟糕」,「她戴著一副鋼質框架的眼鏡,讓她看上去稍稍有些嚴厲」。但正是她和她的書店的穩定性讓她成為一塊吸鐵石,一箇中心,來來往往的作家們星轉鬥移,劃過巴黎的夜空,消失在遠處,但過了不久,可能又會飛馳回來,出現在莎士比亞書店裡。
畢奇一九一七年到巴黎定居,兩年後創立莎士比亞書店,她在巴黎一直住到七十五歲去世,巴黎是她的第二故鄉。二戰前在巴黎有兩個著名的美國女人,一個是畢奇,另一個是斯坦因。斯坦因曾說:「美國是我的祖國,但巴黎是我的家」,此話也許形容畢奇更確切,因為斯坦因畢竟只是巴黎的一位過客。畢奇的法語比斯坦因的要好很多,瓦萊裡曾說自己最喜歡畢奇能「以完全美國的方式說出最有把握的法國成語」,這讓「她作出的每一句評論都有警句和寓言的深度與力量」。
畢奇是謙卑的,這讓那些自傲的作家們感覺到舒服安全。畢奇也是以謙卑恭敬的態度對待巴黎。我喜歡英國女作家布萊荷所描述的畢奇:「她熱愛法國,她讓我們覺得住在巴黎是一種特權,但她沒犯那種常見的錯誤,她從未試圖與這個異域土地有太親近的認同,因為她畢竟沒有在這裡的童年記憶。她能將偉人和俗人混在一起,她能讓大家密切相連的紐帶是因為我們都是藝術家、探索者。我們會改變,城市也會變化,但是,在離開這個城市一段時間後再回來,我們總能看到西爾維亞在等著我們,懷裡捧滿了新書,在她身邊的角落裡,往往還站著一位我們正想要見到的作家。」
(二)
當然,讓莎士比亞書店不朽的,是因它曾是《尤利西斯》的出版商。畢奇的回憶錄中寫道:「我等在站臺上,我的心就像火車頭一樣怦怦直跳。我看著第戎來的火車慢慢停下來,我看見火車司機下了車,他的手上拿著一包東西,東張西望地尋找著,他在找我!幾分鐘後,我就敲開了喬伊斯家的門,把第一本《尤利西斯》交到他們的手上,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那天正是喬伊斯四十歲的生日,此書的出版,當然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一九二〇年夏天,畢奇與喬伊斯在朋友家相遇,喬伊斯一家剛剛搬到巴黎。畢奇崇拜喬伊斯,在回憶錄中寫道她第一次與喬伊斯握手:「我們握了握手,更確切地說,他把他軟綿綿,沒有骨頭的手放進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裡……」第二天,喬伊斯順著小街走向莎士比亞書店,那個鏡頭是文學史上一個不朽的定格:「喬伊斯就順著我書店前窄窄的上坡路走來,他穿著深藍色的斜紋嗶嘰布料西裝,頭上朝後戴著頂黑色的氈帽,在他窄窄的雙腳上,是一雙並不太白的運動鞋。他的手上轉動著一根手杖」,「喬伊斯的衣著總是有些寒酸,但是他的神態是如此高雅,他的舉止是那麼出眾,所以,人們很少會注意到他究竟穿著什麼。」
喬伊斯抱怨沒人出版《尤利西斯》,畢奇毛遂自薦,擔當起出版此書的重任。回憶錄中將出版《尤利西斯》的前前後後交待得非常詳細:第戎的印刷廠,希臘藍的封面,催促喬伊斯完成修改稿,發動在巴黎的作家們兜售《尤利西斯》預訂單,走私進入美國等等。後來有不少人批評畢奇不夠專業,說她出版的《尤利西斯》中錯誤百出。確實,喬伊斯的手書難以辨認,而且他又對原稿不停修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後來新增的,而且初版時,因為要趕時間,共有二十六位壓根就不懂英文的排字工人對此書進行排版,所以,第一版《尤利西斯》中大約有兩千多個錯誤。以後的各個版本中,錯誤依然很多,修改了前版的錯誤,又增加了新的錯誤。最近,在倫敦「名作展」中一位善本書商處,見到一本當年售價一百五十法郎的紙印本《尤利西斯》,藍色封面大開本雍容大方,書商的要價將近三十萬英鎊。
畢奇不僅是喬伊斯的出版商,更是他的助理、秘書、銀行、郵局。喬家大事小事都要找她,她簡直就是喬伊斯一直拄著的一根柺棍。即使她出門在外,喬伊斯也不放過她,他們之間的許多通訊,大多數都是畢奇夏天在山中度假或旅行在外時所寫。喬伊斯總是要求畢奇最晚第二天就必須回信,信必須特快寄出,或由送信的郵差直接帶回。而且,喬伊斯花錢大手大腳,常常入不敷出,莎士比亞書店就像是他家的錢口袋。
在《尤利西斯》初版後的十年中,莎士比亞書店將此書重印過十一次。文壇對它的興趣和熱情不減,所以,大家都覺得這本書賺了不少錢,喬伊斯的夫人諾拉和他兒子更這麼認為,他們屢屢給喬伊斯施加壓力,讓他去叫畢奇把賬算清楚,到底有多少利潤。
對於喬伊斯的這位夫人,畢奇下筆相當客氣。一方面,她寫道諾拉「整天責罵她的孩子們和她的丈夫,說他們偷懶無能」,而且,她「是個不願和書發生任何關係的女人」,對《尤利西斯》,「她連翻都懶得翻開」,她還曾告訴畢奇她「後悔自己沒有嫁給一個農夫或銀行家,甚至是一個撿破爛的」,而是嫁給了一個「可鄙」的作家。從畢奇的描述來看,喬伊斯的婚姻肯定不幸極了,但畢奇卻能打圓場,說「喬伊斯喜歡被諾拉叫成是窩囊廢,因為他在別處一直受人尊敬,所以這種謾罵反而是一種調劑」,還說,「他和諾拉的婚姻是他這一生中最幸運的一件事。在我所知道的作家的婚姻中,他們的婚姻可以說是最幸福的」。這樣的斷語讓人懷疑畢奇是否在用反諷。但是,畢奇有一點是對的:「我能理解諾拉根本就沒有必要去閱讀《尤利西斯》,難道她不正是這本書的靈感來源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