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子來過了，」比拉爾對羅伯特·喬丹說。他們從大風雪中走進山洞多煙的熱乎乎的氛圍中，那婦人點點頭，示意羅伯特·喬丹到她身邊去。「他去找馬兒了。」

「好。他有口信給我？」

「只說他去找馬兒。」

「那我們呢？」

「不知道，」她說。「瞧他。」

羅伯特·喬丹進山洞時就看到了巴勃羅，巴勃羅曾對他露齒笑笑。這時他坐在板桌邊朝他望著，露齒笑笑，還揮揮手。

「英國人，」巴勃羅大聲說。「還在下雪哪，英國人。」

羅伯特·喬丹朝他點點頭。

「我把你的鞋拿去烤烤乾，」瑪麗亞說。「把它掛在這兒爐灶的煙火邊。」

「留心別把鞋燒了，」羅伯特·喬丹對她說。「我不想在這兒光著腳走動。怎麼回事？」他轉身對著比拉爾。「這是在開會？你派人放哨了沒有？」

「在這大風雪裡？虧你說的。」

桌邊坐著六個人，背靠著洞壁。安塞爾莫和費爾南多仍在洞口把茄克衫上的雪抖掉，拍打著褲腿，朝洞口邊的石壁跺腳。

「把你的茄克衫給我吧，」瑪麗亞說。「別讓雪化在衣服上。」

羅伯特·喬丹匆匆脫下茄克衫，拍掉褲腿上的雪，解開鞋帶。

「你要把這兒全弄溼了，」比拉爾說。

「是你招呼我過來的。」

「可沒人阻攔你回洞口去拍撣啊。」

「對不起，」羅伯特·喬丹說，光腳踏在泥地上。「找雙襪子給我，瑪麗亞。」

「夫君吩咐啦，」比拉爾說著，向火裡塞進一塊木柴。

「你得抓緊現有的時間，」羅伯特·喬丹對她說。

「背包上著鎖，」瑪麗亞說。

「鑰匙拿去，」他把鑰匙扔過去。

「這鑰匙不是這包上的。」

「是另一隻的。襪子就在上面的邊上。」

姑娘找到了襪子，關上背包，上了鎖，把襪子和鑰匙一起拿過來。

「坐下穿上襪子，把腳好好揉揉，」她說。羅伯特·喬丹朝她咧嘴笑笑。

「你不能用你的頭髮把它們擦擦乾嗎？」他這話是說給比拉爾聽的。

「真不是人，」她說。「開頭是莊園主。現在成了我們的前任天主啦。拿塊木柴揍他，瑪麗亞。」

「別，」羅伯特·喬丹對她說。「我在開玩笑，因為感到高興。」

「感到高興？」

「是的，」他說。「看來一切都十分順利。」

「羅伯託，」瑪麗亞說。「來坐下，擦乾腳，讓我拿些喝的給你暖和暖和。」

「人家會以為他以前從沒踩溼過腳，」比拉爾說。「天上也從沒下過一片雪花似的呢。」

瑪麗亞給他拿來一張羊皮，鋪在山洞的泥地上。

「得，」她說。「踩在羊皮上，等鞋幹吧。」

羊皮新近晾乾，還沒鞣過，羅伯特·喬丹把穿著襪子的雙腳踩在上面，聽到羊皮窸窣作響，像張羊皮紙。

爐火在冒煙，比拉爾對瑪麗亞大聲說，「把爐火扇旺，沒用的丫頭。這兒可不是熏製作坊。」

「你自己扇吧，」瑪麗亞說。「我在找聾子留下的酒瓶哪。」

「在他那兩隻背包後面，」比拉爾對她說。「你非把他當作吃奶的娃娃來照顧不可嗎？」

「不，」瑪麗亞說。「當作又冷又溼的男人。剛回家的男人。在這兒哪。」她把瓶子拿到羅伯特·喬丹坐著的地方。「這瓶酒就是你今天中午喝過的。可以把這瓶子做盞漂亮的燈。等再用上電的時候，真可把這瓶子做盞好燈。」她讚賞地看著這隻瓶身有三大凹痕的酒瓶。「你覺得這酒好不好，羅伯託？」

「我原以為我是英國人呢，」羅伯特·喬丹對她說。

「我當著別人的面叫你羅伯託，」她低聲說著，臉紅了。「你要怎麼喝，羅伯託？」

「羅伯託，」巴勃羅嗓子沙啞地說著，對羅伯特·喬丹點點頭。「你要怎麼喝，堂羅伯託？」

「你要喝一些嗎？」羅伯特·喬丹問他。

巴勃羅搖搖頭。「我正拿葡萄酒來灌醉自己，」他神氣地說。

「跟巴克斯搭檔去吧，」羅伯特·喬丹用西班牙語說。

「巴克斯是誰？」巴勃羅問。

「你的一位同志，」羅伯特·喬丹說。

「我從沒聽說過他，」巴勃羅氣咻咻地說。「在這山區從沒聽說。」

「給安塞爾莫來一杯，」羅伯特·喬丹對瑪麗亞說。「是他捱了凍。」他正在穿上那雙烘乾的襪子，杯裡兌水的威士忌爽口而微微暖人。但不像艾酒那麼在肚子裡翻騰，他想。什麼酒也及不上艾酒啊。

誰想得到這山裡會有威士忌呢，他想。但是仔細想想，在西班牙最可能搞到威士忌的地方得算拉格蘭哈了。想象一下聾子拿一瓶來請作客的爆破手，然後存心把它帶來留在這裡。這不光是出於他們所具有的禮貌。他們的禮貌歷來就是拿出瓶酒來，按照習俗請人來一杯。法國人就會這樣做，他們還會把喝剩的留到下一次。是啊，當你本人有事在身，有充分的理由不考慮人家，只考慮自己，只考慮自己手頭的事，但竟能真心體貼地想到客人會喜歡喝威士忌，並且後來再把它帶來讓他喝個痛快——這是西班牙人的風格。一種西班牙人的風格，他想。你愛這些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存心把威士忌帶來吧。別把他們傳奇化了，他想。有九流三教的美國人，就有九流三教的西班牙人。但是話得說回來，帶威士忌來還是乾得很漂亮。

「你覺得這酒怎麼樣？」他問安塞爾莫。

老頭兒正坐在爐邊，臉上堆著笑，兩隻大手捧著杯子。他搖搖頭。

「不怎麼樣？」羅伯特·喬丹問他。

「小丫頭在裡頭兌了水，」安塞爾莫說。

「羅伯託正是這麼喝的，」瑪麗亞說。「難道你是什麼特殊人物？」

「不，」安塞爾莫對她說。「一點兒也不特殊。不過我喜歡喝下去感到火辣辣的。」

「把那杯子給我，」羅伯特·喬丹對姑娘說，「給他斟些火辣辣的玩意兒。」

他把杯裡的酒倒在自己杯裡，把空杯遞還給姑娘，她就小心地把瓶裡的酒倒在杯裡。

「啊，」安塞爾莫拿了酒杯，腦袋一仰，讓酒灌進喉嚨。他望望瑪麗亞拿著酒瓶站著，對她眨眨眼睛，兩眼流出了淚水。「這玩意兒，」他說。「這玩意兒。」接著他舔舔嘴唇。「這玩意兒才能把在我們肚裡作怪的蛆蟲殺死。」

「羅伯託，」瑪麗亞說，來到他身邊，仍然拿著酒瓶。「你準備吃飯嗎？」

「飯準備好了？」

「隨你什麼時候想吃都行。」

「別人都吃了？」

「除了你、安塞爾莫和費爾南多，都吃了。」

「那我們吃吧，」他對她說。「可你呢？」

「往後跟比拉爾一起吃。」

「就現在跟我們一起吃吧。」

「不。那看來不好。」

「來，吃吧。在我國，男人不在他女人之前先吃。」

「那是你的國家。這兒後吃比較合適。」

「陪他吃吧，」巴勃羅從桌邊抬眼望著說。「陪他吃。陪他喝。陪他睡。陪他死。遵照他的國家的規矩吧。」

「你醉了嗎？」羅伯特·喬丹站在巴勃羅面前，說。這骯髒的、滿臉鬍子茬的漢子愉快地望著他。

「是啊，」巴勃羅說。「你那女人陪男人一起吃飯的國家，英國人，在哪兒呀？」

「在美利堅合眾國蒙大拿州。」

「男人跟女人一樣都穿裙子的地方，就是在那兒？」

「不。那是在蘇格蘭。」

「可是你聽著，」巴勃羅說。「你像那樣穿裙子的時候，英國人啊——」

「我不穿裙子，」羅伯特·喬丹說。

「你穿著那種裙子的時候，」巴勃羅還是說，「裡邊襯什麼玩意兒？」

「我不知道蘇格蘭人的穿著，」羅伯特·喬丹說。「我自己也想知道。」

「不是蘇格蘭人，」巴勃羅說。「誰理會蘇格蘭人？誰理會名稱那麼古怪的外國人？我才不哪。我才不理會哪。你，啊，英國人。你。在你們國家，你們在裙子裡邊襯什麼？」

「我對你說了兩次，我們不穿裙子，」羅伯特·喬丹說。「不是說酒話，也不是講笑話。」

「但是在裙子裡邊，」巴勃羅堅持說。「因為大家知道你們是穿裙子的。連當兵的也穿。我見過照片，而且在普賴斯馬戲場也見過。你在裙子裡邊襯什麼，英國人？」

「兩顆雞巴蛋，」羅伯特·喬丹說。

安塞爾莫哈哈大笑，其他聽著的人也笑；只有費爾南多例外。在女人面前講這樣的粗話，他一聽那聲音就覺得不快。

「噢，這是正常的，」巴勃羅說。「不過我看你有了夠多的雞巴蛋，就不會穿裙子了。」

「別讓他再說這種話，英國人，」那個名叫普里米蒂伏的扁臉、破鼻子的漢子說。「他醉了。跟我講講，你們國家種什麼莊稼，養什麼牲口？」

「牛和羊，」羅伯特·喬丹說。「還種很多糧食和豆子。還種很多做糖的甜菜。」

他們三人這時坐在桌邊，其他人挨在旁邊坐，只有巴勃羅獨自坐著，面前放了一碗酒。燉肉還是跟上一夜的一樣，羅伯特·喬丹狼吞虎嚥地吃著。

「你們那兒有山嗎？既然叫蒙大拿，當然有山，」普里米蒂伏客氣地問，想開啟話匣子。巴勃羅喝醉了，使他很窘。

「有很多山，而且很高大。」

「有好牧場嗎？」

「好極了；有政府管理的夏天森林裡的高原牧場。到了秋天，就把牛羊趕到低坡去放牧。」

「那兒土地歸農民自己？」

「大多數土地歸種地人所有。土地本來是國有的，但是如果有人在那兒生活，並且表示願意開墾它，一人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公頃土地的所有權。」

「跟我講講這是怎麼回事，」奧古斯丁問。「這是一種土地改革，有點兒意思。」

羅伯特·喬丹講解了分給定居移民宅地的過程。他從沒想到過這是一種土地改革。

「這好極了，」普里米蒂伏說。「這麼說，你們的國家實行共產主義？」

「不。那是在共和國領導下進行的。」

「依我看，」奧古斯丁說，「在共和國領導下什麼事都幹得成。我看不需要別的形式的政府了。」

「你們沒有大業主？」安德烈斯問。

「有很多。」

「那麼準有弊病囉。」

「當然。有很多弊病。」

「你們可要消滅這些弊病呢？」

「我們越來越想要這樣做。但仍舊有很多弊病。」

「但是有沒有必須加以解散的大產業呢？」

「有。但有人認為，靠抽稅就能解散它們。」

「怎樣做法？」

羅伯特·喬丹解釋所得稅和遺產稅的作用，一邊用麵包抹著盛過燉肉的碗。「但是大產業還是存在。另外土地要徵稅，」他說。

「可是大業主和有錢人當然要鬧革命來反對這些稅收。我看這些稅倒是革命的。他們看到自己受到威脅，準會反抗政府，正像法西斯分子在這兒幹下的那樣，」普里米蒂伏說。

「這可能。」

「那麼你們那兒也得像我們這兒一樣，必須鬥爭囉。」

「對，我們必須鬥爭。」

「你們那兒法西斯分子不很多吧？」

「有很多，但他們不知道自己就是法西斯分子，不過到頭來是會明白過來的。」

「可是你們不能在他們造反之前先消滅他們嗎？」

「不行，」羅伯特·喬丹說。「不能消滅他們。但我們可以教育人民警惕法西斯，等它一露頭就有所認識，向它作鬥爭。」

「你知道什麼地方沒有法西斯分子？」安德烈斯問。

「什麼地方？」

「巴勃羅老家那鎮上，」安德烈斯說著，露齒笑笑。

「你知道那鎮上發生的情況吧？」普里米蒂伏問羅伯特·喬丹。

「知道。我聽說了事情經過。」

「聽比拉爾講的？」

「是的。」

「你從這女人嘴裡聽不到全部經過，」巴勃羅氣咻咻地說。「因為她沒有看到事情的結局，因為她在窗外從椅子上摔倒了。」

「那你把所發生的情形跟他講講吧，」比拉爾說。「既然我不知道事情經過，你就講一講嘛。」

「不，」巴勃羅說。「我從沒講過那情形。」

「不錯，」比拉爾說。「你不會提它了。現在你可但願當時沒發生那回事。」

「不，」巴勃羅說。「這話說得不對。要是大家跟我一樣，當時把法西斯分子都幹掉，就不會有這場戰爭啦。但是，當時的情況如果不是那麼回事，那就好啦。」

「你說這話幹嗎？」普里米蒂伏問他。「你要改變政治態度？」

「不。但當時幹得野蠻，」巴勃羅說。「那些日子我非常野蠻。」

「你現在可醉了，」比拉爾說。

「是啊，」巴勃羅說。「請包涵。」

「我倒喜歡你野蠻的時候，」婦人說。「男人中最可惡的是酒鬼。賊不偷盜時還算像人。流氓不在自己家裡敲詐勒索。殺人兇手在家會洗手不幹。可是酒鬼臭氣沖天，在自己床上嘔吐，讓酒精把他的五臟六腑都爛掉。」